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佝偻在轮椅里,令人窒息的剧烈长咳仿佛要将气管打结吐出来,愤懑的目光穿透浑浊委屈的泪水,无声地控诉着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带来的伤害。

　　“我活不了多久了,可能到死也等不来一句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老人一语成谶,在受访十余天后,他的老伴儿含泪给日本律师发去了信息:从此以后李国强再也不会给你们添麻烦啦,他今天带着遗憾、受害者的痛苦、疾病的折磨离开了这个世界,让我们全家痛苦欲绝……

　　日军曾在我国大量研制化学武器用于侵华战争,投降前为掩盖罪行大量掩埋或遗弃,造成东北、华中、华东和华南等多地平民受害。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约有2000名日遗化武受害者,撕心裂肺的折磨让他们痛不欲生,成为侵略战争的“活祭”,他们在和平年代承受的苦难,记录着化武的恐怖和侵略的罪行。

　　遗毒

　　作为一名身体健康的医生,李国强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幸福生活会在38岁戛然而止,从此沦为一个只能依靠药物度过残生的病患。那是1987年10月的一天,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们在工地发现了一个铁桶,当时在厂医院任职的李国强与同事一起带着仪器去检验,当打开桶后,一股刺鼻的气味迅速弥漫开来,他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侵华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毒剂。

　　“我吸的比较多,因为当时拿着仪器站在最前面,中毒后呼吸道严重损伤,在医院抢救了33天。”李国强不愿回忆那段生不如死的日子,但这些伤痛总在深夜的噩梦中如影随形,“一提起这些事,我就想哭,我挺好的一个家被化学武器生生地给毁了!”

　　李国强不是第一个被日遗化武伤害的平民。化学武器又被称为“无声杀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大规模使用,毒剂有氯气、光气、芥子气等多达40余种,有数据显示伤亡人数约130万,占战争伤亡总人数的4.6%。

　　虽然日本早在1925年就与美国、德国等37个国家签署了日内瓦国际公约,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但背地里却一直秘密干着肮脏勾当——在中国大量研制化学武器并用于侵华战争。

　　“二战后期,侵华日军将大量毒剂桶掩埋或遗弃,有的干脆直接投入了江桥附近的松花江中。”长期关注侵华日军遗留化武问题的历史学者曹志勃告诉记者,化武在东北的荼毒尤甚。

　　早在1950年,原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施工时,就从地下挖出2个毒剂罐,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1974年,在松花江佳木斯段疏通航道的李臣和工友们在卡住的抽泥泵中发现已经泄漏的日遗炮弹,造成多人伤亡；1976年,齐齐哈尔市拜泉县农民张岩在犁地时发现日遗化武炮弹,破损后沾染毒剂；1982年,在牡丹江市光华街施工的仲江和工友挖破一个日遗毒剂桶,毒剂溅到面部和身上造成严重损伤；2007年,吉林敦化9岁的小学生浩浩与小伙伴在河边洗澡时,接触日遗化学炮弹中毒……

　　“江浙一带也经常可见一些深受侵华日军生化武器荼毒的受害者,老家的村里就有不少,他们一生饱受病痛折磨。”捐助成立“侵华日军细菌化武受害者救助基金”的浙江企业家王鑫岳说。

　　在这些化武事件中,齐齐哈尔“8·4毒气事件”影响最为深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毒人数最多、危害最严重的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毒伤我国平民事件。

　　2003年8月4日凌晨4点,齐齐哈尔市北疆花园小区建筑工地施工作业时,在地下深约2米处挖出了5个已经生锈的金属桶,其中一个桶壁被挖破损,随后几个小时内,这些侵华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毒剂桶,被不明真相的民工当作废品进行了切割处理,毒剂沾染的泥土也被运到各处,造成44名接触者中毒,其中一名特重伤员李贵珍死亡,其余43名受害者虽经专业治疗后陆续出院,但这却仅仅是他们人生噩梦的开始。

　　活着

　　当时只有22岁的王成回忆说,他与李贵珍在废品站一起用锯割开了毒剂桶,不久后开始呕吐、呼吸困难,身上出现大面积鸡蛋大小的黄色水泡,溃烂流脓后出现类似烧伤症状。

　　“桶里有像油一样的东西,散发着类似大蒜、烂洋葱的呛人味道,被我俩倒进了废品站附近的水沟。”王成并不知道自己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有多么危险。作为重症伤患,王成等人被送往解放军第203医院救治103天后出院。虽然10多年来经历了植皮等多次手术,但他结痂的伤处仍时有瘙痒溃烂,脚踝部的肌肉无法再生。

　　“看到的伤疤不算啥,眼睛、呼吸道、肝肾、心脏、神经和免疫系统都有中毒后遗症,真是生不如死,每天吃药就吃饱了。”王成说。

　　60岁的受害者徐志夫当年在齐齐哈尔市一家化工厂当保安,曾负责临时搬运、看管这些从工地上挖出的毒剂桶,腿和手都不小心接触到了毒剂。

　　“后半夜身上疼开始起黄泡,那黄泡里的水挠破后蹭到哪儿,哪就起泡再破,医院里每天换药跟杀猪似的。”虽然时隔多年,徐志夫回忆起在医院剜掉烂肉、换药时此起彼伏的嚎叫声,仍不寒而栗。他说,中毒后阴囊肿得像气球,出院后怕见强光、记忆力差、总感冒发烧,牙齿没几年也掉得只剩几颗。

　　在与记者交谈的10多分钟内,徐志夫去了6次厕所,采访被迫中断。他家的衣柜,摆满了成人纸尿裤,因为中毒后肾损伤留下了尿频这个后遗症。

　　据当年参与救治的防化专家介绍,芥子气是糜烂性毒剂的典型代表,纯品为油状液体,受害者出院时已经临床治愈,但一些中毒后遗症将伴随终生。

　　“每年开春和入秋要住两次院,一年动不动就是几千块,这两年不敢住了,就是买点药硬挺着。”“8·4毒气事件”受害者杨树茂因购买被污染的工地土垫院落中毒,他说,过去上百斤的麻袋扛起就走,卖炒瓜子年纯利润10多万元,中毒后身体每况愈下,拎上几十斤都费劲,丧失劳动能力后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借了不少外债。

　　在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铁路旁的一座低矮平房里,记者见到了当年只有8岁的最小受害者明明,她在邻居家土堆上玩耍时,把小脚丫埋在了被毒剂污染的土里接触中毒。如今已成年的明明只有80多斤,瘦得皮包骨头。她说,由于神经受损记忆力严重减退、免疫力太差总生病,后期只能辍学在家,母女俩如今仅靠母亲一千多元的微薄退休工资生活,每年还要面临高额的医疗费用。

　　伤逝

　　“生不如死”——这是“8·4毒气事件”受害者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是,他们对生的渴望又是那么强烈,因为大家都在等待来自日本政府真正的反思和悔罪。

　　“我们是那段侵略历史的铁证和活证,只有活着才能让同胞们更深刻地看到民族历史上最痛的伤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8·4毒气事件”受害者牛海英等人曾多次到日本提起民间诉讼,但败诉了,日本政府拒绝赔偿。

　　在李国强郁疾而逝前的十几天,日本律师南典男又一次来到了中国,联合中国民间志愿组织,为日遗化武受害者提供免费体检。从1992年起,这位中日民间友好人士就开始关注受害者,并帮助他们在日进行诉讼。

　　在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体检区,几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化武受害者正在体检。候诊室内,轮椅上的李国强与南典男进行了一次最后的人生对话,“我在最宝贵的年华失去了可爱的工作,每天活在病痛折磨中,我甚至不敢提当年的往事,一说起来心脏就受不了……如今就是在等待死亡,我临死前还能等来日本政府的反思和真心道歉吗?”李国强剧烈的咳嗽和急促地喘息让这次对话被迫中断。

　　实际上,化学武器的受害者不仅是中国平民,日本平民也未能幸免。日本的大久野岛如今绿树丛生、风光旖旎,这里曾是一个在日本地图上“消失”的岛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在这里秘密进行着毒气研究、生产,并用于侵略战争。“这里生产的毒气足可以毒死全人类。”有学者研究发现,一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这里的工厂共生产了6500吨毒气,包括芥子气、路易氏气等。

　　在日本TBS电视台的特别节目中,91岁的藤本安马十几岁被骗上岛,制造毒气的后遗症是长达一生的病痛——慢性支气管炎、胃癌。在TBS的镜头里,他一副严肃郑重的神情,“我必须吃饭,然后活下去”,“我要是死了,就没人为毒气的事来作证了”,说完又吞下一大把药片。

　　每年的4月29日,是世界化学战受害者纪念日。就在第十三个纪念日来临前,“8·4毒气事件”受害者高占义给记者打来了电话,“受害者微信群里说老徐住院了,听说状态不太好,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挺到希望到来的那一天。”（记者 邹大鹏、杨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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