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的山西省和顺县下石勒村(2017年10月19日摄)。

　　马爱威(右)和妻子宋瑞风及儿子在家门口合影(2017年10月17日摄)。

　　杜青春(右)和妻子韩丽英在小卖部里合影(2017年10月19日摄)。

　　侯鑫岗(左)和妻子郜小青在家门口合影(2017年10月19日摄)。

　　侯永籽(右)和妻子巩海平在自家院子里合影(2017年10月18日摄)。(本报记者詹彦摄)

　　20世纪40年代,作家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刻画了晋东南太行山解放区农村实现的婚姻自由制度变迁。

　　几十年后,在同一块土地上,一些太行山村却囿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发展不充分,百姓缺少娶妻的现实条件,成为“光棍村”。

　　近年来,在国家强有力的政策帮扶和基层党组织的带领下,“有女不嫁穷石勒”的太行山村下石勒再次“腾飞”,摆脱了穷名、穷命,依靠发展解决了婚姻的经济基础,村里的30条光棍几年间都娶上了媳妇。

　　下石勒村娶妻难

　　“每次都被嫌穷、数落,一问家里条件,住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还谈不到彩礼问题就被撵回来了”

　　——没钱盖房,“上门女婿”跑了!

　　多年以后,和顺县下石勒村的侯永籽第一次鼓起勇气将他的故事讲出来时,他仍清晰记得那个悲伤午后的每一个细节。

　　那是一个充满阴霾的下午,31岁的侯永籽一个人悄悄离开了和顺县城东关村——他有可能生活整个下半辈子的“新家”,摆脱了仅持续15天的“准上门女婿”身份。

　　那是他最接近摆脱光棍身份的时刻,那也是他这辈子最屈辱的时刻。

　　2000年,终于有人给31岁的侯永籽介绍了一个姑娘。但这户有4个女儿的人家要求他当上门女婿,外加盖一座房子。“盖起来就跟你,盖不起就走开。”

　　上门女婿没问题,可是盖房子?“烟不抽、酒不喝,攒了四五年,看看手里的几千块钱,连账都不敢算。”在姑娘家住了15天的侯永籽,一个人灰溜溜偷跑回了20公里外下石勒村的老家。

　　这段经历被他深埋心底,17年只字不敢再提,村里也无人得知。“怕人笑话,不敢说。”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第一次向外吐露的侯永籽神情复杂。

　　——屡战屡败,小伙子成了“剩斗士”

　　1979年出生的马爱威无疑比同村的侯永籽幸运得多。即便“屡战屡败”,他也相亲数次,还曾定下过一门亲事,虽然到最后也没有将对方娶进家门。

　　作为家里3个儿子中最小的马爱威,22岁时就被迫开始离家打工,希望能攒够钱讨到媳妇。他在山东打工时谈过的一个姑娘,领回家里仅一趟就再也不来了——嫌穷。

　　回到山西介休市一家火锅店刨羊肉的马爱威,后来又谈了一个当地姑娘。一年后双方摊牌:“人家觉得我家这地方太穷,让我去他那儿当上门女婿。我心想离了家人生地不熟,又没有手艺,没敢答应。”

　　回家后,马爱威被别人介绍了一个和顺县东边乡镇的姑娘。不久后,马爱威带上东西去姑娘家里“相家”,“彩礼要5万元,三金和其他乱七八糟下来,总共需要十二三万。”全家挪借完也就能凑出六七万元的马爱威没了办法,这事也没了下文。

　　29岁那年,马爱威终于定上了一门亲事,只是姑娘有点“哑嗓子、上不来气”。马爱威的母亲刘先梅说:“有点毛病就有点毛病吧,好人谁看得上咱家?没想到,还没有过门,这个姑娘就因病去世了。”

　　——因穷生惧,年轻人不敢去相亲

　　比马爱威大一岁的杜青春是家里的独子,机灵帅气。因为穷,到二十七八岁还没有媒人登门,只会在地里死挣的父母只好托人介绍,杜青春骑着自行车,相亲了三四家之后,再也不去了。

　　“不敢了!每次都被嫌穷、数落,一问家里条件,住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还谈不到彩礼问题就被撵回来了。”杜青春再不敢去相亲了,30岁时,他离开下石勒去县城的建筑工地当了小工。

　　“明星村”成了“光棍村”

　　“有女不嫁穷石勒”成了新顺口溜,祖辈没有遭遇“娶妻难”的明星村,到了新世纪,竟然成了“光棍村”

　　杜青春的父亲、1952年出生的杜善荣,回忆起给儿子张罗对象的这些年,唏嘘不断。他不明白,为什么祖辈同样生活在一块土地上的人们,会有如此不同的命运。

　　出和顺县政府,北行20公里,至太行山松溪河源头的山沟里,就到了下石勒村。下石勒是这条石勒沟里的8个村之一,是当地有名的古村。

　　建于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委二层小楼的门洞上,仍挂着“石勒王故里”的牌匾。村里老人除能说出村子是后赵皇帝石勒的故乡、石勒曾在和顺北乡(石勒村)居住,地名与此有关之外,其他已无确据可考。

　　除村边两人怀抱粗的松树和村委小楼背后不知建于何时的古戏台诉说着村子的古老,杜善荣能记起的,便只有他在这个村子生活了60多年的历史。

　　“打我记事起,下石勒就是和顺县的明星村、有粮村,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杜善荣说,当时村民虽然吃不饱饭,但是集体有粮,在老支书侯忠诚的带领下,村里古戏台改造成的粮仓满满当当,十里八村的姑娘都愿意嫁到下石勒。

　　村子广场上建于1982年的新戏台至今仍宽阔、结实,具有强烈的苏联风格,和村里仅有的两栋二层楼一起,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下石勒距北面昔阳县的大寨,仅30公里。从地图上看,依托太行山势修建而成的207国道,从北往南,横穿昔阳县、和顺县和左权县。同处太行山区的三个县,气候和自然条件大致相当。

　　位于太行山解放区的和顺县,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和《小二黑结婚》故事原型发生地的左权县一道,解决了婚姻自由的制度基础。

　　赵树理将左权县一个农村民兵队长因自由恋爱被把持村政权的封建势力迫害致死的悲剧故事,在小说中塑造成小二黑和小芹成功冲破封建旧势力束缚的故事,并给予了一个圆满结局。

　　事实上,太行解放区通过颁布法律,较早实现了婚姻自由。杜善荣记得,他的母亲曾是童养媳,但之后,童养媳在当地便基本消失了。

　　“我和杜青春的母亲是自由恋爱。”15岁放羊、16岁后开始在生产队上工的杜善荣和同村的姑娘谈起了恋爱,随后托人说亲,1973年21岁的杜善荣将杜青春的母亲娶回了家。

　　侯永籽的父亲侯栓宝今年已经88岁,是村里的受苦人,身子虽然硬朗,耳朵已不大能听得见别人说话。他还记得从外村将侯永籽的母亲娶回来,没费多少波折,这个当时小不了侯栓宝几岁的姑娘,已经不再裹脚。

　　1985年,“土地下了户,家家都有村干部”,下石勒村开始包产到户。杜善荣从集体分得小二十亩坡地和“一条半腿”牛。“三家伙着一头牛,靠着老牛下小牛,直到1995年,自家才有了一头整牛。”到2012年,杜善荣将一头牛变成了8头。

　　“土地下了户,家家就开始能吃饱饭了。”杜青春的三叔、1962年出生的杜美荣回忆,母亲再不用偷藏一个窝窝头留给哥哥下工之后吃了。

　　但在海拔1300多米、无霜期仅100天的太行山区,下石勒村的坡地是贫瘠的。“生产队种的是玉米、谷子、小杂粮,到这些年,庄户们种的还是玉米、谷子和小杂粮。”靠天收的薄地,仅够“糊个嘴”,没能让村民们富起来。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杜美荣就不得不在农闲时出去打工补贴家用。

　　到1969年出生的侯永籽这代人成长起来,地下无资源、地上没产业的下石勒村里的小伙子们发现竟然娶不起媳妇了。

　　侯永籽是个勤快人,20岁头上开始下过煤窑,打过小工,但都走不远,还要“顾地”。“一年挣几千块,攒不下个钱。”

　　“有女不嫁穷石勒”成了新顺口溜,祖辈没有遭遇“娶妻难”的明星村,到了新世纪,竟然成了“光棍村”:600多人的村子积攒下30条“老光棍”。

　　穷山沟变了样

　　“夏季雇个牛倌进山放牛,半年不用喂饲料,冬季在园区集中饲养,也不费心。”侯鑫岗一咬牙,干了

　　村支书杜继英清晰记得他2010年刚回村时的窘境:村民侯正兵的母亲初九去世,却要在十六才下葬。按照当地习俗,停灵不能超过三天。原来这场丧事需要4000块钱,侯正兵两口子把家里翻遍才找出900块钱。

　　到2014年,638口人的下石勒村,贫困人口就有511人。

　　侯永籽家到底有多穷?家里的老房子下雨漏了十来年,“没钱修”。侯栓宝对侯永籽兄弟就一句话:“谁攒下钱,谁娶媳妇。”

　　杜善荣一家还住在那座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建起来的旧房子里。马爱威和杜青春还在外默默打工攒钱。

　　转折也从2010年开始。

　　那年,开始带领下石勒村民调产和组织青壮年劳力外出的村支书杜瑞英,倒在了为村民卖葱的路上。李阳镇政府动员在外闯荡的“致富能手”、杜瑞英的弟弟杜继英回村挑起带领村民致富的担子。

　　临危受命的杜继英在镇政府支持下,在2011年“重组”了村支两委班子。与此同时,国家的扶贫政策开始来到村里。

　　杜继英将全村的青壮年劳力组织在一起,成立劳务输出合作社,全村245个男女劳力全部在册,日均80人务工,由村里统一承揽业务、组织管理、分红。

　　正在此时,和顺县开展“干部驻村帮扶”,下石勒成为县委书记孙永胜的驻村联系点。一心想着如何脱贫的下石勒乘着这股东风,在2011年建起了70亩油松育苗基地和可容纳260头牛的标准化养牛园区。

　　大龄男青年侯鑫岗成了养牛园区的受益户。1980年出生的侯鑫岗曾寄希望于去部队当兵改变命运,1999年退伍后留在北京打工。在外奔波了10年,没有解决婚姻问题。

　　在外面跑没法成家,也没攒下钱,谈过女朋友,但“一到结婚时就弄不成”的侯鑫岗回来后开过出租、干过零活,仍然没娶上媳妇。

　　2012年,下石勒得到一笔数十万元的养牛贴息贷款,养牛户还可免费使用每头牛投入1万元的标准化牛棚。“夏季雇个牛倌进山放牛,半年不用喂饲料,冬季在园区集中饲养,也不费心。”侯鑫岗一咬牙,干了!

　　和其他9户村民一样,他贷了4万元开始起步养牛,后面逐渐扩大规模,将这些年所有收入全投进去之外,前后还贷了20多万元。

　　有了指望的侯鑫岗将隔壁村的郜小青娶回了家,现在夫妻二人将养牛规模扩大到了50头,每头牛价值一万元,贷款也仅剩下了6万元没有还。前几年晚上还睡不着觉、瘦了几十斤的侯鑫岗,不久前买了辆十多万元的小轿车。

　　脱贫还得靠产业。

　　2012年,村委带领村民将村里1200亩撂荒地进行流转、整理,建成了千亩露地蔬菜种植和24座春秋拱棚以及8座地窖式日光温室蔬菜大棚；2013年建成年产40万吨的双孢菇棚；去年下石勒村又引进订单种植及加工的万寿菊企业,500亩万寿菊由村民订单种植,在村内加工。

　　就这样,下石勒以合作社的方式逐渐发展起了六大集体产业,规模上了千万元。

　　30条光棍喜脱单

　　“前几年石勒沟真是穷,不敢嫁,这些年有了合作社,有了产业,老百姓在村里干活就挣不少钱”

　　春季育苗栽花、夏季种菜养菇、秋季采摘,冬季去万寿菊加工企业上班……侯永籽足不出村,一年四季不愁活干,现在每年能攒下一两万元。

　　这些年,外出讨生活的年轻人纷纷回来了,最忙那阵子,村里劳力竟然不够用,还得去附近村子雇人干活。

　　2009年丈夫过世、带着12岁女儿和5岁儿子的李阳镇三奇村的巩海平被亲戚介绍给了侯永籽,想嫁过去又不敢的巩海平和侯永籽拖拉了3年。

　　2012年,看着侯永籽手里有了积蓄,感觉未来有了指望,巩海平终于嫁到了下石勒村——这一年,下石勒村年纪最大的光棍、43岁的侯永籽娶上了媳妇。

　　这一年,马爱威33岁了。

　　在普遍二十二三岁结婚的当地农村,马爱威已经晚了10年。这一年,马爱威的父亲癌症住院,马爱威在病房认识了同样在伺候住院亲人的宋瑞风。

　　“就留下了电话号码,后来发现挺聊得来的。”马爱威说,因为聊得来,当年就将家在和顺县东边乡镇的宋瑞风娶回了村里。

　　马爱威的妻子宋瑞风悄悄对记者提起了另一套说法:“前几年石勒沟真是穷地方,不敢嫁,这些年村里有了合作社,有了产业,老百姓在村里干活就挣不少钱。”嫁过来前,宋瑞风曾托人打听过,知道马爱威买上了农用车,为村里合作社跑蔬菜运输,一年能收入两三万元。

　　成功娶上媳妇的杜青春,掰着手指头,饶有兴致地给记者算起了收入账:

　　7亩坡地中的5亩流转给了村里的合作社,两亩还了林,地里一年纯收入1000多元；父亲杜善荣在合作社大棚种菜,一年工资两万元；他自己做村里蔬菜、花卉等运输和管理,一年收入两三万元；2011年娶回来的妻子经营着村口小卖部,也有稳定收入。

　　“一年除去开支外,净收入也有个五六万元。”杜青春小两口前几年花5万元买了辆小轿车,刚刚又把租赁村集体开小卖部的5间瓦房花2万元买了下来,小日子过得有如芝麻开花。

　　下石勒村民平均收入从2011年的2000元增长到2016年底的5736元,村集体账上多了50多万元,村民们终于将戴了几十年的“穷帽子”,彻底撇进了远处的山沟里。

　　杜继英感慨万千,从2011年到2017年的短短6年间,下石勒村26岁以上的大龄青年就娶回来30个媳妇,其中外地媳妇就有11个。

　　脱贫之后喜脱单。光棍们娶上了媳妇,下石勒村再一次出了名,成了令人羡慕的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典型。（本报记者孙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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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帮“光棍”娶上了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