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杭州６月２５日电（记者裘立华、王怿文）浙江省宁波市霞浦街道霞南村的长山岗上，静静地矗立着一座墓碑。这座墓碑高半米左右，凹凸不平的石碑上刻着几个字——泉张公墓，看起来毫不起眼。

　　这是一座“衣冠冢”，“主人”叫张人亚，原名守和，字静泉。张人亚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上海当时最早的也是仅有的几名工人党员之一。

　　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有一件重要展品——中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之一。

　　你可能很难想象，包括这份《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中共二大确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在内的一批珍贵历史文献，正是秘密地藏于张人亚衣冠冢长达２０多年，才得以留存至今。

　　出生于１８９８年的张人亚，在１９１３年成为上海老凤祥银楼的一名金银首饰制作工人。１９２２年，张人亚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现在留存的当年上海金银业工人千人大照片中，张人亚风华正茂。

　　根据档案资料显示，中共二大会议结束后，中央领导机构按照规定，将大会通过的章程和９个决议案送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与此同时，还将文件铅印成册，分发给党内的有关人员学习贯彻，张人亚也获得一本。

　　除此之外，张人亚还有一批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列主义著作、文件和刊物。这些著作、文件和刊物，成了他的精神指南。张人亚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勇敢无畏的中坚分子，将所有身心都扑在革命事业上。

　　在他的一份手迹中，他这样表示自己的坚定信念：“我虽是带小资产阶级性的手工业工人，可是我的境遇，已够使我忠于无产阶级……过去的事实已告诉我了，所以我加入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事。”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在这危急关头，张人亚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危。１９２７年年底，许久没有回乡的张人亚，匆匆地推开了宁波霞浦的家门。

　　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见到儿子，喜出望外。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儿子此行交给他一个重大而秘密的任务——妥善保管一批文件和书刊。

　　“我的祖父，在二伯父离开之后没几天，就和村里的邻居说，静泉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估计已经不在了。”张人亚侄子张时华回忆道，“他上山搞了一个坟，放了个空棺材。”

　　就这样，张爵谦编了个“不肖儿在外亡故”的故事，为张人亚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接着用油纸裹好文件，秘藏进空棺里，并始终将这个秘密埋在心底。

　　“祖父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这个空坟的秘密。为了安全起见，他还在二伯父的墓碑上少刻了一个字，把‘张静泉’刻成了‘张泉’。”张时华说。

　　然而，张爵谦却一直没能再等到儿子张人亚回来。他不知道，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人亚不久就前往瑞金。在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出版、印刷与发行了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书籍。

　　张爵谦也不知道，１９３２年底，张人亚病故于从瑞金去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的途中，时年３４岁。

　　新中国成立后，耄耋之年的张爵谦没有等来二儿子的任何消息，这才叫来三儿子张静茂，向他揭开了“衣冠冢”之谜，并要求张静茂将这些文件交给上海的相关部门，再转呈中央档案馆予以保存。

　　张静茂把从墓穴中取出的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上海后，专门刻了两枚“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和“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字样纪念图章，分别盖在文件和书报上。

　　这批由张人亚生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革命文物中，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的《共产党宣言》、中央档案馆珍藏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宣言》，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张爵谦晚年躺在临窗的病榻上，常常盯着院子大门，等待熟悉的身影……

　　数十年来，张氏后人一直都在苦苦寻找张人亚的下落。２００５年，历经周折的张氏后人，终于在江西瑞金找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的悼词，找到了张人亚的消息。

　　这份刊登于１９３３年１月７日《红色中华》报上的《追悼张人亚同志》的悼词写道：“人亚同志对于革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的，在共产党内始终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与一切不正确思想做坚决斗争，在党内没有受过任何处罚，因为努力工作为革命而坚决斗争使他的身体日弱，以致最后病死了。”

　　“拿到这份悼词后，我们回到宁波霞浦老家，到我祖父和我父母的坟前祭拜。”张人亚侄子张时才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不禁老泪纵横，“我们把悼词读给他们听，告诉他们，你们的儿子，你们的二哥，是为革命牺牲的，你们可以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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