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成都晚报记者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端说：“这有一万元钱，老伴交代由你们捐赠给那些学沼气的贫困学子。这是他生前最后一件没有完成的事。”

　　来电话的叫汤瑞华，她老伴叫任元才。任元才，85岁，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农业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沼科所”)高级工程师，被誉为“中国沼气之父”。

　　几个月前，记者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任元才。他躺在病床上，吸着氧，眼周皮肤肿得发亮。吸氧机在一旁用力地发出“呼呼”声。

　　因为听力下降，任元才大声地对记者说，“我估计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过去一年，我捐献遗体的事已经落实，3.6万元党费也交了。”顿了顿，他压低声音说，“还有最后一件事想麻烦你们，我希望帮助年轻有能力的贫困学子。钱，都准备好了。”

　　记者追踪发现，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被前列腺癌等多种病症折磨的任元才，一直在为办成捐遗体、交特殊党费、捐助贫困学子3件事忙碌奔波……

　　捐遗体

　　患癌10年成奇迹

　　要捐出遗体为医学作贡献

　　任元才前半生都在全国各地奔走，修建农村户用沼气池，辅导上万名农村沼气技术员，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8项，国家级“七五”攻关课题2项。沼科所科研处处长张敏介绍，1984年任元才作为第一完成人，编写了《农村家用水压式沼气池标准图集》，无偿向全国各地推广。当时，全国范围约有1000万口沼气池按此标准修建，任元才因此获得了1989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任元才在患癌后的10年里，长时间待在医院病床上，但他闲不下来，一直琢磨再做点事。

　　2017年10月，医生告诉任元才，“一般人像你这么重的病，拖不过几年。你坚持了10年，简直就是奇迹。”听后，任元才想自己的身体说不定具有医学研究价值，“能够为医学事业尽一份力，何乐而不为？”

　　捐献遗体，成为他要完成的第一件事。

　　担心家人不接受，任元才先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忘年交——沼科所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李晞。李晞的父亲李绍中是一名记者，曾于1974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报道《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物能源代替柴草和煤炭四川省许多社队采用土法制取和利用沼气》。该报道刊发后，立即引发全国各地来四川学习沼气的热潮。任元才被李绍中大力宣传沼气事业的做法感动，经常主动与李晞交流，一来二往，两人成了朋友。

　　李晞对任元才的决定一点不惊讶，“他真正崇尚科学，爱社会、爱人类。”

　　任元才不知道捐赠流程，四处打电话咨询，但病情越来越重，2018年4月走不动路了，这件事还没办妥。夜不能寐的他决定告诉家人捐赠遗体的事。

　　“死在战场上的人，连遗骨在哪里都不知道，捐遗体至少还能知道你走之后在哪里。”出乎任元才意料，全家人并没有反对他的决定，老伴汤瑞华还让儿媳何婷帮助他落实此事。

　　此后，任元才几乎每天都打电话给何婷，询问进度。6月，何婷将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的遗体捐赠登记表拿给他。任元才认真地填了表，最后专门写道：希望自己带癌生存的遗体能为医学作最后的贡献。

　　任元才在逝世15天前去了一趟李晞的办公室，“遗体捐赠的事情办妥了，没有牵挂了。”李晞在纸上写下“任老加油”，任元才看后摆摆手，“加不动了。”

　　交党费

　　出了名的“抠门”

　　却主动交3.6万元特殊党费

　　一定要赶在2018年之前，把3.6万元特殊党费交给组织。他这样做有3层意思：一是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二是庆祝沼科所成立40周年，三是为纪念自己入党61周年。

　　2017年11月，任元才拨通沼科所党务干部蒋鸿涛的电话，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我很吃惊。”蒋鸿涛听说，任元才是出了名的“抠门”，出门在外一元钱的矿泉水都舍不得买，怎么一下子要交这么多钱？

　　挂掉电话，任元才仍不放心，坐上电动轮椅，一个人从沼科所职工宿舍到办公区找到蒋鸿涛，“我老了，不知道如何交，我是真的很想为党组织再尽一份力。小蒋，你帮帮我。”才挂断电话，就见到了人，蒋鸿涛意识到，眼前这位老人是认真的。

　　蒋鸿涛查询后得知，可以将党费存入中共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的账户，由省直机关工委层层上交，最后交给中央组织部。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任元才，电话那头的任元才连连说好，“过段时间我和你联系，我们一起去交！”

　　“过段时间”指的是一个月后。这并不是任元才有意拖延交纳时间，而是每个月超过1.5万元的医药费让他有些吃力。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任元才是怎么挤出这3.6万元的。

　　2017年12月，任元才再次拨通蒋鸿涛的电话：“小蒋，钱我已经准备好了，走，交党费去！”

　　来到位于成都市盛隆街的建设银行，工作人员问，“需要写汇款备注吗？”“备注，特殊党费。”任元才脸上挤满了笑容。

　　交了党费后，任元才并未完全放下心。他认为有了回执才算与党完成了心连心的对话。一般情况下，拿到回执需要约一年时间。从2018年1月开始，任元才每月都到蒋鸿涛的办公室，问他有没有收到回执。反复询问的原因是，任元才担心“怕等不到那一天了”。

　　终于，在今年9月初，党费收据送到任元才手上。他捧着这一张像奖状一样的收据，老泪纵横，“我还是撑到了这一天，好！好！”

　　任元才一生获得过60多张奖状，唯独这一张收据被贴在床头墙上，连他最珍惜的1990年农业部授予的“全国先进个人”证书都没有这个待遇。

　　助学子

　　捐1万元给学沼气的贫困学子

　　成为他的最后遗愿

　　2018年6月，任元才给记者发来一条短信：“您好，本人有重大决定，请您到家商定。同时也希望雷锋热线(成都晚报友善公益平台)牵线，需任何支持，本人也会尽力办到。”

　　记者赶到任元才家，他向记者说了两件事：一是要捐钱给学沼气的贫困学子。二是把一些衣物、医疗用具捐给需要的人。

　　事实上，在2017年6月，任元才便捐出了电脑、衣物、电视等20件物资，通过雷锋热线分别送到成都、昆明、绵阳等地的困难人群手里。他还将自己珍藏的199件沼气研究材料，捐赠给沼科所。当时，成都晚报以《加盟雷锋热线献余热 八旬功勋沼气专家捐出毕生珍藏》为题刊发了报道。

　　那时候，任元才还“责怪”了记者，认为报道里“功勋”二字用大了，他只是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这一次，提到要捐钱，记者没有直接回复和答应。一来他的家人并不知晓捐钱事宜；二来怎么捐、捐多少，他未给出明确答复。

　　今年10月5日下午，任元才请护工给自己理了发、剃了胡须，老伴汤瑞华给他喂了黑米粥。吃完后，任元才说了句“好得很”，就走了。

　　任元才走得很安详，不开追悼会，不作遗体告别，不设灵堂，不收礼金。

　　11月8日，记者接到汤瑞华的来电，得知任元才离世的事情。汤瑞华告诉记者，任元才生前还有最后一件事没有完成，“这有1万元钱，老伴交代由你们捐赠给那些学沼气的贫困学子。”

　　其实，对于捐赠1万元这件事，汤瑞华是有些意外的，她曾对任元才抱怨，“结婚前一天晚上，8分钱的面钱都舍不得给。”但面对记者，她笑了笑说，“我也理解他，他这一生都在为国家和社会作奉献。”汤瑞华还说，自己去世后也会像老伴一样捐出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