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蚂蟥咬出的42个伤口
除了参与《中国植物志》编纂外,曾孝濂的人生还有两个关键阶段,一个是“参与找抗疟药”,一个是退休后的“时不我待”。
上世纪60年代,曾孝濂参加了国家“523”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这一项目是要在民间寻找可食用的抗疟中草药或方剂,用以研发抗疟新药。曾孝濂参与了其中的绘图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把项目组初步筛选出的有效抗疟植物绘成一本画册,交给部队和科研机构去做实验。
在找抗疟植物的那段时间,曾孝濂每天穿梭在深山老林,在野外写生和采集标本的经历让他更加痴迷大自然。“从原始森林到热带雨林,我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狂野之美,更看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植物景观,从那时起,我立志要把这些美好的植物生态、植物种类、奇花异草尽可能多的画下来。”
后来该项目筛选出了疗效显著的植物,其有效成分青蒿素的治疗效果得以确认。屠呦呦也凭此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奖。
对曾孝濂来说,那段找抗疟药的经历永生难忘,作为参与其中的一员,他无比自豪。也正是从那时起,他明白了最好的植物科学画一定不是诞生在办公室里,而是大自然。
野外科考的艰苦超乎人们想象,遇到蚂蚁、蚂蟥、马蜂、虱子、毒蛇更是常事。曾孝濂说起了一段自己被多只蚂蟥咬出42个伤口的往事。
在一次科考中,他深入一片灌木丛,采到了很多标本。就在满怀喜悦返回驻地的路上,他感觉身上开始有血渗出。曾孝濂没有在意,以为只是被蚊子或跳蚤咬了几口。“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蚊子而是蚂蟥,蚂蟥咬你的时候不会感觉疼,等它吃饱了走了,你也不会察觉,但血却会不停地流。”
当晚回到驻地,疲惫至极的曾孝濂很快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却发现,自己身上好多地方的干血块竟然与被单粘在了一起。曾孝濂数了数,好家伙,足足有42个伤口。“也就是说,那天我被多只蚂蟥袭击了,这也是迄今为止,我被蚂蟥叮咬最多的一次。”
回忆过往的小苦难,曾孝濂淡淡一笑,觉得不值一提。
退休后的彩色人生
曾孝濂的青春基本献给了包括《中国植物志》在内的50余部科研著作,他绘制的科学画插图有两千多幅。退休后,很多人觉得他该享清福了,但曾孝濂却觉得新挑战才刚开始。
“我年轻时的夙愿,大部分是退休后完成的。因为《中国植物志》主要是黑白画,所以退休后,我更想画水彩画,我不仅要画植物,还要画动物。”
画了半个多世纪,曾孝濂仍然觉得画不够,他笑言自己这辈子就没怎么休息过,退休后甚至比工作时更忙,忙着创作,忙着到各地采风、写生。他想画胡杨,就去了内蒙古;想画红杉,就去了美国;他跑寺庙画古树,闯壶口画瀑布,“我特别贪心,有很多东西想画。”曾孝濂眼睛笑成了缝。
为了与时间赛跑,曾老每天五点钟就起来画画,他说灵感都来源于清晨孤独中的思考。退休后的曾孝濂做了白内障手术,但手术却使他的两只眼睛出现了视差,“这导致我作画时定位不准,下笔时笔尖受干扰,配了眼镜好一些,基本弥补了视力不足,但要画很细的东西,肯定比年轻时吃力。”
只要画起画,曾孝濂什么烦恼都没了,有时候跟老伴儿顶了嘴,心里不痛快,他就进卧室画画,两个钟头后,阴霾一扫而光。“我就盯着植物看,看它跟别的植物有什么不同,然后你会觉得,自己是它们中的一员,就会把所有世俗烦恼都忘掉。”
退休后,曾孝濂出了12本个人绘画集。在2017年深圳举办的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上,曾孝濂专门为大会创作了10幅作品,获赞无数。
曾孝濂教过的学生很多,但大多没能坚持把植物科学画画下去。曾孝濂明白,这个画种一是小众,二是需要植物学功底,仅靠情怀和兴趣,年轻人难以维持生计。“现在只要有人想学,我定会倾囊相授。”有时候老同事去看他,即便是心血来潮想画几笔,他都会认真地教。
他说自己经常跟学生强调的话只有一句——“你不管干什么,你得喜欢你自己的工作,你得喜欢你自己,你得看得起你自己,你才会去做好它。”
曾老觉得,一个人要是没有点定力,什么都干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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