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陈敏华在办公室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实习生 陈婉婷 摄

　　一张约2米长、1米宽的木桌上覆盖一面玻璃，玻璃上摆放两个笔筒、两个小夹子盒，文稿和书籍摞成数堆。这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超声科首席专家陈敏华研究、写作的地方，它位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的一个小套房内。

　　72岁的陈敏华至今仍未退休。每周，她要上满两天班，上午在医院坐诊，下午则进行手术。工作之外，陈敏华常常坐在这张长桌前，埋首于资料、文稿和书籍中，进行研究及编写下一本计划出版的医学专著。

　　“对于未来，我的打算是继续工作、继续研究，直到干不动为止。”10月19日，在这个兼作资料室和休息室的小套房内，陈敏华这样告诉新京报记者。

　　“拼命三郎”

　　时隔十年，陈敏华依然清晰记得当初在这个套房里编写《肝癌射频消融》的日子。

　　1999年，在引入射频消融新仪器后，陈敏华开始研究难治性大肝癌的治疗策略。陈敏华向新京报记者介绍，射频消融术是在保留肝脏的前提下，通过穿刺向肝脏肿瘤注射消融针，消融针电极释放的高温能将肿瘤组织杀死，以起到局部治疗的作用。

　　但直到10年前，“射频消融的规范化治疗以及难治性肿瘤的个体化治疗技术还没有受到医学界的足够重视。虽然很多家医院买了仪器开始做了，但是规范操作和推广还是迫在眉睫。”陈敏华说道。

　　为了编写这本专著，在坐门诊、做手术之余，陈敏华把自己关进这个房间里，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她患有心肌病和高血压，高强度工作下经常发病，胸闷、头晕、心区痛且睡不着觉。

　　“有时候病犯了，我就到旁边的医院吸氧，然后回来继续工作。”陈敏华回忆。在此期间，她还曾两度发高烧住院。当这本书的编写进入最后阶段时，她还与年迈多病的丈夫“分居”了一段时间，以集中精力工作。

　　2009年，100多万字的《肝癌射频消融》在六易其稿后终于出版，书稿则被陈敏华一直保留至今。她向新京报记者提供的一份书稿显示，稿上密密麻麻布满圈画涂改的痕迹。“那段日子确实很艰难，但都过去了。”

　　被同事称为“拼命三郎”的陈敏华，不是第一次在工作学习上这么拼命。

　　1987年，受国家教委公派，陈敏华赴日本北海道大学留学。中国是肝癌大国，但陈敏华发现，很少有中国人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主持或者发言。陈敏华在心中暗暗发誓，将来要坐到主席台上，要为中国人争气。

　　在日本，陈敏华几乎每天学习和工作十几个小时，白天在医院从事诊疗工作，晚上做实验、看书、记录研究数据等。由于医院规定尸体解剖必须在晚上12点以后进行，只要有这样的机会，陈敏华都不会放过。每天，她都是后半夜才离开学校。由于学校大门早已上锁，爬墙、跳窗子成为常事。

　　在参加尸体解剖的过程中，陈敏华开辟了食管经皮超声扫查新领域，并发现食管在不同运动状态下的生理运动变化。她还曾自带饺子，把当时在北海道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都请来。

　　这可不是一顿“免费的午餐”，陈敏华要对他们的食管进行超声探查。她把拍到的数百张比豆腐块还小的图像，放在放大镜下测量，几千个数毫米的数据要进行两次重复测量，由于用眼过度，造成眼肌痉挛，眼球疼痛，视力急剧下降，至今仍留有后遗症。

　　为继续做试验 逃下手术台

　　陈敏华患有多年的心脏疾病。有时候，她夜间的心跳每分钟只有27次，晨起之时经常头晕。医生曾建议，在其体内植入心脏起搏器会比较保险。但是，当躺在手术台上后，陈敏华改变主意“跑了”。因为她听说做射频消融会影响到心脏起搏器，一旦安装，她就必须停止做射频消融。

　　“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的研究和实验要做，还有很多工作必须完成。所以，当我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就决定放弃安装心脏起搏器了。”陈敏华告诉新京报记者。

　　提起家人，陈敏华用“亏欠”二字形容心中感受。多年前母亲去世，陈敏华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这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那时候我刚走出诊室，就接到了家人的电话，说母亲快不行了，我立马坐飞机赶去上海。”陈敏华说，“但在路上，我就得知母亲已经离去的消息。”

　　陈敏华说，母亲去世前一年多，她在上海出差时到医院看望了母亲，这成了她们最后一次相见。回忆往事时，两行泪水从陈敏华眼角溢出，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在陈敏华看来，病人、亲人构成一个天平，她则永远把砝码压在病人这一边。“我也希望在做一个好医生、好老师的情况下，可以完全尽到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病人、亲人无法兼顾。”

　　丈夫多次生病住院乃至做手术时，陈敏华都没能陪在身边。而平时在家中，丈夫却扮演着“秘书”的角色。从事医学研究时，陈敏华经常思考到深夜，有时睡意蒙眬中，她会突然冒出一些想法，但第二天醒来时却常会忘记。

　　于是，她和丈夫约定，夜里，他就是她的“秘书”。床头柜里常备着纸和笔，当陈敏华有想法时，她会叫醒丈夫，丈夫则随时帮忙记录下来。只是这样一来，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丈夫事后却很难再入睡，需要服用安眠药。

　　“他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但是他的每一次生病住院，我几乎都没有时间去照顾。”对于丈夫，陈敏华有太多歉疚。

　　冒险闯医学“禁区”

　　对肝癌的早期诊断研究，陈敏华做了几十年。我国是乙肝及肝癌大国，因此，肝癌早诊也是重要的临床课题。

　　早在1985年，陈敏华就和同事完成了《肝癌穿刺活检及早期肝癌超声诊断研究》。“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当时肝癌穿刺活检被认为是医学‘禁区’。”陈敏华说，此前，通过超声可以发现肝脏上的小结节，但很难定良恶性。在超声引导下对肝脏肿瘤进行穿刺细胞学检查，就可以发现早期肝癌，而且临床应用证实安全有效。这项研究结果在1985年获得卫生部首届肿瘤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2002年，超声造影新技术进入中国，她承担了III期临床实验，组织团队夜以继日地研究。“如果能把早期肝癌患者诊断出来，很多患者是可以治愈的。”半年多时间里，她带领6个博士生，把数百张照片、录像翻出来反复研究，每天读片到深夜，发现有问题或以前认为是良性肿瘤的患者叫回来重新检查、随访，甚至穿刺活检。

　　其实，早在日本留学时，陈敏华就在超声造影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还自己研制了初级造影剂。她的双手由于在当时做动物实验时，长时间暴露在射线下，导致皮肤表层受损伤，至今一到冬天就会裂出血口子，生疼生疼的。

　　2004年，国际权威机构制定的“欧超联指南”正式进入中国指导临床应用，陈敏华通过对病例的分析和研究发现，这个指南并不适宜中国乙肝肝硬化背景的肝癌早诊。“诊断指标不完善，有可能漏掉早期肝癌。”陈敏华在国际会议上发表了适宜中国肝病背景的肝癌早诊标准，制定了中国超声造影指南，获得大会权威的好评，称为“中国年”，并委托她举办下一期的国际造影大会。

　　她用25年时间，实现了当初在日本的誓言。“我虽不会讲英文，但我能坐在主席台上，还能被美国、日本邀请去讲课，因为我们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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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采写/记者 潘闻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