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0日刘万利在伊拉克摩苏尔市南部地区采访。

　　【演讲稿】站在国旗下

　　大家请看，我的衣服上有一面小小的国旗徽章。这些年，它陪我走过许多地方。今天，我的故事就从几面国旗说起。

　　去年，我在伊拉克采访过一名足球教练，他叫加尼姆。

　　30年前，他是伊拉克国家队的主力，伊拉克球迷心中的马拉多纳，曾经出征1986年世界杯。

　　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无法征战球场，而是征战在一个满目疮痍的战争国家里。他告诉我，他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是身披国旗奔跑在赛场上。但是，在我采访他的时候，他的那面珍贵的伊拉克国旗，紧紧裹着的，是他儿子和女婿的遗像。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婿，在两年前的一次汽车炸弹袭击中身亡。

　　过去15年，加尼姆看着自己的肌肉在战乱的贫困中松弛，看着自己心中的大力神杯在流星般的弹片中碎裂。战争，不仅摧毁了一个国家，更在摧毁一代人的梦想。哪怕是娱乐这种小小的心愿，也变得扭曲不堪。

　　记得有一次，我进入被极端组织占领的伊拉克摩苏尔市。在采访路人时，一颗子弹击中了距离我只有一米的一片屋檐，屋檐碎裂，子弹弹起，落在我的脚边。一个四五岁大的孩子跑过来，举起手中的水瓶，把水浇在弹头上。滋的一声，滚烫的弹头上，升起了一团白雾。小男孩笑着，捡起弹头，放在我的手心。那一刻，我的心是酸楚的。残酷的子弹在孩子的眼中成了游戏的工具。

　　后来的日子里，伊拉克的局势转好，我跟随伊拉克政府军，见证着他们一处一处地收复被占领的城市村落。每收复一处，伊拉克政府军就会将一面国旗插在城市的制高点。在那些伊拉克人祈祷和平的眼神中我看到，国旗代表着胜利和希望。

　　过去十年，我常常用一个国家的国旗作为坐标，来定位这个国家的团结与稳定。但是，就是这样一面旗帜，有时却很难寻找。

　　2011年4月，利比亚内战爆发一个月。我从埃及边境进入利比亚的班加西市，成为第一批进入利比亚战场的外国记者。在孤立无援中，我一路寻找利比亚国旗，但折断的旗杆和被战火烧得不见踪影的国旗告诉我，这个国家已经支离破碎。

　　我三次进入战争中的利比亚，多次在拉锯战的中央地带铤而走险，多次在炮火和子弹中猫腰前行，多次在利比亚人的泪水中寻找答案。直到2011年8月，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失守，我进入卡扎菲的办公室。在那里，我终于找到了那面曾经代表利比亚的国旗。但是那一刻，利比亚人已经经历了持续5个月的战争，陷入无尽的痛苦中。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社会混乱，就连赖以生存的饮用水都因为水厂被人下毒而变得无处寻找。在那些利比亚人渴望稳定的眼神中我看到，国旗代表着安宁与发展。

　　当利比亚内战平息，我转战到了另一个战场，也门。国家不同，局势不同，背景不同，但炮火是一样的残酷。

　　一天凌晨，一连串巨大爆炸声，将我从睡梦中炸醒。爆炸犹如地震一般，把分社的门窗炸得乱颤。防空火炮点亮了萨那的夜空，大量弹片如雨点般倾泻而下。

　　我和中国驻也门使馆工作人员一共30多人挤在40多平米的地下室里避难。地下室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墙上悬挂的一面五星红旗。

　　那一刻，五星红旗下，就是我们的庇护所，就是我们的家。一位使馆老同志在那面红旗下，火线入党。在炮火中，他高高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庄重地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样在那一刻，中国护航编队正迅速向指定海域机动，一场惊心动魄的撤侨行动即将展开。

　　撤侨的车队，悬挂五星红旗，通过检查站时，五星红旗就是我们的通行证。码头上，在临沂号护卫舰的临时海关口，《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我们的身份证。那一刻，在每一位中国人激昂的泪光中，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五星红旗就是我们的安全感，《义勇军进行曲》是这个星球上最嘹亮的歌声。

　　我叫刘万利，是新华社国际部一名普通记者。入社十年，七年驻外，辗转利比亚、也门、伊拉克三个战场，亲历大小战斗十多次。枪林弹雨，泪水哀嚎，生离死别，荣辱兴衰……都已化作“新华社几月几日电”，永远地留在了中国新闻的历史稿库里。

　　我曾经激情澎湃，情感丰富，也许是战争的原因，让我变得内敛而不重言辞。但是，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我能够在危难中工作，在寂寞中思考，在生死考验中砥砺前行。因为，在我心的最高处，别了一枚党徽，挂有一面国旗。

　　（刘万利，新华社国际部英文室编辑。2010年赴中东总分社工作，报道了埃及革命、摩洛哥议会选举，三次驾车越过埃及和突尼斯边境进入利比亚报道内战。2012至2015年，历任萨那分社、巴格达分社首席记者，报道了也门内战、伊朗总统选举、费卢杰和摩苏尔战役。2015年多国联军空袭也门期间，多次穿越战区报道战况及我国公民撤离行动，随军舰最后一批撤离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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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汪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