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枚民营自研火箭成功发射 33岁创始人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在天空写下“100万字”

　　5月17日7时33分，中国首枚民营自主研发的商用亚轨道火箭“重庆两江之星”在西北某基地腾空而起，火箭在306秒飞行了273千米后，落入预定区域，实现了长时间的临近空间有控飞行，获取了大量真实飞行环境数据。

　　坐在控制室里，零壹空间创始人舒畅哭得稀里哗啦。几个小时后，他和创业伙伴一起踌躇满志地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路透社称，这是中国太空探索计划最新的里程碑。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舒畅说，自己上一次这样哭得稀里哗啦，是8年前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时，被时年80岁的经济学家厉以宁的毕业赠言打动了。

　　“你们不能天天想着沙滩和美女，因为你们接受了中国最好的教育。”那位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著名学者，给毕业生定了“两个100万”的目标：挣100万的钱、写100万的字。

　　“挣100万元是对家庭、对自己的责任，对你们来说太简单。” 厉以宁补充说，“要写100万字，就要追求不同，去做不同的事情，要不，有谁看？”

　　自此，如何做到“写100万字”成为舒畅的创业信条，“走不同的路”贯穿了他创业的各个阶段。在他看来，这“100万字”就是他的火箭事业。

　　“会尝试让中国人坐上你们的火箭去俯瞰祖国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问。

　　“我们眼下确实做不到。”顿了一下，他身体前倾，“以后，为什么不做呢？”

　　今年，舒畅33岁，他的团队平均年龄仅30岁。

　　这是中国商业航天历史性机遇，他嗅到了梦想的味道

　　舒畅儿时就对浩瀚宇宙充满好奇。2004年，他报考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飞行器设计专业，主修飞机设计，尤其偏好设计战斗机。

　　刚入校，一位老师播放视频。“看到工程师做出的飞机成功上天后无比激动的场景，我也热血沸腾。”他回忆说，“当时我想，如果能设计飞机上天，那该多好！”

　　2006年，念大二的他萌生了创业的念头。办过夏令营，搞过外卖平台，还脑洞大开地做起了飞行员培训。2008年大学毕业，他加入了一家刚成立的创业公司，从事航空材料进出口。这一年的汶川地震给了他思想的“余震”：“人这么脆弱，想创业就要行动，万一死了呢？”

　　为了创业，他希望提升知识的结构和层次，报考北大的研究生，在应用经济系就读。

　　有“理工科+经济”知识背景的他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成立的航天产业基金实习，靠踏实肯学，让本来不招应届生的航天产业基金破例招收了他。

　　他成为我国火箭、导弹、卫星“国家队”中的一员，在航天行业及其技术领域投资，有机会从产业视角审视这个貌似高不可攀的行业。

　　这是一个怎样的行业？传奇人物埃隆·马斯克和创立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在此“相爱相杀”，两个人的竞争让商业火箭将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甚至让火箭实现回收，极大地降低了发射成本，普通人乘坐火箭升空的夙愿很快就将实现。

　　天空展露出巨大的商机，舒畅嗅到了梦想的味道，“计算机问世之初普通人也只能仰望，后来却造就了巨大的商业王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航天行业会重复同样的故事吗？”他发现，中国有很多航天爱好者团体，却没有做火箭的民营企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勇敢去蹚这条路，三个理由让他选择坚持

　　舒畅试图在民营航天领域创业，“此前都不敢动这个念头。直到2014年，受到马斯克和他的SpaceX的激励，我才敢做这个梦！”

　　每个创业都充满了未知的探险，航天行业尤甚。即便“钢铁侠”般强大的马斯克，也伴随着很多争议。但是，科班出身并从业多年的他相信自己的判断。

　　他做过很多调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一样，中国不可能有私营火箭公司。”但三个理由让他选择坚持。

　　一是经费。“大家都认定这事很烧钱，但SpaceX从2002年创业到2008年首飞只用了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亿元。”他说，“如果用10亿元在中国打造一家一流的火箭公司，非常有社会价值，单纯看投入，这个量级在中国并不罕见。”

　　二是技术。“大家担心能否造出火箭。”舒畅大量走访，“我的大学老师马超做过火箭，他认为火箭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十二五’期间，我国发了100多发火箭，无一失败。只要找到足够的人才，技术并不是问题。”

　　三是政策。“民企在高度竞争的领域有优势，航天领域也一样，问题在于准入。”他发现，航天最发达的美国把探月等交给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而将发卫星这种要靠成本、效率解决的问题交给商业公司。“我研究后，发现我国的航天相关政策并不拒绝民营企业，还有文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卫星研制和发射领域。”

　　“我看好这个机会，认定商业航天是历史潮流，所以不能等。我得勇敢地去蹚这条路，做先行者。做不成先驱，我也愿意做先烈。”他说，“只要我能说服自己，觉得我的逻辑认为这是OK的，就要坚持。”

　　“做不同的事情去写100万字”激励他作出抉择。“我对这话特别有感悟，也一直不走寻常路。”舒畅在大学时，只要发现了一条路更近、更美或者人更少，就一定会去走，“为什么要沿着大家习惯走的路呢？”

　　在他看来，创业就是要敢于去碰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感觉不可能，是因为存在一种恐惧，不少人就认定别想了。为何不问问自己：你喜欢吗？喜欢就做吧。”

　　“去做一些别人不曾做或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人家才会愿意读你的100万字。”于是，他一头扎了进去。

　　“传统上研制一个发动机可能需要3年，我们就9个月”

　　尽管并非一帆风顺，但舒畅和他创立的公司很快就表现出超凡的效率。

　　他邀请马超担纲技术，组建了10多人的团队，又吸引到春晓资本、哈工大、联想之星1500万元的天使轮融资，公司有了雏形。

　　2016年5月，公司仅20多人，也名不见经传，却得到了官方的关注和支持，尤其是重庆两江新区，显示出巨大的诚意。

　　这是我国第三个国家级新区，也是我国内陆地区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新区内的航空航天产业园做发动机、钛合金、通航、跑道、飞机维修等的配套完备，生态链很好。

　　“我们想成长为国际化的公司，重庆是直辖市，又处在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同时，重庆人比较火辣，我们做的事情也需要‘血性’，一拍即合。”舒畅决定将生产基地设立在重庆两江新区，随即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此后，公司顺利完成多轮投资，总额已超过5亿元。

　　“回头看，我很庆幸，感觉只要坚持下来，所谓不可能其实没那么难。”他说，对于民营航天而言，资本、技术、政策都是瓶颈，“但人才是关键”。

　　“我们并不靠高薪吸引人才，很多人还是降了工资来的。”他说，很多从事运载火箭研究的年轻人，都因为梦想和情怀而加盟。

　　在舒畅看来，公司之所以创立不久就完成自主研发出火箭并成功首飞，是因为团队有好的技术，国家有成熟的产业链，“设计出来就有人可以制造出来，其他国家就未必能行。”

　　“民企的运行效率也至关重要。”他分析说，传统上研制一个发动机可能需要3年，“我们就9个月。”因为公司有扁平化的运行机制，总设计师直接管几十位设计人员，分成几个部门，沟通异常高效，节约了大量时间，“大家站黑板那儿一画，总设计师现场拍板就定了”。

　　在舒畅看来，这种体制优势会让民营航天迸发出极大活力。

　　“我们不是确定一个任务，产品定型了，交付后就束之高阁。”他表示，首飞成功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定格X系列的1.0版本。此后会优化提升，“今年8月的第二批发射，就升级成2.0版，以后一直创新、改进，向前迭代”。

　　“不断推陈出新的迭代当然有风险，但我们勇于应对，迭代才能提升性价比，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为此，公司需要建立敢于应战和接受失败的文化。

　　“2016年年底，我们决定自己研制发动机，同事不相信项目负责人能干成，我在台上代表公司表态‘毫无保留’地支持他放手干，如果点一发点不成，再点第二发，点第三发，不要怕失败！我这么年轻，也没当过这么大公司的CEO，我为什么相信自己能搞好，却不相信你呢？”

　　发射前，他们也考虑到可能会失败。“此前就有理性的措施，如果失败了，备份产品很快就可以进行第二次发射，资金也做好了安排。”

　　“公司要做好失败的准备，团队要接受可能的失败，我们也希望媒体和社会宽容我们以后可能的失败，真要失败了，那还得继续往前干，站起来再打一发。”舒畅表示，这一发火箭都是自主研发的，很多单机比国家队产品的集成度都要高，新技术、新产品的探索加大了失败的风险。

　　创业起步要踩实，问题论证清楚再行动

　　从最开始，舒畅就试图为创业植入“与别人不同”的基因。

　　从技术参数看，舒畅和他的团队发射的第一发火箭，与埃隆·马斯克当年的第一发大体相当，但两者其实相去甚远，“我们做火箭，就是遵循科学去设计制造，将客户的东西可靠地送到指定位置，而不是复制某款火箭，我们不需要一个样。”

　　“全世界都没有我们的X系列这样的产品，专门服务科研领域的飞行验证，这样的细分领域，我们算是第一个。”他说，“M系列可能是全世界总价最低的一款火箭，但是性能还很好。”

　　舒畅建议有雄心创业的青年努力做到与别人不同。同时，虽然创业需要赚钱，但并不是重大抉择都取决于钱。

　　“我研究生毕业后做了3份工作，从航天到联想，工资下降了30%，从联想出来创业，基本上没有工资。”他说，“我并不是不在意钱，而是不希望钱影响到选择。”

　　“我从未想过挣不到100万元，担心的是写不好100万字。如果站起来就够得着，那不是好的创业目标，会让你懒惰。要定一个通过较长时间的拼搏才能够到的目标。”他说，如果做出与众不同但能解决需求的产品，必然能赚更多钱。

　　“我建议创业起步要踩实，一定要把问题论证清楚再行动，而不是一冲动就去干，因为创业太难。”他说，前端论证越充分，未来战略就越清晰，“我们今天的很多战略，在成立时就想得挺明白了，一直沿着往前走”。 记者 田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