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天津8月25日电（记者邓中豪）“1978年底的一个早晨，我正在操场上跑步，突然听到大喇叭里广播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说中国要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心想，这可真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在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记者见到年逾八十的叶迪生。尽管听力已不是很好，但叶迪生仍旧思路清晰、声音洪亮，对“改革往事”如数家珍。

　　叶迪生出生于南非一个爱国华侨家中，父亲为他起名“迪生”，希望他能成为“中国的爱迪生”。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叶迪生被分配到天津和平区野玫瑰无线电厂。在这个小工厂里，他很快崭露头角，成为全国知名的半导体专家。

　　1984年，国务院决定在沿海十四个省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当年12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叶迪生被任命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副主任。

　　翻看着老照片，叶迪生深情地回忆起改革开放初期，回忆起“春天的故事”。

　　“1984年，市里突然让我去建开发区。我是半导体专家，不懂什么是开发区，也不懂什么是GDP。我想开发区怎么也得有片厂房吧，结果到地方一看傻眼了，这里是一片盐滩，盐池河里全是卤水。”叶迪生回忆道。

　　尽管如此，叶迪生依然对建设开发区充满信心。当时，改革开放带来的积极变化已经体现在了每个人身上。作为技术专家，二十多年没涨过工资的叶迪生，在改革开放后连涨三次工资，到1979年，他的月工资已经从55元涨到87元。正是看到这些变化，他坚决拒绝了大哥让他去美国发展的恳求，立志以身许国。

　　叶迪生介绍，当时天津开发区提出要创造一个“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营商环境要对接国际最先进水平。

　　事非经历不知难。“开发区地面上是盐滩，盐滩底下是淤泥。我们冬天铺了石头路，等到春天一看，整条路都沉下去了。”叶迪生回忆道，“往地下打桩，打着打着只听‘噗’的一声，桩也沉下去了。”

　　恶劣的自然环境只是困难的一小部分，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才是最大难题。

　　为满足企业需要，天津开发区安装了天津市第一台程控交换机。“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装一部电话要等三个月。我们提出，企业装电话必须三天内装完，特殊情况一天之内装完。多出的钱，开发区管委会来补贴。”叶迪生说。

　　当时，由于电力紧张，“拉闸限电”“停三开四”在全国各开发区均是普遍现象。“我找电力局局长沟通，电力局局长说‘哪有不停电的？’”叶迪生回忆，“我们提出能不能先保证100天不停电，后来又提出未来三十年都不能停电。”

　　为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地吸引外商投资，天津开发区喊出“为投资者提供方便，让投资者赢得利润”“企业先赚钱，政府后赚钱”等口号。“我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叶迪生说。

　　到1986年，天津开发区已获得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与外商签约数十家，初具规模。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引进外资以东南亚和港澳为主。我们最早也派人到香港和东南亚招商，但他们普遍觉得天津开发区‘又冷又远’不愿来。”叶迪生说。

　　几经波折，叶迪生发挥专业优势，带领团队成功说服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前来投资。“上世纪90年代初我去摩托罗拉谈判，摩托罗拉负责人说想在中国生产蜂窝电话。当时国内装部电话得三个月，用‘大哥大’连绳子都不用，市场特别好。”

　　“后来我们去韩国，我跟三星公司说，连摩托罗拉都来天津开发区投资了，你们赶紧来吧。三星派人一看，路边立着大牌子‘摩托罗拉预留地’，三星马上同意投资，我们又立个大牌子‘三星预留地’。”很快，大批外资也随之而来。

　　如今，当年“没有一分钱财政投资、完全依靠贷款滚动开发”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三千多家外商投资企业落户、投资总额超过150亿美元。

　　根据商务部的考核评价，2016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国219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排名中位列第二，其中产业基础和利用外资均为第一名。

　　从一线退下来后，叶迪生仍密切关注着改革开放进程。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大量的文件、报纸和书籍。

　　“我虽然八十多岁了，还在不停地充电。”叶迪生说，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他坚信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改革开放的前景会越来越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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