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养老社区、医养结合、PPP、共有产权、农村幸福晚年驿站……北京养老服务模式不断创新

　　位于北京昌平新城,总投资超50亿元,总建筑面积达31万平方米,未来可容纳3000户居民入住的都市高品质医养社区——泰康之家燕园自2015年开业以来入住率就居高不下。

　　“现在有超过1000位长者居住在这里,平均年龄约80岁,有200多人有高级职称,其中有3位院士、160多位教授、多位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员。”燕园养老社区总经理葛明介绍。

　　记者了解到,社区的房间里都能看到拉绳报警装置,至今已有300多人次拉绳,有效抢救120多人次。

　　1933年出生的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章继高是中国电接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是2016年6月26日入住燕园的第一批居民。阳台上,还摆放着他2007年获得IEEE霍姆科学成就奖的奖状。

　　“三餐不用管了,家务活也解放了,有事就找‘管家’。”章继高的老伴、曾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任教的李蘅教授笑着说。

　　李蘅还参加了社区合唱队:“29个人,80岁以上的10多个,最大的89岁了,大家生活在一起,不会有寂寞感、孤独感,老人很怕孤独的。”

　　业内人士指出,燕园这样的养老社区门槛相对较高,为一部分高收入人群的养老提供了选择。

　　“泰康的定位不是奢华,而是高品质养老。”刘挺军说。目前,泰康已在全国12个城市布局以大规模、全功能、医养结合、候鸟连锁为特点的现代化高品质医养社区,规划超2万户养老单元,可容纳约3万老人。

　　在朝阳区双井,与三环路一墙之隔的恭和苑,是一群老人共同的家。恭和苑是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成养老”)建立的第一家经营性养老机构。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曹静说:“最有尊严的养老方式究竟该是怎样的状态?是远离都市熟人圈,在清净山林里由人照料直至终老,还是尽可能延长他们自主生活的时间,让老人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们选择后者。”

　　曹静介绍,恭和苑遵循“三贴近”原则选址,即“贴近医疗、贴近社区、贴近子女”,同时以“医养结合、以养为主、持续照料”为核心打造专业服务产品。

北京恭和苑内的医生为老人做定期检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3年,北京市政府将双井恭和苑确定为全市首家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试点机构。随着试点的深入,运营者发现,在养老机构内部简单地设立医务室,并不能满足老年人对专业医护、慢性病诊疗、病后康复及临终关怀的多样化需求。

　　为此,2015年5月,乐成养老在双井恭和苑西侧,毗邻开设了兼具医疗和医保资质的双井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一条风雨连廊将养老服务机构与社区医疗机构无缝连接,目前共有61名执业医师,22名执业护士,可以为双井恭和苑及周边社区老年人提供包括全科医生服务、康复服务、护理服务等3大类型服务,并与三级医院结成了医联体。

　　双井恭和苑院长赵婷介绍,“平日里,老人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开到所需的药品；有了头昏脑热一类的小毛病,也不必再去人挤人的大医院排队看病。如果医护人员进行评估后认为病情紧急,则立即启动院内120急救车,将老人转诊至周边的大医院。”

　　“医养结合”模式打破了资源界限,有效串联起老年人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居家服务机构、三甲医院之间的联系,既可满足老年人院后护理、日常照护的刚性需求,又可减轻三甲医院诊疗压力,丰富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价值。

　　双井恭和苑凭借医养结合服务,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截至2018年4月底,入住率达到99%。

　　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局长李靓介绍,朝阳区在医养结合试点上不断创新,目前已经搭建了老年人医养服务综合评估体系,为高龄失能老人家庭安装“一键智慧养老”设备,开展临终关怀机构建设试点,支持医养机构融合发展,多种形式提高医养结合服务覆盖率。

　　在北京,一批养老机构的健康服务功能得到增强: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经批准独立内设医疗机构且已经通过医保定点审定的达80家,引入医疗机构分支或经卫生部门批准内设医疗机构的63家,与周边医疗机构签订书面协议的286家。

　　面对庞大的养老需求,单靠政府投入显然力不从心。北京市创新机制,鼓励和支持政府出地,社会机构出资、出团队,以PPP模式运营养老服务机构。

　　2017年6月,北京市首家PPP模式养老服务机构——朝阳区恭和老年公寓正式投入运营,总建筑面积两万多平方米,提供床位469张。这个项目由北京市政府和朝阳区政府提供场地,共同投资兴建。项目建成后,经政府公开招标,由乐成养老获得经营管理权。

　　与一般养老院不同,这座养老公寓是集养老照料、医疗康复、文娱休闲、体育健身于一体的多功能养老机构,可为入住老人提供吃、住、医、养、乐等多样化服务。公寓内设立社区卫生服务站,由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在为公寓内老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也向周边社区提供居家医疗服务。

　　恭和老年公寓院长谭疆宜介绍说:“公寓内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已经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医联体医院之间建立起绿色转诊通道,一旦老人发生紧急或无法处理的病症,就可以第一时间将老人转诊到大医院。而且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站发生的医疗行为,包括上门时带有一些医疗类的护理行为,符合医保政策的是可以走医保的。”

　　PPP模式对养老企业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曹静表示:“因为设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由政府承担的,像我们这样的社会资本没有承担这方面的成本,不需要为固定资产的回收再去还本付息等,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我在这一住就特别踏实,为什么?这是我自己的家。”80多岁的杨秀英所说的这个“家”就是位于东五环的乐成养老双桥恭和家园。一年前,杨秀英从一家养老院搬到这里,成了这座新型养老社区的第一批主人。在她看来,在这个社区不仅可以享受传统养老机构的养老服务、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还可以取得养老居室的部分产权,更像“家”,未来能为子女留份资产,一举多得。

　　双桥恭和家园是北京市首个集中式居家养老社区试点项目,在全国也是首创。

　　集中式居家养老社区试点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有服务、有产权。“整个社区由养老居室、长期照料床位、社区医疗空间和公共活动空间构成。每套养老居室都采用了适老化、无障碍设计。”恭和家园院长庞蕾介绍说。在这个社区,乐成养老长期持有经营占总面积40%的公共服务和活动空间,对未来的养老服务提供永续的专业经营。此外,养老居室由养老服务企业与符合条件的购买者共同持有,乐成养老永续持有每间居室5%的产权,95%份额出售给家有60岁以上老人的居民。

　　“这种模式打通了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相互独立的养老供给格局,其核心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共有产权房为基础,为老人实实在在的提供住、食、医、护、康、养、乐一体化服务解决方案。通过镶嵌在养老服务设施中的居室出售,让老年人在自己家就可以享受养老机构的专业化服务。预期这将成为中国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安’梦想的选择之一。”曹静对这一模式的创新价值和推广前景充满信心。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评价:“集中式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吸引了社会优质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破解了建设养老设施资本流动性的瓶颈,有效解决了社会群众多元化多样性养老服务需求。”

　　在京郊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步伐也在加快。

　　昌平区史家桥村69岁的赵淑冉老人老伴和儿子均已离世,她与上大学的孙女孙金艳相依为命,低保是主要生活来源。她的膝盖做过手术,不能长时间站立。孙女非常孝顺,但不久后也将立业成家。

　　孙金艳说:“奶奶每天都只能在院子里走一走,从来不出院门,每天我出门以后她都把大门反锁,回家的时候都要提前打电话叫奶奶开门才能回到屋里。”

　　史家桥村副书记崔淑芝介绍,像赵阿姨这样的现象村子里不在少数。村子720人中有120人左右是老年人,儿女会把老人放在家中照料,但上班时间许多老人只能自己反锁在屋中,平日里陪伴老人的主要就是电视。

　　好消息是,距离史家桥村不远的阳光之城养老院,被昌平区政府定为区域养老照料中心,为周边10个村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居家服务、老年人的日间托管和短期照料等服务。

　　阳光之城养老院院长龚晓燕介绍,作为附近唯一一家养老照料中心,村子里的老人大多不太能够接受住养老院的方式,所以上门服务也成为养老院服务周边老年人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赵淑冉老人家中,记者看到,4位平时在养老院为其他老人服务的护理员,有的拿着拖把打扫卫生,有的在为老人测量血压。

　　为帮助农村人口实现居家养老,北京市鼓励村民以自有住宅和闲置房屋兴办农村幸福晚年驿站,设置就餐服务、健康指导、呼叫服务、照料服务、休闲娱乐五个功能,并将与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建立绿色通道,医疗机构将为驿站内老年人就医提供便利。

　　预计到2020年,北京市将建成458个农村幸福晚年驿站。参照城市驿站建设支持政策,政府将根据驿站具体规模给予平均30万元的一次性建设支持和设备购置支持。

　　“我们2016年就有了一张老年人口热力图,显示1平方公里的老年人密度,老年人口的分布有了形象的底数。”李万钧说,有了这张图,北京应对人口老龄化,也可以像“精准脱贫”一样进行,全市要实现85%以上的老年人真正被养老驿站覆盖。 “三老”应和“三农”相对应

　　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八点建议

　　养老创新模式迭出,政府及时跟进扶助,“北京应对老龄化的努力与探索,将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李万钧说,一些经验可以复制,比如,北京市委、市政府将老龄化工作作为综合性民生事务予以高度重视；二是立法推动,如出台《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三是就近支持体系的形成,以需求为牵引,整合资源,把身边的床变成养老的床。

　　记者调研发现,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绩,面对人口老龄化,北京仍然面临多重困难。应对人口老龄化,从北京到全国,都亟待在几个方面予以加强:

　　首先,真正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强规划和顶层设计。

　　中国的老龄化是“痛并快乐着”的一个过程。老龄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逝世一个老年人相当于我们丢掉了一个图书馆。”李万钧说,“老龄人口同样是我们的财富。”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雷海潮表示:“不能将老年人看作是社会供养的人群而漠视了他们的活力和价值。健康老龄人群的作用要发挥好,这样不仅能减轻社会压力,更有助于社会稳定。”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多年前就将老年人口的管理纳入处室职责,整合成立了老年与妇幼健康服务处,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姑姑94岁,姑父98岁,他们没有子女,我照顾他们。我常说他们是我的‘实验室’,通过多年照顾,才知道老年人原来有这么多的需求。”李红兵说,“只有打开老年人家里的大门和老年人的‘心门’,才能够真正挖掘出老年人的刚需。”

　　“面对老龄化形势,我们现在的政策必须从长计议。”李万钧说,比如交通信号灯就得重新设计,变灯节奏得适应老年人过街的节奏。

　　“我们的观念要改变,‘三农’是基础性问题,那么老年人口、老龄产业和老龄化社会这‘三老’,是不是可以和‘三农’相对应?”李万钧说。

　　顶层设计一旦确定,对养老的支持政策如何有效传递,使养老从业者和老年人受益?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不容忽视。2018年6月5日,北京养老行业协会完成换届,选举产生了以倪浩华为会长的新一届协会理事会,北京市民政局希望协会为打造养老服务的北京品牌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其次,应对人口老龄化,应该进一步聚焦“失能老人”。

　　“失能老人”,是老龄人口中最需要关爱的部分,也是养老“难题中的难题”。对于失能老人,我国有一套专业的评估体系。“简单地说,你自己能不能洗澡、上厕所、穿衣服吃饭、在室内自己走动移动等6项能力中,只要有1项老人不能独立完成,说明其能力开始受限,这些老人才是‘特刚需’。”李万钧介绍,超高龄老龄人口将会越来越多,失能老人也将同步增多,进一步聚焦“失能老人”,谋划养老服务时必须未雨绸缪。

　　第三,加大养老护理员培养力度,提高待遇。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金融街养老照料中心内,有的老人长期卧床、无法正常进食,有的老人由于腿脚问题行动不便,需要依靠轮椅助行,一批“90后”护理人员在为老人提供服务。

　　照料中心负责人高敏介绍,包括自己在内,护理员都是从职业院校养老护理专业学习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毕业,是老人们的专业护理师。

　　像高敏这样的年轻护理员在北京也属少见。据统计,目前北京市持有护理员资格证的护理员约7000名。而截至2017年底,北京已建立16.48万经评估认定为失能老人的数据库,按照国际公认的3名失能老人配备1名护理人员的标准计算,北京市护理员的缺口很大。

　　对于养老机构和选择居家养老的老人而言,护理员能覆盖的范围同样有限,数量更是供不应求。

　　护理人员的薪资标准不高,也是限制年轻人从事这个职业的关键因素。在北京经营多家养老机构的北京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龙说,养老机构在用人待遇和收取老人的养老费用方面有一定矛盾。

　　据介绍,北京市也在不断加大对养老护理员职业培训的支持力度。2015年9月,乐成养老承办北京市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依托朝阳区劲松职业高中校区,建立了全市养老人才教育培训基地,已举办培训班35期,培训护理员3500人。“我们将积极筹建以产教融合为特色、以师资培养为重点,产、学、研相结合的健康养老高职院校,为北京市培养高精尖养老服务人才。”北京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张龙表示。

　　第四,吸引更多社会力量投入养老。

　　今年4月,北京市民政局表示,全市仍有114个街道乡镇没有建立相配套的养老服务机构,呼吁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养老事业中。

　　“北京国企有大量存量资产,应该加快老房子的改造,鼓励民营资本在社区建立养老服务机构。”刘肖表示,北京市应积极发挥国企的引领作用,加强和社会力量的合作,参与养老事业。

　　李万钧也表示,养老业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在盈利能力、回本周期等方面不具有优势。建议对从事养老的国企在盈利指标、国资保值增值考核等方面进行调整,鼓励国企参与养老业。

　　第五,推出“生育福利包”,刺激和提高生育意愿。

　　在携程,高度重视人口问题的梁建章推出了一些鼓励员工生育的举措,如向生育后的女性员工发放生育礼金和补助,孕妇乘出租车可向公司报销等。

　　“‘老龄化’是个渐变的过程。”雷海潮说,针对生育意愿较低问题,应尽快提供更多的生育福利和生育便利,保障生育权利。“比如,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保障父亲的生育假期。”

　　第六,加快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环境建设。

　　对于老人而言,无障碍范围决定老人的行动半径。几位受访者都呼吁加快无障碍环境建设步伐。

　　“老年人到了真正的失能、半失能或者部分失能时,需要家庭的无障碍化、适老化,出行半径的无障碍化。”李万钧说。

　　低收入家庭若无法承担家庭无障碍改造,可对其家庭能力进行评估后,通过公共财政、社会慈善或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支持和保障。“等到老年人真的摔倒了再花大把的钱去治疗,倒不如提前拿出资金做预防。”雷海潮说。

　　雷海潮举例,老年人的视力随着年龄增长逐渐下降,由于室内灯光昏暗,杂物较多,容易引发绊倒摔伤:“只要我母亲在北京住,我睡前一定会将室内的鞋和杂物归置整齐,给老人的活动空间‘扫清障碍’,还在客厅或走廊给她留一盏灯,以防她起夜时由于光线不足而影响活动。”此外,他建议食品、药品等说明书的字体应加大,以免影响老年人辨识阅读。

　　第七,加快培养基层全科医生护士。

　　“现在真正能入户为失能老人提供家庭病床服务、打针服药服务的,能有多少?应该大力加强家庭医生服务,加快培养全科医生护士。”郁治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强顶层设计,大力加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利用市场机制,建立激励机制。

　　第八,改革支付体系,促进医养结合。

　　“要充分依靠支付体系引导服务体系结构的调整。国外研究表明,在疾病预防和康复上投入1元钱,能节省医疗花费8元钱。”

　　采访中,作为经济学博士的刘挺军反复强调改革支付体系的重要性,“要站在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谱系转变的角度,结合医疗和养老完整地看待医养健康服务和支付体系的发展。”

　　“百年大计,从长计议。”李万钧说,“若把老龄化称之为一场战役的话,我认为目前才刚刚打响,北京从各个方面都要进一步做好准备。”(记者李斌、邰思聪、侠克；参与记者李德欣、林苗苗、马晓冬,实习生李栋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