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一名申请人从郭虹手中领到17万元司法救助款后激动不已。图片由昆明市官渡区法院提供

　　秋日,春城昆明的一个高档小区里。窗外阳光温暖和煦,屋内的气氛却有些凝滞。几名法警正神情紧张地围着一个躺在沙发上的老妇人。僵持间,这名年近60的妇人突然脱起了衣服,趁着法警纷纷扭头回避时,她一个箭步冲向窗户想跳下去!千钧一发之际,一直在旁默不作声的一名女子果断伸出手抓住她,用力一把拉回来,然后迅速拿起沙发上铺着的毛巾被把她裹了起来,顺势按倒在沙发上。

　　这名女子,是昆明市官渡区法院的执行法官郭虹。最近几年,这样的情形她常常遇见,但每一次,她都能以一种特殊的气场镇住场面、化险为夷。

　　44岁的郭虹在昆明市官渡区法院工作20多年,先后担任过刑庭、民庭、派出法庭的法官。来到执行局还不到4年,每一年她执行到位的金额都超过亿元,但没人知道,那染了色的头发下已白了大半。

　　感慨:法律并非无所不能

　　听说记者要来采访,郭虹在前一天专门去染了头发。坐在记者面前,郭虹卷发、红唇、身着合体的制服。可是,身为女性,她却从来没有参加过单位三八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同事们常常调侃:大家都在过节,你却在外面忙着“捞钱”。

　　这钱,是帮申请执行人“捞”的,而且“捞”得很难。郭虹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执行每一笔款项,但有时仍感到无力:“法律不是万能的。即便是法院,也难以解决一些现实矛盾。”

　　最典型的当属“执行不能”——在无法执行到位的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执行不能”,即被执行人确实没有财产可以执行,或者其财产根本无法处置、变现。但申请执行人常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法院明明判我赢了,我却拿不到钱?这时,执行法官常常成为矛盾的集中点,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

　　因一起车祸导致瘫痪的申请执行人胡某某,最近两年是官渡区法院的“常客”。他2016年被一辆汽车撞成了一级伤残,法院判决司机杨某某赔偿他48万余元。“但杨某某的经济十分困难。”郭虹回忆,当时执行法官多方寻找,都没发现他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后来法院因他迟迟不履行判决对其拘留时,他的身上,总共只有87元钱。

　　这是一起典型的执行不能案件。但已经瘫痪的胡某某家庭也十分困难:家中有4个孩子,最小的才五六岁,最大的也不过14岁。为了拿到赔偿,胡某某多次睡在法院办公楼里的过道上,甚至撒泼、骂人,要求法官必须把钱给他。郭虹和同事们只能反复地做工作。

　　“我能理解他,也想尽我所能,帮助他走出困境。”郭虹说,想到胡某某的情况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标准,自己在告知他政策后,以最快速度为他启动了相关程序。经过多方努力,胡某某最终获得了17万元的最高额司法救助款。领到钱的胡某某对郭虹很是感激,在对之前行为道歉的同时,也表示今后不会再到法院来缠闹。

　　“法律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我们很高兴可以借助有效的制度解决实际问题。”郭虹说,希望面对执行不能案件,申请执行人能够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因为执行到位,是申请执行人和执行法官共同的心愿。

　　暖心:跳楼老人的那一抱

　　努力执行,挨被执行人的骂；不执行,挨申请执行人的骂；执行不到位,挨领导的骂……虽然这只是执行法官相互间的调侃,但从中不难体会执行工作的难度。在郭虹担任执行法官的日子里,她多次被辱骂、威胁甚至围攻,但在同事眼里,她“自带气场”,总能镇住场面。“一切按照程序来,没有什么可怕的!”郭虹说,其实,这是正义给予的力量,是法律自身的气场。

　　每年执行数百起案件的郭虹,见过各种各样的被执行人:有人态度很好,张口闭口地叫“大姐”,就是不还钱；有人不知道法律的威严,直到被拘时才慌了神,一打款就是两倍；有人态度强硬,动辄辱骂或以死相逼,“有脱衣服的,有跳楼的,有抱煤气罐的,有人甚至让自己的母亲喝农药。”每当这时,郭虹对人性的认识就更深一层。

　　女子缪某曾在一家美容机构隆鼻,后来以“鼻子被隆歪”为由拒付近6万元的费用,美容机构起诉后,法院判其支付这些费用。但缪某开着玛莎拉蒂,却堵着一口气,就是不愿还钱。美容机构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她甚至屡次通过短信、电话辱骂和威胁执行法官。屡次劝说无效,但时间已经不容拖延,法院必须采取措施。

　　事先查明缪某的住处后,郭虹带着法警敲开了门。当时只有缪某的姑姑李某在家。这位60岁的老太太情绪激动地质问“我又不是被告,凭什么来搞我”,对法警又踢又打又骂,甚至冲向窗口想要跳楼。被拦下后她又用头撞地,法警就把手垫在地上让她撞……等大家把她抬到沙发上时,李某突然脱起了衣服,趁男法警们扭头回避时她再次冲向窗口!危急时刻,郭虹紧紧抓住她并拿起沙发上的毛巾迅速把她裹起来,就势把她按倒在沙发上。

　　一阵忙乱过后,缪某的情绪终于趋于平静。在郭虹和同事们的劝说交谈下,她才说出原委:自己已经是癌症晚期,因为没有子女,平时对缪某视若己出。“你们要抓我侄女,我死也要拖着你们!”

　　整整一个晚上,郭虹和同事们说得口干舌燥,老太太终于知道了拒不执行可能带来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被拘留甚至坐牢等后果,她主动拿起了电话劝缪某还钱。临走时,老太太把大家送到了电梯口,跟郭虹互留了电话,还拥抱了一下她。“那一刻,因为她跳楼带来的慌乱、担忧突然消散了。”郭虹说,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理解,尤其让人感到温暖和感动。

　　第二天,缪某到法院履行了全部款项。

　　心疼:高考女孩的担忧

　　语速快,逻辑清晰,伴随着有力的手势……郭虹的干练、爽利让人印象深刻。如今,她已经是官渡区法院执行局的副局长。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女汉子”,在最高院“向执行难宣战”,执行攻坚行动正在全国法院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她恐怕很难带领诸多男性干警打赢一场又一场执行硬仗。

　　一方面,执行攻坚给执行法官们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受大环境影响,小微、民间借贷等案件高发多发,导致执行案件数量大幅增长,让郭虹等执行法官压力更大。今年截至9月初,官渡法院这样一个区级院就已收执行案件7000多件,相当于去年全年的量。到9月25日,郭虹团队今年已新收执行案件691件,执结674件,执行到位金额1.16亿元。“每年我执行到位的案款都过亿,去年是1.3亿元。”郭虹说。

　　这么多次执行,郭虹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勇猛、刚强和铁腕,还有女性特有的柔情。

　　去年10月,郭虹到普洱市澜沧县执行一起案件,出现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个正在上高三的女孩。女孩的亲生母亲失踪,父亲和继母因多起债务纠纷早已躲了起来,家里只剩下她。

　　“她的父亲是被执行人,家中有多套房屋,有的被法院查封了。女孩需要搬家腾房。”郭虹说,女孩很懂事,主动来向自己询问情况,言谈间又乖又有礼貌。看见她,郭虹想起了家里上高中的女儿,顿感于心不忍。

　　但法律不容变通,她只能最大限度地以女性的温柔去执行:怕法警出现对女孩影响不好,大家就在她腾好房后,换了便装去贴封条；得知女孩每个月靠爷爷奶奶获得生活费,郭虹就把身上所有的钱留给了她……临走时,女孩告诉郭虹,自己今后想报考大学的法律专业。“阿姨,我的爸爸妈妈进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会不会影响我报考?”女孩儿小心翼翼地询问,让郭虹瞬间泪奔。

　　“孩子太可怜了。”郭虹很是心疼:“大人的过错却要孩子来出面应对,她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怕自己的法官身份给女孩带来负担,郭虹并没有过多联系她。但在忙碌的工作中,这个孩子的面庞常常浮现在郭虹眼前。今年9月开学季,她打电话给女孩,得知她考上了云南的一所大学,父亲也回到家中时,总算放下了心头的牵挂。

　　后记:她无愧法徽却愧对家庭

　　进入郭虹的办公室时,尽管她热情地招呼“坐、坐”,但记者还是没能从被卷宗包围的沙发和椅子上找到一个空白的平面。本就不宽敞的办公室里,除了到处堆得高高的卷宗,还有记者、郭虹和法官助理、书记员,以及五六名来办事的群众,显得更加狭窄。最后,记者和郭虹只好“转场”到法院活动室进行采访。

　　每天,郭虹早上7点就起床,然后走4公里的路来上班。对于没有锻炼、休闲时间,“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不保证休息”,从四月至今没有休过一个周末的她来说,走路上班的这50分钟是一天里最为奢侈的享受。因为一旦到了办公室,工作就会接踵而来,她的所有神经将一直处于紧绷状态,不能有丝毫松懈。

　　普通人并不知道加班是执行法官的常态,由此还产生了不少误解。郭虹和同事曾在夜里11点多拿到执行款后打电话给申请执行人,让对方次日到法院来领钱,却被对方当成骗子骂了一顿:“骗谁呢!法院这会儿早就下班了,神经病!”

　　在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和压力下,郭虹的记性变得很差。她曾凶巴巴地冲到某个办公室要批评一名干警,但到了门口,却忘了自己要批评谁、也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批评人家,只好默默地转身走掉。这一幕让办公室里的人不由笑出声来,郭虹自己也被逗笑了。

　　“家对我来说就是个睡觉的地方。”她有些歉疚:“我家不开伙,邻居也很少见到我。”因为实在没时间管孩子,郭虹只有把女儿送到寄宿制学校。“两周可以回来一天半。”郭虹有些愧疚:“她从小就独立。幼儿园就一个人坐飞机去亲戚家过暑假,小学三年级参加小记者海南游是自己收拾的行李。大人管得少,她的独立都是给逼出来的。”

　　说起女儿,郭虹满眼都是温情,语调也柔和了起来。但这样融洽安静的气氛并没能维持多久,就随着一个电话的到来骤然改变。“抱歉,我得先走一步了。”郭虹迅速起身:“刚才他们找到一个被执行人,带到局里拘留了,我要去见见‘老朋友’。”声未落、人已远,郭虹留给记者的,只剩下走廊里那个坚定挺拔的背影。

　　本报记者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