城市安全管理存在“三大误区”

　　“头上没抛落物，脚下井有盖，行路起居不用提心吊胆”，有中学生在网上这样寄望自己生活的城市，这也是百姓内心质朴的心愿。然而，当前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重点还停留在“发生事故如何应急管理”上，管理思路还存在着“没有事故就是安全”的片面认识，在风险评估、风险防控等方面还有不少误区。

　　误区之一：麻痹大意的“青蛙效应”

　　公共安全是每个公民最直接的利益所在，涉及生命、健康、财产等，是最重要的民生。

　　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公共安全的责任者，但现实中，并非所有人都能从“第一位”的高度来认识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有些人认为安全事故永远不会与自己有关;有些人虽然知道安全事故并非远在天边、事不关己，但始终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这种“倒霉事”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因此放松了警惕，麻痹大意。

　　2017年12月1日凌晨4时，天津河西区一大厦38层发生火灾，造成10人死亡、5人受伤。事故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起火物质为堆放在电梯间内的杂物和废弃装修材料，且该大厦施工现场存在擅自放空消防水箱导致其未能发挥作用、工人违规住宿等问题。

　　建筑物的消防设施失灵并非个案，公安部消防局2017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23.5万幢高层住宅建筑中，未设置自动消防设施的占到46.2%，而设有自动消防设施的高层建筑，其平均完好率也不足50%。

　　天津市有关负责人表示，此前天津市委、市政府组织开展了大力度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但仍发生了此次火灾事故。这充分暴露出在安全生产、城市管理等方面依然存在突出隐患和问题。

　　长期惯性思维、风险意识不足导致的“青蛙效应”，是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的一大误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徐祖远表示，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首先要从习惯“亡羊补牢”转向自觉“未雨绸缪”，在当前的复杂环境下，不能存有任何侥幸心理，凡事都需重视潜在的问题，预估可能的隐患，做好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政府财政投入应更多考虑“未雨绸缪”的工作，并作出制度性安排。

　　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军认为，具体事件不能预测，风险则是可以辨识的，需要通过各种形式，多鼓励社会组织、基层社区和市民群众对风险防控自发自觉地参与，加强对社会各界的城市风险意识教育。

　　误区之二：连“摸清家底”都没做到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城市风险管理上存在明显差距，不仅缺乏管理的理论与方法，而且在识别城市风险产生原因、辨析城市风险形成条件、制定应对城市风险对策等方面，亟须建立一套完善的机制。

　　北京大兴造成19人死亡的“11·18”火灾发生后，北京进行了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在北京市安委会负责人看来，排查行动发现的隐患可谓“触目惊心”。截至目前，累计排查上账的安全隐患多达2万多处。

　　有企业用大量的易燃材料改建或扩建员工宿舍，薄薄的墙板一点就着，万一有点火星，就可能让整栋楼付之一炬;有的工厂几百人住在一间狭小的厂房里，私拉的电线密得像蜘蛛网;有些村民占着村里的疏散通道盖房出租，万一出事消防车都进不了村;有些快递收发点里快递件摞得有两层楼高，插座一用就冒火星，而不少快递员就住在里面……一旦发生火灾，就可能造成群死群伤。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翟宝辉认为，有的管理部门连“摸清家底”都没做到。若一个城市连有多少流动人口、这些人在哪里活动和做什么都不了解的话，一旦危险事件发生，应急预案很难发挥作用。

　　美国著名安全工程师海因里希曾于1941年提出了300∶29∶1法则，即当一个企业有300起隐患或违章，必然要发生29起轻伤事故或故障，另外还有一起重伤、死亡事故。城市运行中出现的风险并非不可预测，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科学规律可循的。随着科技大踏步发展，人们可以利用大数据等研究海因里希法则，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从而逐步产生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的“中国方法”，为中国城市拉开“安全网”。

　　误区之三：风险管理“各扫门前雪”

　　城市风险具有系统性、复杂性、突发性、连锁性等特点，风险防控需要跨系统、跨行业、跨部门的专业合作与统筹协调。

　　翟宝辉认为，各个部门负责管理的是城市发展中的一部分工作，从行政管理上看，分段管理没有问题，但城市是整体运转的，部门与部门之间职责的重叠部分或者空白地带最容易成为隐患点。

　　“2004年，某地一些工人将湖底淤泥挖出后堆积晾晒，结果土堆滑坡，把加油站的墙推倒了，把油箱撞了一个洞，油流到一个施工现场，施工中的火星把油点燃，引发了加油站爆炸，引燃了1公里以外的火车，而当时火车上满载着花炮，进而引爆了一个危险品仓库，最终10公里范围内的生产和生活都受到了影响。”翟宝辉说。

　　这是一起连环安全事故，监管涉及市政、铁路、安监等各个部门的很多环节，但凡哪个环节之前监管力度够大，可能都会阻止后面灾害的发生。这虽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事件，但其中反映出的问题很值得反思。

　　比如，危险品的存储运输，既涉及产业政策，又涉及土地规划，既关系到安全生产，也关系到交通管理，各个管控部门环环相扣，才能排除安全隐患;又比如，部分公共安全基础设施设防标准偏低，各行业风险监测管理标准不统一不规范，增加了城市安全管理的难度。

　　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孙建平认为，相较于国际经验，我国城市的风险管理过度依赖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以及市民等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能力还不够强，积极性还不够高。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等碎片化问题，也直接影响了城市安全管理的效率和能力。

浙江小学生开展新学期“安全教育第一课”徐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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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樵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