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会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概每个人都能给出一个情绪沸腾的答案。而《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作家朱伟，却会先和你说起一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

　　骑着一辆自行车，朱伟能每周一遍遍地巡查全城每一家书店。“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记得新华书店开始卖书，卖的很多19世纪的外国书，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到新华书店排队，买回一堆书，如获至宝。”

　　骑车买书，还要骑车串门。八十年代先后供职于《人民文学》《中国青年》的朱伟，他敲开的那一扇扇门，随便挑出一个名字，都让现在的读者羡慕不已。

　　“郑万隆住东四四条，史铁生住雍和宫大街，阿城住厂桥，在一个城市里，彼此距离都很近，骑着一辆自行车，说到就到了。更重要的是，那时的亲密无间，彼此是可以不打招呼，随时敲门都可进去的；是可以从早到晚，整日整夜混在一起的。”

　　朱伟记得早晨骑车去阿城家，阿城总在被子里瓮声瓮气地说：“催命鬼又来了？”若是傍晚去，阿城总不在，桌上有留言：“面条在盆里。”

　　冬夜骑车给影协的陈剑雨送刚写完的《红高粱》电影剧本初稿，朱伟“硬是在冰坎中歪歪扭扭地走了过去”；骑行的空间距离越拉越远，编《东方纪事》时，朱伟骑到阜成门外找钱刚，到蓟门桥找李零，再到北大找陈平原……

　　时过境迁，再话当年，朱伟说，八十年代一辆自行车可以骑遍北京城，更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没有隔阂。

　　朱伟在担任《人民文学》编辑期间，接触了刘索拉、阿城、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大批作家，自己的工作、生活，被文学填塞得满满当当。于是他的自行车车轮绕出的版图、碾过的时光，就像一块块零碎的拼图，重新拼好，可不就是一部气势非凡的当代文学史吗？

　　2013年，朱伟开始在博客里写《我与八十年代》，以个人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节点，记录与那些作家交往的点点滴滴。近期他出版了《重读八十年代》一书，系统解读王蒙、韩少功、史铁生、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等十位作家的作品。

　　未完待续，八十年代的故事是说不完的，还要接着写。

　　翻开《重读八十年代》，读者透过朱伟的笔端得以窥见一些名家往昔的模样。比如朱伟对史铁生最早的记忆，是两个人一起从小作坊回家的场景：“出了屋就感觉阳光格外亮，那时胡同里还没那么多人，他摇着轮椅，膝盖上盖一件旧棉袄。我推着自行车，雍和宫红墙衬托着我们。宫里有檐角的风铃声传来，上空有清亮的鸽哨，这是他小说里常写到的。回到家，他父亲开门，他把车摇进小屋，把自己从轮椅挪到床上，他不愿别人帮忙。”

　　在八十年代，朱伟又是极早向一批作家约稿，先读到酣畅淋漓小说的文学编辑。他说，当编辑时自己属于特别狂妄的小青年，“我只瞄准一流作家，二流三流作家不在我视野之内。这个很招人恨的。我比较骄傲的是我能判断。”朱伟说，优秀的编辑可以嗅出来这个人将来能成为大作家，这就是编辑的本事和本职。

　　在朱伟的回忆中，八十年代的文学编辑和作家的关系是如此亲近。那时莫言交给他的总是抄写得很干净的稿子——“用军艺那种16开500字薄薄的绿格大稿纸，每一字都写得方方正正，字体扁而几乎一致，其间几乎没有涂改，一如他永远整洁的床铺。”

　　和莫言约稿，还发生过一桩趣事。《红高粱》是朱伟失而复得“抢”回来的。“一个优秀作家‘井喷’后，就像一块储量丰富的油气田，我就会紧盯他的下一部……我会骑着自行车一趟趟跑我守护的所有‘油田’。”

　　在《人民文学》当编辑，朱伟勤劳而执着。莫言动笔写之后，朱伟就时不时去魏公村问莫言写得如何了。谁料《红高粱》写完，被其他刊物编辑拿走了。朱伟一下子急了，立马要求莫言给对方打电话讲清楚，自己也随后打电话请对方把稿子“退”回来。结果是圆满的，《红高粱》发表在1986年第三期《人民文学》上，而朱伟回忆起来不由感觉，年轻时真是“狂妄不顾一切”啊！

　　朱伟说，当年初相识时，那些作者还都不是“大作家”，认识了之后就成了交情不错的朋友，所以几乎没有约稿的困难。“这是一种朋友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编辑和一个作者之间的关系。”

　　早年与作家打交道的方式，也影响到后来朱伟在杂志社做主编，培养年轻记者的方式。“我跟他们说，当记者或者当初级编辑的时候，要有一个基本功——你要去黏作家，去吸人家，因为你刚开始是一个小编辑，人家是大作家。”

　　朱伟提到他当初和王蒙约稿，就是“小编辑和大作家之间的关系”。“我会经常到他那儿去，跟他去聊，慢慢地王蒙就说我挺有思想的，认可我了。”朱伟觉得，跟作家聊天的过程，你是被启发的。而一旦当思路被启发以后，你自己也就长大了，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八十年代，是世人眼里文学经典迭出的“黄金时代”，恰逢其时，朱伟亲历了一群作家创作的现场。时隔30多年重读那些人的作品，重写那些过往，其中感受亦是独特的。

　　令朱伟极为感慨的一件事是，隔了数十年，那些书还能读。说明作品都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比如《白鹿原》。“作品还是要随着时间去沉淀，如果时间没有消磨你的作品，说明就是经典。”

　　朱伟笑言，身在作家朋友圈，如果对他们新近创作的小说不太满意，他仍是会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如果说一个作家能不断往前走，那他就可以超越自己；如果作家认为自己已经很牛了，作品是不容你批评的，那个作家就已经被淘汰了。”

　　“八十年代是一个那么开放的时代，培养了一批思想特别解放，眼界特别开阔的人。八十年代又是一个那么好学的时代。”朱伟表示，回顾的意义在于使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曾有那么一个时代的存在，而不要如今一味沉迷在消费时代里，文化变得越来越低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