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的劳动

　　无用的劳动,有时很有用。扶贫要想不扶懒,有时需要借助一些“无用的劳动”。

　　第一次听到“无用的劳动”这个提法,是和一位县领导聊天。一天早餐,我们聊到贫困户吃掉“扶贫羊”,等着明年继续送羊的新闻报道。这位领导认为“扶贫羊”应该送,但送的方式需要改一改,要想办法让贫困户觉得这只羊是劳动所得,不是白送的。

　　他讲到有次组织大规模捐助,按照以往模式,县乡干部会把捐助物资送到贫困户家里。但他觉得那样不妥。于是改变方式,把物资拉到村口,组织贫困户自己来搬运、分发。“不能白给,你哪怕帮着排个队、维持下秩序也好,虽然看似无用,但让贫困户感觉自己付出了劳动,这是劳动所得。”

　　德国医生夏爱克曾经在云南的大山上扶贫,采访过程中我曾听到一些他扶贫的细节。他买了一批羊给贫困户,并没有在集市上直接把羊分给贫困户,也没有把羊送到村里,而是送到山脚下,让贫困户把羊牵回去。他说这是听从了当地人的建议,让贫困户自己牵羊,是让他们有付出劳动换取羊的意识。

　　我们所帮扶地区有个比较大的村子,村里残疾和智障村民很多。地方上并没有笼统地把这些人纳入政策兜底人群,而是成立合作社,根据残障村民特点设计不同的工作岗位。

　　有次我到村里调研,正遇见一个智力相当于十来岁孩子的成年人,用轮椅推着一个行动不能自理的老人在遛弯,那个场景让人想起一首歌: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变换……

　　村干部说,不指望他们的劳动能产生多大效益,甚至很多人的劳动几乎没产生效益,但这些劳动本身,改变了很多东西。

　　“无用”的人,变成了“有用”的人；习惯了“等靠要”的一群人,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劳动换取更多收入。这就是改变!

　　宋代有个著名典故:“以工代赈”。说的是宋仁宗时期,62岁的范仲淹在杭州任上遭遇大饥荒。面对数十万灾民,范仲淹想出一个超越时代的解决方案:刺激消费,发展基建。时人不理解范仲淹的做法,旱灾如此严重,怎么还要搞娱乐项目,还要大兴土木?但很快,灾民发现社会上出现大量用工岗位,据说每天有几万灾民就业,动荡没了,灾情也缓解了。在这场蔓延半个中国的大饥荒中,吴中地区没有一个饥民饿死,创造了赈灾史上一个不小的奇迹。

　　“无用的劳动”,或许就是“以工代赈”的活学活用。在无用的劳动背后,可以看出脱贫政策之外,积极作为和不作为的差距。

　　“难尝”的甜蜜

　　山区贫困户爱养蜂,房前屋后养上两桶,成本不高,收益不错。于是很多贫困村因势利导,想把养蜂做成集体产业。但集体养蜂不比个体养蜂,风险很大。蜂王比较挑剔,一旦照顾不周就会选择诗和远方,一去不回头。

　　和其他地区的帮扶干部交流,听到一个故事:有个村子试着养蜂,买了50箱,养了一年之后只剩两箱——其余48箱蜂都逃跑了。有意思的是,逃跑的蜂总要有个落脚点,后来听说隔壁乡镇有个贫困户,在山坡上扔了几个空盒子,一年时间居然收了两箱野蜂。

　　家蜂变野蜂,野蜂变家蜂。其中奥妙,耐人寻味。

　　和一同挂职的农科专家交流养蜂技巧,他调侃说,养蜂是“520”产业,是甜蜜的事业,要想养成蜂,必须要有爱。你不爱它们,蜂王就会跑。他总结出养蜂失败的四点原因:一是时机不对,二是场地选择不当,三是养蜂人员报酬低责任心不强,四是缺技术。

　　四点归结为一点,是人的问题,包括人才和人心。新华社去年派到贵州的驻村第一书记王骁,真正专长是摄像,但他到贫困村挂职后,为推进养蜂产业,自己跑去县城学习养蜂技术——一个扛摄像机的去扛蜂箱,在当地传为美谈。

　　去贫困村调研次数多了,我慢慢发现,所有把养蜂产业做好的,都有一个共同点:找到了正确的人。

　　有次我到一个乡镇调研,弯弯绕绕爬到半山腰,放眼望去山坡上、树荫下摆满了蜂箱,星罗棋布。乡镇干部介绍,这是一个村级合作社的产业,养蜂不只卖蜂蜜,一箱蜂每年还可以产出五箱蜂。去年这个合作社有30万元收入,下一年计划收入80万元。

　　说话间,村里的监委会主任从工作间出来,穿着防护服,从头到脚就像是一个技术员。如果没人介绍,外人绝对看不出他是村干部。后来了解发现,这个村能把养蜂产业做大,靠的就是两个字:用心。支部书记、村主任、监委会主任齐心养蜂,尤其是监委会主任,天天泡在基地,既懂技术,又肯投入精力,于是基地越做越大,逐渐成为全县蜂源地之一。

　　但选人是个难题。有次我和王骁上山,动员贫困户为集体养蜂。之前王骁跟贫困户交流过,本来他已经同意养蜂,但真到要落实的时候,他又放弃了。一是害怕承担风险,二是对技术没有信心。这种现象很普遍,贫困村发展产业,只要出现失败的案例,其他村子就会心存顾虑。

　　像上边提到的村子,三个村干部亲自上阵养蜂,更多是无奈为之。虽然带动效果很好,但从中可以体会产业脱贫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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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