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丰名教授。　　受访者供图

　　真正的学者,从来都是超越年龄的。刘丰名的学术人生,在年过半百后重启；不是从书本研究书本,而是始终关注着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中国。

　　改革给了他新的学术生命,他也将自己的满腔热情献给了如火如荼的改革……

　　夏日的珞珈山,郁郁葱葱,鸟语花香。

　　年近九旬的武汉大学离休教授刘丰名,和老伴陶才碧住在山麓一栋普通的教职工宿舍楼里,在这座曾有着“火炉”之称的热闹城市享受着难得的静谧与清凉。

　　自17岁那年夏天报考武汉大学法律系,刘丰名与武大、与法学的缘分已绵延72年。然而,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是改革开放,让刘丰名又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

　　经历了人生的起伏跌宕,耄耋之年的刘丰名对此仍念兹在兹。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7月的一个午后,记者走进刘丰名教授的家,聆听他的学术人生。

　　“改革开放扭转了我的命运”

　　人生就像一条曲线,轨迹各有不同。

　　刘丰名1929年7月出生于重庆一个职员家庭,自幼生活条件优渥,读了当地较好的小学、中学。

　　自抗战时起,目睹当时中国的战争与腐败乱象,刘丰名立下寻找救国济世道路的志向。通过订阅《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少年刘丰名得知马克思、列宁在大学时期读的都是法律,决心将来也要读法律。

　　1946年,刘丰名考取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下,他有幸受教于韩德培、燕树棠等法学名家,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于1949年初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随后几年里,进团校学习、随部队南下广西、任公安局副科长、光荣入党、调回武汉任公安学院教员、抽调到北京参加教材编写……进步青年刘丰名的人生轨迹看起来一帆风顺。

　　然而,“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是什么味道。”命运之吊诡,往往不期而遇。

　　1957年,因对单位肃反斗争过火提出批评意见,28岁的公安学院武汉分院教员刘丰名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入另册,被迫与妻子及年幼的孩子分离,下放至湖北潜江周矶农场改造,一待就是21年。

　　身处逆境,刘丰名从未放弃对真理的追寻,而是坚守着心中的律法。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的春风从北京吹向全国各地。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刘丰名终于迎来人生的另一个春天。

　　他被分配到华中师范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江城武汉,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也整个扭转了我的命运。”刘丰名说,“回到武汉,回到学校,心情是很愉快的。”

　　从20多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年近半百的中年。那时,他已经49岁。岁月的侵蚀,人生的磨难,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今天,刘丰名对过去的艰苦岁月不愿多谈。正如他的学生所说,“老师总是愿意把正能量的东西分享给别人”。更让这位已年满89周岁的老人津津乐道的是,改革开放怎样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满腔学术热情献给改革

　　刘丰名自幼爱读书。

　　在华中师范学院的时间不算太长——6年,惜时如金的刘丰名心无旁骛地把头埋进了书本里。他把“马克思主义与国际法学”“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作为自己的研究志趣,如饥似渴地阅读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的藏书。

　　“资料非常丰富!”也许是太久没有看过这么多的书了,谈起书,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最亮的光芒。

　　即便在农场劳动期间,刘丰名也未放弃读书。怕外语搞丢了,他就坚持阅读公开发行的外文期刊《人民中国》；别人休息乘凉,他在屋里看书；他还担任起农场中学的教员,政治、语文、外语、数理化,门门都能教,人家都叫他“刘博士”。

　　读书、思考、写作,迎来命运转折的刘丰名,抓紧一切时间把自己的专业重新建立起来。1982年8月,在恩师韩德培教授指导下,刘丰名编撰的《现代国际法纲要》一书问世,引起国内外学人关注。

　　美国国际法学会出版的《美国国际法学报》刊文说,“这是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二本关于国际法的论著……提供了中国有关国际法的观点与实践的大量有用资料”。

　　刘丰名“重整河山”的乐观与专注,得到师友一致认可。1984年,在韩德培、姚梅镇、马克昌教授等推荐下,刘丰名回到母校武汉大学,从此在珞珈山下安下了家。

　　法学是入世的学问。刘丰名的学术研究一步也没离开对现实的关注。从国际法到国际经济法,再到国际投资法、中国外资法,他始终密切跟踪着改革开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武汉大学著名教授、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奠基人之一姚梅镇先生率先系统提出国际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法学部门”的主张,一度在学界引起激烈争论。

　　受姚梅镇的启迪和指导,刘丰名重返母校后转向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他认为,国际经济法从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和法学研究领域,能够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适应建立和发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需要。

　　1991年,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受此启发,刘丰名又充满劲头地开始了国际金融法的研究,就像“发现了一片新天地”。

　　在1994年出版的专著《巴塞尔协议与国际金融法》中,刘丰名首次提出国际金融法从体系结构上包括国际投资金融法、国际贸易金融法、国际货币金融法三个部分的论断,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法学科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

　　1999年,70岁的刘丰名挥别讲坛。离休后的他依然关心时事,笔耕不辍。2008年,他撰文评论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2009年,年届80高龄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建言献策……

　　真正的学者,从来都是超越年龄的。

　　刘丰名的学术人生,在年过半百后重启；不是从书本研究书本,而是始终关注着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中国。

　　改革给了他新的学术生命,他也将自己的满腔热情献给了如火如荼的改革……

　　“把版面留给年轻人”

　　刘丰名对学术研究一腔热情,但在学生眼中,老师有时候却有点不近人情。

　　一次,刘丰名指导的一位学生毕业答辩,有评审老师从外地大老远飞过来参加,刘丰名只带客人在食堂吃最简单的餐饭。不仅如此,刘丰名先吃完了饭,便说:你们慢慢吃,我先回去了。让学生暗暗捏了一把汗。

　　去年,刘丰名因病住院,有学生去看望他。简单几句寒暄过后,病床上的他便说:“你可以回去了。”学生哭笑不得,想多陪陪老师,只好回答:“我在这里又不碍您的事……”

　　不过,学生们懂得,“先生爱弟子不溢于言表,而是深藏于心,践之于行”。

　　陈岚是为数不多的从本科起就接受刘丰名指导的学生。多年前,她联系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需提交推荐信。刘丰名几次将信函以电邮方式发给对方联系人,却由于对方邮箱故障,均被退回。

　　“申请时限将至,先生和师母着急得不得了,最后他们是想方设法通过电话与大洋彼岸联系上的。”陈岚有些懊悔地说,“因我做事不周密,让先生为我担心,我心愧疚之极啊……”

　　刘丰名从1991年开始带博士研究生,“关门弟子”共有19人。现在,这些学生大都在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领域工作,有的在银行、证券公司,不少成为行业的中坚。

　　回顾一生,刘丰名最感欣慰的,就是学生们“都有自己的天地,各显身手”。

　　在不少学生的印象里,老师的指导是“不教而教”,点到即止,没有多余的话。学生们明白,这是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大胆探索,从而促成学术上的百花齐放。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前不久,刘丰名的十多名博士生齐聚武汉,按照传统习俗庆贺恩师90寿诞。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蛋糕——几本厚厚的著作之上,矗立着象征法律的天平。

　　“先生70、80、90岁的时候,同学们都和老师团聚,回顾往日时光,聆听老师教诲,从老师身上体会学术精神、学术人格。”

　　学生王江凌说,先生在研究时坚持“不迷信、不盲从”,而是从实践和国情出发；学生李仁真说,先生身上最突出的就是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学生邢勇说,先生从不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为学生谋取半点好处……

　　青梅竹马的妻子陶才碧曾这样描述一心治学的丈夫:“他喜欢清清静静闭门读书,除了他视为子女的学生,不跟任何人交往。”刘丰名离休后也曾感怀:珞珈山“有城市的方便,无闹市的喧嚣,住在这里的确是有福了”。

　　如今,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家中静养,渐渐不再写文章,而是“把版面留给年轻人”,每天唯一的运动就是到楼下取报。

　　80岁时,刘丰名曾写下《八十初度》:

　　七十九年随逝波,半生坎坷舛何多。

　　求真心路积鸿雪,化作春泥沃撒播。

　　学生共庆恩师90寿诞之际,刘丰名又赋诗一首《望九抒怀》赠予弟子——

　　居位不居为党谋,敢因衰老不分忧。

　　深觉祖国愈强盛,乐见和平形主流。

　　发展创新成众志,清除腐败解民愁。

　　相期后辈超前辈,鲜艳红旗飘万秋。（杨依军、俞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