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大山里的患者,他在中国做了20年兼职医生,培养了超过5000名村医

　　这位敬业的中医博士来自西非马里

　　▲在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人民医院,迪亚拉正在询问患者的病情。

　　▲迪亚拉一家在云南昆明住处的合影。组图均由本报记者王迪摄

　　本报记者王迪

　　在今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来自52个非洲国家、27个国际和非洲地区组织的代表中,有一个人的履历很特别。

　　他是第一个取得中医博士学位的外国人。他在中国西南做了20年的兼职医生,培养了超过5000名村医。

　　这个人就是来自西非马里共和国的迪亚拉。一半的时间,他是住院医生,在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中医院老年门诊工作。另一半的时间,他是专业志愿者,穿梭于西南山区的偏远乡村,带来当地急需的医技和人才。

　　他深信,古老的中医在当代的基层医疗体系中能有大作为。

　　敬业的医生

　　直到赴京前一天,55岁的迪亚拉仍然在云南一家县城医院义诊,坚持把当天上午所有挂上号的病人看完再走。

　　一个老太太带着两个孙子走进了办公室。

　　“孙子多大了?”

　　“这个10岁,这个14岁。”

　　“哎呀,您太有福气了。”

　　随后,这个黑皮肤的外籍医生轻轻撩开老人的衣领,双手按压她的右肩,确认疼痛的具体位置。

　　从清晨到中午下班,病人鱼贯而入,迪亚拉几乎没有时间接电话或倒茶水。就算过了饭点,只能吃点盒饭,他也从不抱怨。

　　“我出生在西医世家,我父亲从小让我背诵《希波克拉底誓言》。来中国后,我学中医,接触了《大医精诚》。我意识到医生治病靠医术,但是也靠德行。”迪亚拉说。

　　上世纪90年代末,作为全职医生在成都刚工作不久,他的价值观就遭遇了挑战。所在医院的副院长找他谈话:“你的病人是我们这里最多的,奖金却是最少的。”

　　那时,不少医院都把卖药作为收入的重要来源,纷纷将医生的收入和药单挂钩,鼓励虚开药单。迪亚拉记得,有个月他的奖金172块,而一个同事的奖金收入超过4000块。

　　但迪亚拉不为所动。当副院长第三次再次“提醒”他的时候,他选择了辞职,把所有精力投入西南山区的公益医疗项目。

　　受欢迎的老师

　　1997年,迪亚拉在朋友介绍下加入了无国界医生组织。一个云南项目让他第一次走进中国偏远乡村。后来,他陆续参与了乡村医务人员培训、艾滋病、结核病防治、社区发展等项目,足迹遍布全中国。

　　20年来,迪亚拉培养的村医超过5000人,他们来自四川、云南、江苏、黑龙江、湖南、青海等地。几乎每天他都会收到学生的短信,向他提问或者发来问候。

　　什么样的学生迪亚拉都见过。有接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中专毕业生,也有人小学没毕业、字不会写、只会说方言。

　　“我要用最短的时间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听懂。”迪亚拉说。

　　虽然精通古文、写得一手工整汉字,迪亚拉很少用板书。他用简笔画、剪纸和实物讲述深奥的中医理论。讨论、观摩、操作,这样的培训流程容不下长篇大论的说教。

　　除了各地卫生部门和医院召集的学员,也有一些是迪亚拉亲自招募的村医。

　　他曾驱车到云南的一个工地,花了整整一天才找到一个初中辍学的女孩。这个女孩是所在村里受教育最高的女性,是那里最适合做村医的人选。

　　“做你现在这个工作也不是不好,但说实话,这只是解决了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也知道,村子里有很多问题,真的需要一个女医生。”迪亚拉这番话最终打动了女孩。

　　最近的一个乡村医生培训差点要了迪亚拉的命。8月初,在青海玉树的一个村庄,高强度的工作、3700米以上的海拔让54岁的迪亚拉患上严重的肺水肿。

　　他一开始把手心、脚心搓热,吸着氧气罐继续授课,想撑下去把课讲完。但一回到宾馆,他却连呼救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用尽体力把椅子抛出去,“砰”的一声,才把隔壁的助手引来。一个当地村民开着越野车,连翻两座山,总算把几乎昏迷的迪亚拉送到了县城医院。

　　中国的基层工作经历让迪亚拉感慨,非洲最缺的不是高级人才,而是乡村医生。

　　“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都不应该忘记基层。如果在非洲培养三五百个,再复制这样的项目,就能解决很多问题,而不是等到问题变突出再去找大医院。”他说。

　　中医学的传播者

　　中医学正在越来越受到世界的认可。世界网球冠军德约科维奇借鉴中医理论改变饮食,增加了热食的比重、改喝温水,还把这些写进了一本关于健康饮食的书。奥运冠军菲尔普斯用拔火罐来提高泳道上的表现。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在一本千年历史的中医典籍里找到了启发,发现了抗疟疾的青蒿素,并为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然而,直到今天,关于中医价值的争论并未停止。迪亚拉对此深有感触:“很多非洲的卫生官员不懂中医,不认同中医。他们往往是西医某个专业的硕士和博士。”

　　质疑人士常常提到的是,和西医相比,中医缺乏科学实证。

　　本科就接受了西医训练的迪亚拉对此并不认同。“西药的试验从小白鼠开始,到猫狗,到猴子,最后才到人身上。几百几千例过后,就说这种药物有效。反过来看中医,一开始就是在人身上做试验,然后慢慢总结。经过几万、几亿人的验证有效,你说这不科学吗?”

　　为了减少宗教界人士对中医学的误解,迪亚拉作为医学顾问与新加坡学者Pak-Wah　Lai博士合作推出了《治愈之道:从基督教的视角看待中医》一书。

　　在迪亚拉看来,中医学的优势在医疗条件落后的贫困地区很明显。中医学本来就是传统医学,取之于民,所以老百姓容易操作和理解,也容易就地取材。头疼了,按摩个穴位；咽喉肿痛,嘴里含一片草药；感冒了,就喝点姜汤。

　　“这些不是需要高科技的东西,都是自然界的东西,所以经济、有效。”迪亚拉说。

　　迪亚拉有一个最引以为豪的项目。他曾在云南的两个村庄给村医、村干部做培训,教他们如何鉴别和利用村周围的中草药。在其中一个村子,他找到了70多种,能应对至少30种常见病。他还教会村民如何用这些草药制作兽药和农药。他编了一本小册子,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把这个项目复制、推广。

　　“以前大家不重视中医,总觉得不如直接给农村送一些抗生素。可现在抗生素滥用产生耐药性,反而带来了危害。”迪亚拉说。除了经济有效,他认为这个项目还让村民懂得爱惜自己的自然环境。

　　中医的另一个特点在于灵活性,“一个真正的中医就是一个家庭医生。”以迪亚拉自己为例,在云南的宜良县人民医院他看的有一半多是妇科病,而在成都他接触最多的却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在缺少医生的农村,这种灵活性难能可贵。

　　在中国安家的马里人

　　迪亚拉娶了一个成都姑娘,现在有了一儿一女,一家人住在昆明。

　　他对于自己的身份常常感到矛盾:如果遇到马里的同学、同行,他们会评价他的思想“中国化”。可是身边的中国人一直会以外国人的眼光看他,尽管他听得懂粤语、四川话,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让他感觉不自在的是,很多人会用“非洲人”描述任何一个来自非洲大陆的外来者。一说起非洲,人们第一反应就是贫困、疾病、落后。

　　“比如说,我来自马里,马里确实来自非洲,但是也不能代表非洲。马里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和生活习惯。马里的问题归马里,尼日利亚的问题归尼日利亚,不要一下子都归结为非洲问题。”迪亚拉说。

　　他曾经因为“非洲人”的身份吃了亏。他本想让儿子和本地孩子一起上幼儿园,为此某地政府特意安排了他和园长的会面。结果那个园长老远瞧见他站在门外,掉头就走,还让保安转告他“园长不在”。

　　但在迪亚拉走访过的山区,处处留下了灿烂的笑脸。人们心怀感激,丝毫不在乎肤色的不同。

　　迪亚拉想起了在云南迪庆的一次义诊。临走前,那个藏族村庄的年轻人忙活了一整天,到山上四处寻找虫草。虽然是10月、早已过了虫草的最好季节,他们还是攒了一把指尖大的小虫草,用哈达扎好送给他。

　　临走前的晚上,全村男女盛装出现在晚会上,把酒言欢、载歌载舞。唱歌的好手们按照男女分列两队,一唱一和,用斗山歌的方式给尊贵的客人饯别。输的一方退下,赢的一方继续接受挑战。最后只剩下一个女的和两个男的对唱。

　　迪亚拉早已困得睁不开眼,但他又不好意思在表演结束前离去,怕辜负了村民的一番热情。

　　后来实在忍不住,迪亚拉私底下问晚会什么时候结束。有人告诉他,按照风俗,他在这里坐多久,他们就唱多久,一直会唱到客人离去。迪亚拉恍然大悟,立刻转身进了帐篷,结果不到三分钟歌声就停了。

　　迪亚拉的女儿尼西今年10岁,幼儿园时就能熟练背诵《大学》《中庸》。迪亚拉想在小学阶段教会她《黄帝内经》,培养她对中医的兴趣。

　　儿子以勒是个19岁的帅小伙,身高已经超过了父亲。在迪亚拉的言传身教下,他成为一名年轻志愿者,去过印尼的孤儿院、苏丹的难民营,以及肯尼亚、乌干达、新西兰等地。他打算在报考大学的时候申请社会心理学专业。

　　“爸爸是很会照顾别人的一个人。他去每一个地方都带来了帮助,给别人希望。”以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