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擘画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蓝图，目标催人奋进，使命呼唤担当。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8900多万名党员，这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围绕这一基层组织建设的新目标、新定位、新要求，半月谈组织记者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行了深入调研。记者调研发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出了一系列管党、治党重大举措，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不断夯实，基层组织的活力与战斗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更加显现，得到了广大基层群众的认可和信任，基层党员的自豪感不断提升。

　　“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在具体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基层发展党员问题上，个别农村支部出现的一些现象令人担忧，有些问题甚至具有一些普遍性。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启动之际，这些问题如不加以重视，可能会损害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群众的获得感，掣肘乡村发展的进程，阻碍基层组织力的提升。

　　案例调查：党建“标兵村”发展党员为何难

　　地处安徽凤台县西北方的彭庄村，曾被评为2013年~2015年淮南市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五个好”村党组织标兵。

　　但就在这个村，自2010年至今，除了接收外地转来的预备党员、正式党员之外，没有从本村内部成功发展一名正式党员。屡屡列入培养计划的4名村民均有争议：有人是村干部亲属，有人在被举报后放弃转正，但放弃后又被组织列为积极分子。

　　半月谈记者走进彭庄村，对这一情况进行了调研。

　　村干部亲属入党遇举报，放缓几年再发展

　　2017年9月1日，中共凤台县杨村镇委员会下发文件称，被发展为预备党员的陈侠由于资料不够规范，经研究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陈侠是彭庄村现任村党总支书记苏新友的妻子。苏新友自2005年起至今，一直连任该村党总支书记，已经连任到了第四届。

　　2008年7月，陈侠在彭庄村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同期还有苏具永(现任村总支委员苏巨峰的弟弟)、苏文珍(时任村计生专干，现任村妇联主任)、村民苏兆扬(前海生产联队联队长)。2012年上述4人发展为预备党员过程中，因遇“信访反映问题”，苏具永、苏兆扬主动放弃发展预备党员资格，陈侠、苏文珍因“镇党委建议延长考察培养时间”也未成功发展。

　　2015年，彭庄村支部又发展陈侠、苏文珍为预备党员。据苏新友回忆，就在两人2016年11月转正前夕，再次“有信访反映问题”。这一次，陈侠主动放弃转正，镇党委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苏文珍也因信访问题未转正。

　　2017年12月，曾主动放弃预备党员资格的苏具永，又出现在彭庄村8名入党积极分子考察对象的名单中。

　　专家评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周淑真分析认为，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是广大农民观察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窗口。2010年~2016年，彭庄村发展预备党员，被举报便放弃或放缓，隔两年又被发展，始终在有争议的几人中打转。这不仅影响了党员发展工作，更损害了组织工作的公信力。安徽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郝欣富同样认为,这不仅反映出基层党组织在党员发展工作上的不严肃，更反映出该村发展党员的程序特别是关键环节存在问题。

　　理由：为“稳定”不发展党员?

　　党章规定，“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任务之一。《安徽省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2012~2016年规划》、2017年1月印发的《安徽省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标准(试行)》明确规定，“对连续两年以上没有发展新党员的村党组织及其所在乡镇党委实行告诫制度，必要时进行组织整顿”，“村党组织每两年至少发展1名党员”。

　　2010年至今，彭庄村除了外部转来的预备党员与正式党员外，没有从本村内部发展一名正式党员。根据该村党员统计表计算，党员平均年龄已超62岁，老龄化趋势明显。

　　一位有近十年党龄的村民说，“村书记想发展他老婆，组织委员想发展他弟弟，村干部亲属们一直选不上，就压着其他人。其他村民想入党入不上。”

　　杨村镇副镇长、彭庄村包村干部付伟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回应说，除了年轻人多外出务工增大了发展党员难度外，2011年、2014年村两委换届，出于稳定考虑，发展党员要慎重。同时有群众因入党不成功连续信访，这是为保持稳定而采取的谨慎做法。当记者质疑“换届影响发展党员”的说法时，苏新友进一步解释称，虽然换届与发展党员不冲突，但根据当地情况，“怕引起一些纠纷。”

　　专家评点：“这样的理由更像是托辞，在困难面前，恰恰是要坚持和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周淑真说。郝欣富认为，换届和信访不应当成为不发展党员的理由，害怕纠纷就将发展党员工作置之一旁，村党总支的担当不够，工作态度和工作纪律值得思考。

　　“糊涂”台账：材料不全还“自相矛盾”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彭庄村在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发展预备党员等系列工作中，还存在信息不实、材料不全等工作不规范问题。

　　——一份“没有原件的复印件”。当记者提出查看有关苏文珍入党的会议记录时，村党总支提供了一页未盖公章的复印件，内容是“经过二年多的培养……确定苏文珍为党员发展对象。”仔细一看，便发现“蹊跷”之处。苏文珍是2008年7月才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这份2008年5月的会议记录却写着“经两年多培养”及“确定为党员发展对象”。

　　当记者提出查看原件时，工作人员刚说完“这是刚复印的”，又声称“找不到原件”。考虑内容、时间、语言等前后矛盾，记者质疑这份会议记录为了应付采访而“伪造”，村党总支委员苏巨峰瞬间沉默，低下了头，不再说话。

　　——两份“相互打架”的情况说明。在半月谈记者从彭庄村离开的当夜和第二天，杨村镇党委发来两份关于彭庄村2005年至2017年发展党员情况的说明。但这两份说明前后矛盾，一份说明称“2012年发展预备党员4名”，另一份却说，2012年两人主动放弃发展预备党员资格、两名预备党员未发展成功。

　　——三个“未解之谜”。其一，当记者要求查看陈侠申请入党相关资料时，苏新友称，材料已被其爱人私下去乡镇索回。同时，记者在杨村镇2016发展党员台账上发现，陈侠公示年龄42岁，这与其当时49岁(1967年生)的实际年龄不符，镇组织委员回应称“信息录入有误”。

　　其二，说法“前后矛盾”。该村村民齐家玉反映，十年来他多次提交入党申请书，可村党总支没有一次按规定做到“在一个月内派人谈话，了解情况”。村书记和党总支委员先是说记不清收到过其申请书的具体次数，后又咬定只收到过一份，并且“应该是进行过谈话”。这些已成为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记者还注意到，两人对发展党员的基本流程并不熟悉，如不清楚“收到入党申请书后，应当在一个月内派人同入党申请人谈话”。

　　其三，作为上级部门，杨村镇党委态度不明。采访中，付伟对彭庄村发展党员问题，先后使用“三四年不发展党员，确实不符合规定”“发展党员稍微滞后了点”“村里采取的谨慎做法”“宁缺毋滥”等表述。

　　专家点评：周淑真分析说，发展党员不力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待上级部门加大监督力度，给村民和社会一个交代。（半月谈记者 张紫赟 水金辰）

　　缺合格党员，缺优秀人才，缺好带头人

　　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党心民心、不断落地生根，各地基层党组织坚持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严把党员入口关，新发展党员的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记者在调研中也发现，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发展党员优亲厚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先锋模范作用难以发挥，老弱病残严重，组织生活有名无实，甚至被黑恶势力把控，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仍有不少隐患。而根源还在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优秀人才外流，以至于农村党支部建设中缺合格党员、缺优秀人才、缺好带头人。

　　入党门槛低，党员素质堪忧

　　有一些党员文化水平非常低，入党申请书都不会写，上台去读都读不通顺，字都能认错。有的抄网上的入党申请，甚至把名字地址都抄上去了。

　　“关系好”能入党。西部某省一个村的第一书记介绍，因区划调整，2016年7月，另一个行政村被并进本村。据他了解，在被并入的村中有一名党员，既不识字、又不讲理，喜欢惹是生非，群众基础很差，但当初因为他与村支书关系较好，就顺利入了党。

　　西部某省份驻村扶贫队一名队员对记者说：很多时候，支部书记和谁关系好，就让谁先入党;如果支书跟你玩得不好，他就会说今年名额不够，让你明年再写申请。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就出现了很多素质不过关的党员。我们帮扶的村寨有一名党员扎某(化名)，今年30岁了，属于文盲，没读过书，在村子里也很懒散，不爱干活，在这个深度贫困村寨里都算是比较后进的年轻人。党支部找他去带头参加劳动，他就直接提出：“我不当党员了，你们拿给某某某去当。”

　　“够蛮横”成优势。西部某县一名有7年党龄的农村党员邵某说，农村党员总体来说是好的，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村有的党员就吃喝嫖赌，有的还是村里的地痞流氓。这些人说不定在乡上说话比支书还管用，他想要入党，村支书都要给他点面子，没准还会给他弄个什么职务。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有些村支书也愿意他们入党，因为他够蛮横，一些工作推动得起来。比如村里修路要占谁家的田，这家如果不愿意，他没准就会动手威胁，用比较野蛮粗暴的方式去开展工作。

　　“拉人头”凑任务。秦巴山区一个贫困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说，由于村里大多是文化程度偏低的留守老人，没有合适的培养对象，他们村已经5年没有发展党员了。按照镇党委要求，去年需要发展一名年轻党员，恰好该村一名在外打工的大学毕业生暂时回村休整一段时间，村干部就立刻上门做工作，很快将之发展为预备党员。

　　“按照正常程序，应当是本人先写入党申请书，之后再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但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这些环节的时间只能压缩，连入党申请书的时间都是往前填的。”这位第一书记坦承，这类情况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并非个例。

　　“我在调研中也了解到，在个别地方，为了完成上级要求的发展年轻党员的任务，有村干部主动上门劝说年轻人入党，甚至给予其一定承诺和好处。”一位党建研究专家告诉记者。

　　“一言堂”先定调。西北某省一位农村党员透露，前些时候，该村党支部开会讨论接收一名预备党员，村支书先定下调子，但讨论的人选还不是入党积极分子。在无记名投票环节，有3名党员甚至没有领到表决票，“在村支书的坚持下，最终还是通过了。”

　　“现在我们开会讨论发展预备党员，连人都不认识，面都见不到，就是走走形式。”西南某省农村党员老叶说，“现在基层发展党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我觉得应该规范起来，开会时让积极分子都互相介绍一下，充分了解下情况。”

　　支部小圈子，战斗堡垒变味

　　“自家后院”，发展党员优亲厚友。记者在北方某市城乡接合部一个村采访时了解到，该村原支书2014年因妨害公务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被开除党籍并被判处有期徒刑。该村多位群众向记者透露，这位村支书在任10年的时间里，几乎把党支部变成了“自家后院”，大多在亲戚朋友和“自己人”中发展党员，俨然成了“党内个体户”。如果一些党员“不听话”，其组织关系就被强迫转出该村。久而久之，该村党员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是此人的亲属或亲信。

　　该村一位曾担任过村委会副主任的人说，为使一位亲信的儿子顺利入党，这位原村支书曾在村里策划了一起小小的火情，让人专门拍下亲信之子英勇救火的场景，以此作为“良好表现”，助其顺利入党。还有一个人在外开设赌局，因其父与原村支书关系密切而顺利入党。“虽然原来的支书被判刑了，但当初他发展的党员都还在村里，影响还在。有的党员就没个党员的样子，更别提什么先锋模范作用了。我们是看在眼里、痛在心头!”有村民无奈表示。

　　西南某省一位农村党员老叶告诉记者，他们村有10名入党积极分子，其中一名老师大学毕业比较优秀，但开支部会议发展的是另外一名只有初中文凭、在村子附近当保安的普通年轻人。“他是支书家的侄子。”老叶说，当天晚上，支书召集全村党员开会，讨论选出一名预备党员，支书明说了就要大家选这个人。

　　“我就觉得很不公平，选上的人普普通通，有好几个入党积极分子都比他优秀。这几年发展党员要求很严格，但我们书记上任这四五年来不光发展了他侄子，还把他儿子也发展成了党员。”老叶说，在他家附近村子的党支部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党支部发展党员，书记会提前说让大家选谁，投票只是走走形式。

　　“武大郎开店”，优秀人才拒之门外。多位受访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在一些地方，有村支书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发展党员时将优秀的人才拒之门外，甚至凭个人好恶发展党员。

　　“有的村支书当得时间久了，眼界受限，产生了错误的观念‘你比我行，我就不发展你’，怕对自己形成挑战。”西部地区一位乡镇干部说。据他介绍，该镇有一名群众日常表现很好，一心为乡亲们服务。在近年当地一起洪灾中，该群众曾跳入水中英勇抢险，在村民中威信很高。尽管这位群众写了多年入党申请书，但因为所在村的支书总是提反对意见，一直未能入党。

　　农村党员老叶说，之所以说一些基层党员素质差，一个原因就是村里优秀的人反而入党难。在村里面当干部要看家族的，谁家里人多，谁的票就多。基层党支部每三年换届一次，书记把家人拉进来做党员，投票选支委时候自己就得票多了。

　　部分村干部“黑恶化”操纵控制村两委。为保障山东农村“两委”换届顺利进行，山东省打黑办依法严厉打击农村地区黑恶霸痞势力违法犯罪特别是“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组织力量对全省8.29万个行政村和30.37万名“两委”成员进行“拉网式”排查，对有违法犯罪前科的4240名村“两委”成员逐人建立台账，侦办村干部涉嫌黑恶霸痞犯罪案件57起，打击处理村干部47名，其中村书记16名，村主任29名。

　　2017年8月，黑龙江省纪委通报的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满族乡曙光村原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于福祥案令人反思。于福祥把曙光村当作“自留地”和“独立王国”，大肆贪占公款，腐化堕落、极度奢靡，涉案金额达2亿多元。于福祥属于典型的“村霸”，横行乡里、欺压群众，2010年7月，纠集社会闲散人员20余人，将哈尔滨市农电局4名工人砍伤。于福祥被审查期间，对抗组织审查，并恐吓威胁执纪审查人员。2017年6月，于福祥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位熟悉情况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于福祥集人财物三权于一身，拉拢自己的亲朋好友入党，打击持不同意见者，组织生活形同虚设，民主决策也成了“一言堂”。

　　记者从山东省政府新闻办2017年11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农村地区黑恶霸痞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危害基层组织建设。有的农村黑恶霸痞势力借助家族、宗派势力，操纵、控制农村“两委”换届选举，把持基层政权，侵吞集体财产，强占集体资源，为个人、家族牟取非法利益，有的横行乡里，欺压、迫害百姓，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党员老弱残，先锋模范难当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村，党员年龄老化后继无人、文化程度偏低、带动能力不强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有能力的人都在外面”。在北方某省一个乡镇，全镇28名村支书中50岁以上的就有24人，没有一名40岁以下的村支书。该镇一位村支书说，他们村29名党员中有13名流动党员，在村里的16名党员，老弱病残、行动不便者就有6人，平时能正常参加组织生活、集体学习的不足10人。党员文化程度大多在初中以下，还有个别文盲。

　　“在家的党员里，绝大多数都不会上网，也不会用智能手机。村里只有我一个人能写材料。每次组织党员学习，大家都很认真，但毕竟大多数都是老龄党员，学完之后的带动效果比较有限。”这名村支书说，该村近两年来没有收到1份入党申请书，因为“有能力的人都在外面”。

　　“更多的是无人可发展”。多位从事组织工作的基层干部分析说，一些地方农村党支部出现的老化、边缘化、后继无人问题，与农村整体人口结构密切相关。在不少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农村空壳化现象普遍，集体经济不振，对年轻人难有吸引力，留守在村里的普遍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如此一来，党支部很难有发展对象，即使有优秀的人才向组织靠拢，因大多流动在外，党组织也难于考察。

　　“确实有个别村干部出于私心，担心权力和地位受到挑战，不愿意发展党员。但实事求是地说，农村基层组织老化、弱化，更多的是无人可发展。”西部一位乡镇干部这样认为。

　　西北某国贫县县委组织部干部介绍说，去年该县发展农村党员的工作重点是向3年以上没有发展过党员的村子倾斜，但全县还是有17个村发展不出党员，“因为确实没有合适的苗子。发展党员不能在矮子里拔将军，宁缺毋滥。”

　　记者调研发现，农村人才外流、村组干部年龄老化、年轻干部跟不上等问题，在一些落后地区更为明显，给农村可持续发展带来影响。东北的一位乡镇干部说，农村基层党建普遍面临老龄化，尤其是农村“两委”班子面临接班问题。选好村党组织带头人，是摆在县乡两级党委面前的突出问题。

　　开会人难齐，组织生活随意

　　记者在基层调查发现，有的地方过半党员不在县域境内，很难召开一次全体支部大会。

　　在北方的一个农业大县，一位村主任告诉记者，全村16名党员，居住在村里的有7名，其中还有2名不常住。一位镇党委书记说，镇内一个合并村，党员相对较多，现有党员74名，如今在县域境内的有36名，其他的都在外地，有的好几年不回来一次。

　　这些村的基层干部表示，过半党员在外地，很难组织召开一次支部大会，有的村相对好点还能召开支部大会，有的地方支部大会开不起来，组织生活会也不按时召开。

　　北方一农业县组织部干部介绍说，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减少，目前，全县农村党员1392人，常年在村里居住一半左右，不少在县域外，党员居住分散，导致农村党员组织生活难开展。

　　“开会都找不全人，这会咋开?”一位基层党员说。半月谈记者 陈晨 庞明广 王建 蔡馨逸 叶婧

　　大家谈：怎样做强农村党支部

　　政治功能是党组织第一位的功能，提升组织力是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建设的必然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不少短板，甚至出现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最终严重阻碍了组织力的提升。

　　针对农村党支部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处偏远的党支部面临的各种难题，应该怎么办?

　　乡村振兴了，选人问题才好办

　　河南某县委组织部长：之所以出现基层组织力下降现象有三大原因：其一是农村空心化。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人都外出了，导致无人可选，无人可用。这也是客观上造成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老化、弱化、宗族化的主要原因。

　　其二是村干部压力大待遇低。特别是近几年，脱贫攻坚任务重，要求严，一些村干部有厌倦情绪，还有些人撂挑子不干。个别村庄，别说选“双强”党员和村干部了，连班子都配不齐，而这恰恰又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机。

　　其三是干部走读现象严重。一些村干部自己就不在村里住，只有开会或上级检查时才回到村里。在一些偏远村庄，现在村里的工作主要靠上级选派的“第一书记”和大学生村官来支撑。这些人积极性较高，能力也强，但他们大多是“飞鸽”牌的，不是“永久”牌的。

　　记者观点：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现在中央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十分重视，投入也很多。许多村党员活动室建起来了，设备买来了，活动场所也有了，但缺乏有能力、有水平的“带头人”。不少干部认为，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想真正实施到位，基层组织建设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要想加强，人才是个大问题。不然，思路有了，规划有了，资金有了，没有人来干，乡村依然没办法振兴。只有乡村振兴了，大家才愿意回农村发展和生活，那样选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关键还是抓好“带头人”

　　陕西省永寿县店头镇党委书记王高林：加强农村组织力建设，关键在于抓好带头人队伍建设。一个好的村支书，对于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意义重大。建议提高村支书队伍的薪资待遇、扩宽其政治出路、加强教育培训和能力提升，以吸引更多的优秀年轻人回到农村发展。

　　陕西省永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从强：近年来，永寿县注重从年富力强的村干部、热心村上事业的退休或退二线回乡居住干部、外出打工致富返乡人员、退伍军人、学校毕业未就业学生等“五类人”中发展党员，并择优选拔村级后备干部队伍，成效明显。目前，全县有26名经济能人进入村级班子，其中7人已经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陕西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曹武军：在解决好农村无人可供培养这一严峻问题的同时，对于那些个别村支书在发展党员时优亲厚友的问题一定要严肃追责。否则，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会大大降低，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将会产生不利影响。

　　记者观点：在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基层党组织中懂党务、精党务、善抓党务的干部严重不足。县乡党委分管党务的领导忙于经济发展，把主业当副业、把副业当主业问题突出，这也是影响基层组织力提升的制约因素。

　　在“村域”之外引智引才

　　基层干部建议：在一些基层组织薄弱却也后继无人的农村，在培养选拔党组织带头人时，可以尝试突破本村、本乡限制，拓宽选人视野，探索公选、公开招聘等方式，在“村域”之外的更大范围内公开引智、引才。

　　记者观点：记者在山东潍坊、德州、济宁等多地调研了解到，如何真正把“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吸引到农村、扎根在农村，是各地普遍面临的困境之一。目前，外来精英中的嵌入型村干部普遍存在定位模糊问题，许多人存在镀金想法，有的长期“走读”，有的大学生村官被长期“借调”到县乡机关。因此，有必要强化嵌入型村干部的“村民”意识：一是规定第一书记驻村期间，必须全身心投入村庄帮扶工作，不得走读;二是规定大学生村官驻村期间不得借调，要让大学生村官树立“村里人”的意识。（半月谈记者 李钧德 邹大鹏 陈晨 蔡馨逸 叶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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