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尔滨一路向北,驱车六七百公里,进入大兴安岭林区。

　　作为我国最北林区,这里曾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木材,很多村庄因此而兴。

　　在崇山峻岭间穿梭,车窗外闪过数不尽的白桦林、樟子松……

　　从国道转入省道,越向深处,道路越难走,水泥路变成砂石路,又变成土道。

　　在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开库康乡路口向北转,到达中俄边境,此地距离哈尔滨已达1000多公里。

　　塔河县位于黑龙江省北部,西接“中国北极”漠河县,北以黑龙江为界与俄罗斯隔江相望。

　　转出森林的那一刻,视野豁然开阔。一片湿地被水草包围,叫不出名字的黑白色水鸟,贴着水面振翅而飞。

　　驶出湿地是一片开阔地,几个略显破旧的木刻楞房子,孤零零地矗立着,一眼能望到村边。

　　这就是最早的上地营子村。距离中俄界河黑龙江不足200米远,与俄罗斯隔江相望。

　　后来,随着撤并村屯,这里被合并到开库康乡开库康村,变成一个自然屯。只是由于历史悠久,当地人仍习惯称为上地营子村。

　　村里房子七八间,但常驻人口只有一人。因此,这里被称为“一个人的村庄”。

　　这个人叫王凤萍,山东鄄城人,今年已70岁了。头发花白,小眼睛,腰板很直。脸色泛黑,像很多常年在田里干农活的农民一样。牙掉没了,但说话清晰,有些山东口音。

　　大约50年前,老人和她爱人,从山东老家来到黑龙江省依安县“讨生活”。

　　当年以及更早些,很多像老两口一样的人,从山东、河北等地跋山涉水到东北谋生,形成了“闯关东”现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移民潮之一。

　　“那会儿,我们挺困难的。”老人讲,老家经常闹灾荒。

　　到了依安,老人的日子好些了,但种地打粮少,不是淹了就是旱,“还是吃不饱饭”。

　　为了填饱肚子,夫妻俩带着还不会爬的女儿,继续向北迁徙,来到中俄边境的上地营子村,“投亲戚”“找生路”。

　　早在夫妻俩到依安县之前,老伴的大伯家已经从山东来到上地营子村生活了。

　　“在依安,种地要是不收,就啥也没有了。”老人自言自语,“这个地方比依安好过,能拉木头,能打鱼,容易活下去”。

　　对老人来说,上地营子村代表一种重生,这里给了全家第二次活下去的机会。

　　一村到一人

　　上地营子村户数最多时有30多户。

　　老人和老伴上学不多,但干活都是好手。在生产队种地、拉木头、打鱼,农村的活都会干。

　　那些年,老人一家的日子还过得去,大人干活、小孩上学,一家人“能吃饱饭”。

　　勤劳的双手支撑起这个家庭。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慢慢长大。

　　上地营子村紧靠黑龙江,人与江,整体上算相安无事。

　　偶尔发生的凌汛,虽然给村里人带来一些烦恼,但没什么大问题。每到初春,冰冻了一整个冬季的江水开始融化。有时上游化得快些,下游化得慢,初融的冰块就会顺江而下,甚至冲出江面,冲到村里。

　　直到1984年黑龙江发生一场大洪水,冲毁了村里很多房子,村民们几十年攒下的家底顷刻间荡然无存。

　　如果没有1984年那场大水,这个村庄的历史也许会重新书写。

　　村里人长期生活在这里的想法,被洪水动摇了。从那时开始,村里人开始陆续往外搬。“有小孩的,慢慢搬走了,原来一起在生产队干活的人,也都走了。”老人说,多数人都搬到距离江稍远的开库康乡所在地——开库康村。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也出现新特点,很多人开始从偏远地区向中心乡村、中心县城等人口聚集区迁徙。

　　为了让孩子们过得更好,老人在开库康村盖了两个木刻楞房子。大儿子、二儿子结婚后,直接住在了开库康村的新房里。女儿结婚后也住在开库康村。

　　三个孩子都走了,但老人和老伴没离开这个村。哪怕是这个村的其他村民都搬走了,他们依然留了下来。

　　这些逐渐离开村的村民,老人已记不起哪户先走,哪户后走了。

　　老人抬头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哪年开始,老两口成为这个村庄唯一的常住户。

　　老人的房子距离江面不远。“发洪水时也都进水了,到脚脖了。”老人说,房子地势比较高,才没被洪水冲毁。

　　房子保存下来,也是他们在村里生活下去的基础。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人和老伴打鱼,喂鸡,种菜。不富裕,但也恬淡。

　　直到2013年,老伴夜里突发心梗过世,平静再次被打破。

　　儿子、女儿们以为老人会搬离这里,到不远处的开库康村儿女家住。一来老人不会触景生情,二来也不会太孤单。

　　没想到的是,老人倔强地留了下来,直到现在。

　　一村人变成了一个人。

　　一个人也是一村人了。

　　“够用就行”

　　尽管是一个人的村庄,老人也有自己的小院,用围栏围起了菜园子。

　　见到老人时,她正猫腰覆膜,种黄瓜和香瓜。“有这个小园子,青菜就够吃了。”老人很喜欢自己的菜地,“秋天,再晒点干菜,茄子干、豆角干,备着冬天吃”。

　　老人饮食比较简单,平时自己蒸馒头吃。菜炖得时间长些,松软,容易嚼。

　　虽然一个人住,但院里不缺生气。三只母鸡,一只公鸡,在院里院外溜溜达达,有时候还直接进屋。

　　养鸡,不是为了吃肉,而是为了下蛋。厨房一个小纸盒里装着20多个鸡蛋,都是这几只母鸡下的。“这些鸡蛋,平时就够我吃了,也不用买。”很多吃食,老人都能自给自足。

　　老人不喜欢扔东西,不少“破烂儿”都留着。

　　几年都不穿的旧鞋,甚至用过的电池,都不舍得扔。

　　院子里有两块几十年前磨米用的圆形石磨,如今早已不再用它磨米,但仍然留了下来。

　　在老人存放杂物的仓房里,东西摆放得不算整齐,但农村生活用的各种物件几乎都看得到。

　　“就在那放着吧,万一用时,扔了就没了。”老人觉得,放那也不碍事。

　　老人家里有60多亩地,都给儿女们种了,每个孩子20多亩。

　　儿女的日子越来越好,老人说起来特别骄傲,“两个儿子家,都有车了。大儿子是去年买的车,小儿子买得更早呢”。

　　老人收入不多,但“没啥病,一年也就吃两次治腿疼的药,花钱地方少”。

　　地,虽然给儿女种了,但老人每年能拿到地力补贴4000多元,仅这一项就超过了贫困和低保标准。

　　她从不要儿女的钱。“我也花不了什么钱,就买点米面油,平时也不咋花钱”。老人对钱看得不重。

　　对于物质需要,老人觉得“够用就行”。

　　有个念想

　　刚进上地营子村,就能看到一个低矮的木刻楞房屋,几处倒塌的旧房。

　　木刻楞是以木头结构为主的房屋,老人就住在木刻楞里。为了保暖,老人的房子外面还抹上一层泥,屋内清晰可见露在外面的木头。

　　房子有些破旧。主屋有两扇窗户,玻璃已经没了,用塑料布遮挡着。看着虽旧,但挺结实。“1958年,这个房子就有了。”老人说,一直住到现在。

　　上地营子村纬度高,冬季极冷,房子结构比较特殊。为了防寒,屋里都建“火墙”。“火墙”中空,连着灶台。

　　冬天生火做饭、取暖,老人屋里的“火墙”也跟着热乎。

　　冬天,她并未感觉多冷。

　　老人不舍得花钱,但该花的钱一定得花。日历是老人每年都买的东西。

　　虽然是一个人生活,但老人时间观念很强。墙上挂着一本日历,日期正好撕到当天,5月12日。

　　“每天都看看日子,什么节气了,该种什么了,什么时候能下江打鱼了,心里得有个数。”

　　农历正月二十九,是老人的生日,“就是煮面条,吃鸡蛋”。老人对生日不太在意,说得轻描淡写。

　　“生日好过,日子难过。”老人口中极少流露出一丝忧郁,“要是忙活点还好点,就是待着时候,没啥意思,会想一些亲人”。

　　屋里墙上挂着一个老相框,里面有10多张老照片,其中两张是老人的母亲。

　　母亲活到96岁。去世时是突发疾病,她知道时已经来不及赶回山东看最后一眼。

　　去年是母亲去世三周年,老人自己回到山东老家拜祭。

　　一个几乎不离开村的老人,她的闯荡超出想象:“我个人回去的,自己去车站买的票”。

　　老人在山东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家里一个泛黄的小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地记着他们的电话,“时间长了,就打打电话,看看他们都好不好,就是有个念想”。

　　“我大哥,三个小子、两个姑娘；我二哥,四个小子、一个姑娘；我妹妹,两个小子,一个姑娘。”即便远隔数千公里,不常见面,老人依然清楚地记得老家人。

　　很多年前,老人的姐姐、姐夫,以及哥哥的孩子,来过上地营子。“最近一次山东老家亲戚来上地营子,是在五六年前,舅舅家的孩子来了。”大儿子刘守忠说。

　　听到了,也看到了,老家的日子比以前强,老人格外高兴,“家家都有车了,生活越来越好。”

　　“难事”不难

　　离王凤萍家不远,有一个林业管护站,隶属于大兴安岭林区塔河林业局二十二站林场。站里住着一对夫妻,是当地林业停伐后看护森林的职工。

　　姜德彬、钟丽华夫妻俩,夏季防火时候经常住在站里。冬季有时候回到场部生活。

　　儿女们找老人,有时会给这对夫妻打电话,夫妻俩帮着告诉老人一声,老人再给儿女们回话。

　　老人也有个手机,但村里没通电,充电不方便,所以老人的手机平时都是关机状态。

　　“有事了,我就给儿女们打电话。”老人说,挂完了就关机,省着点电。电没了,就让到江边打鱼、种地的人,顺路带到乡里充电。

　　林业管护站有一个太阳能发电设备,发电不多,老人不愿意去“蹭电”。

　　屋里有个井,没有缸,装水的工具是一个废旧塑料桶。林业站夫妻用水,也到老人家里来取水,屋里的人气也多了。

　　虽然村里只有一个人,但儿女,以及一些村民的地还在上地营子村,他们经常来种地。

　　“种完地也不断人来,今天他来撒药,明天他来施肥。”老人说。

　　大儿子、二儿子家的农机具,就放在老人的院子周围。

　　“再早都是用牛、马种地,你看现在,一个人开着车就能种了,谁能想到现在这样种地啊。”老人感叹。

　　“孩子们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提前做好饭等着他们,他们来了就吃。”老人说,菜也简单,有时候是青菜,有时候是打的江鱼。

　　聊天的空,碰上从开库康村来上地营子村种地的大儿子刘守忠。

　　“我家有200多亩地,每年都种大豆。以前用牛马拉犁的时候,我妈种过地。等到都用机械种时,她就岁数大了,慢慢不种了。”刘守忠说。

　　晚上五点左右,大儿子把农机具放好,开着新买的皮卡车走了,老人继续一个人的生活。

　　对待生活,老人看似简单的无所谓,更像笑看人生百味。

　　记者问:“羡慕很多人说说笑笑的生活吗?”

　　老人答:“我就是瞎过,不眼气,不眼馋”。

　　记者问:“没碰见什么难事?”

　　老人答:“难事都过来了,过来了就不算难事。”

　　第三只耳朵

　　以前,老人家里有一只大黑狗,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了。

　　去年,女儿又给她带来一只小白狗,长得虎头虎脑,经常在屋里凳子、桌子底下钻来钻去。

　　“它就是我的第三只耳朵,外面有一点动静,它就先叫起来。”老人说。

　　从来到这个家,这个小狗成了老人的小跟班。老人到哪,小狗就摇晃着小尾巴跟到哪。

　　只有一种时候,小狗不跟了,那就是老人到江里打鱼。

　　“打鱼时候,从家里出门,它就一直跟着我,看着我上船,都走老远了,它才回去,就在家等我。”老人自豪地笑。

　　“前几天下的挂网,昨天一看,有四斤多鱼。”老人脸上很得意,“这个江边就能养活我”。

　　“你们要是不来,我今天上午就去江里了,看看之前下的网又挂住鱼没。”对着记者,老人边说边笑。

　　老人的渔船不大,最多坐两个人。每次去打鱼,老人都自己划桨,往返需要小半天。鱼大了、多了,她就把鱼捎到乡里卖掉。卖鱼的钱,先放到捎鱼人那,什么时候到村里,再给她带回来。她从不担心拿不回钱来。

　　“有时候也弄点自个吃。”老人自言自语,“你想吃个鱼,还能买去啊!”炖鱼,是老人喜欢的吃鱼方式。

　　70岁的老人,自己划船去江里打鱼,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打鱼,老人有几十年的经验。风大了,不下江,江上有一块冰排,也不下江。

　　老人打鱼的地方,是打了几十年的熟地儿,她不向远划,也不贪大鱼。

　　对老人来说,打鱼不仅是一种赚钱手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江一开,不去江里打鱼,就不知道干啥了。”老人说。

　　没事的时候,老人喜欢到江边走走,捡点江水冲下来的小树枝,晾干了,就可以生火做饭。

　　“离不开这条江了”。吃的,烧的,顺流而下的黑龙江水给老人的生活注入流动的气息。

　　流去的岁月,流不尽的江水。江水见证了老人几十年生活方式的延续。

　　家在人就在

　　和很多爱热闹的老人不一样,她喜欢安静、自主地生活。

　　“几个孩子都叫我去一起住,我不愿意去。”老人说,孩子们结婚时,就直接分开过了。你现在上儿子、女儿跟前去,不随便。”

　　“自个过,想干啥干啥。”

　　想干啥干啥,这是一种自由；想不干啥就不干啥,也是一种自由。

　　“破破烂烂是个家,一个人也是一个家。”老人的字典里,家的定义与众不同。

　　“儿媳妇都挺好的,有时还给我买衣服、水果,手机没费时还给我充电话费,但我不太愿意过去。”老人说,“我要想去,哪个都让我去。”

　　大儿媳在附近林场打工。正值大兴安岭林区防火季节,大儿媳在一个防火检查点,负责看守一条进山的路。车尾排烟装置加了防火罩,符合进山条件的车,她才抬起栏杆放行。

　　这条路是通向上地营子村唯一的路,她也在给婆婆“守山门”。

　　她说,“老人比较犟,多次让她和我们一起住,她就是不来”。

　　老人一再强调,两个儿媳妇都是挺好的,但自己过,得劲儿。

　　上地营子村有闲置地方。最近两年冬天,女儿都到这个村里养牛,就住在老人家。

　　这时,老人就暂时搬到女儿家住,仍然是一个人,相当于和女儿“换居”。只有春节时候,老人才跟儿女们在一起。“我去开库康村时,他们各家,都去看看,看看他们咋样了。”老人说。

　　等到江解冻,牛能喝到水,开春时候,老人就回到村里,正好开江打鱼。

　　“我妈打鱼上瘾,基本上隔一天就打一次。”刘守忠说。

　　“下网不能过界。”老人说,“对岸就是人家的地方。”

　　一个村屯就是一座哨所,一个边民就是一个哨兵。开库康乡乡长周瑞峰说,老人临江而居,沿江打鱼,既是生活,也是戍边。

　　“大家”安稳,小家才能安居。最近几年黑龙江岸边的堤坝又加固了,老人的家更加安全了。

　　“我在哪儿,哪儿就是家。”老人心中的家,无关岁月,无关新旧……

　　“只要家在这,我就得守着。”老人生活的家,是这里的山山水水,是这里的一草一木……（记者李凤双、管建涛、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