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晚6点，2018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接近尾声时，26岁的程序员周庆是从公司悄悄溜走的。

　　他要去跟朋友吃饭，第二天还要回老家见刚谈没多久的女朋友，但同事们都在整整齐齐地工作，他不好意思大摇大摆地走，包也没拿趁着上厕所就走了。

　　周庆在国内某知名网络公司做前端，上班不打卡，只要把活儿干完就行了。而实际上，活儿是干不完的，公司正在扩充国外市场的业务。对于他们来说，晚上10点下班算是早的，通常的上班时间是从上午10点到凌晨一两点。

　　他从没有试过最后一个离开公司，因为每天都有人熬通宵。有次半夜系统挂了，领导开着车去把负责的同事接到了公司加班。

　　前段时间，周庆公司来了一位新人，第一天上班，领导10点就让她回去了。但其他人仍在加班，凌晨5点还在发东西、上传代码。新同事看到后，第二天就发短信说不来了。

　　“一是因为工作做不完，天天有人专门催你。”周庆说，他们有三个产品经理，都是女生，比男生还拼。她们可以两天一夜不睡觉，然后休息一天，第二天接着来加班通宵。

　　本来二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眼底都是小细纹，还有眼袋，遮瑕膏根本遮不住。

　　公司规定晚上十点后打车可以报销，上个月，周庆报了一千多元的车费。一年下来，他的滴滴打车账号已经升到了钻石会员。

晚上的西二旗地铁站。袁秀月 摄

　　在北京，周庆这样的白领一抓一大把，“996”早已不新鲜词汇，深夜仍灯火通明的写字楼不在少数，老道的出租车司机们会熟练地驶向那些人流量汇集的地方，西二旗、国贸、望京、中关村……如果要问北京的“过劳地图”，恐怕他们最清楚。

　　工作时间的过度延长，必然伴随着身体的过度疲劳。过劳成瘾，早已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

　　中山大学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7年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工作时间略长，每周平均工作时间44.73小时，工作时间为50小时及以上的比例超过四成。而《劳动法》规定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

　　从2007年，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杨河清的课题组就开始对白领员工做调查。在对北京中关村和CBD企业知识员工的调研中，他们按照日本过劳死预防协会的标准，对调查对象进行预警分析。结果发现，有26.7%的人处于“红灯”危险区，即已经进入随时可能“过劳死”的状态。

　　“过劳死”并不是一个临床医学的病症，而是一个“社会病”。但过劳带来的身体负担却不容忽视，记者就此做了一个小范围调查，结果显示，在49人中(47人为40岁以下)，48.98%的人表示，有时会有“和以前相比，容易疲劳，患病次数增多”的现象，36.73%人表示，有时会有头疼、胸闷、耳鸣、目眩、心悸等情况，但医学检查无异常。

　　韩琳在一家知名保险公司做内勤。和其他公司一线销售比较忙的情形不同，他们公司由于代理人能力弱，需要内勤做各种准备工作，做方案、办活动、维系客户……

　　虽然不像事业部有那么强的业务压力，但是作为业务支持部门，一旦业务不好就会收到领导的问责。韩琳说，在业务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非常忙。

　　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半左右下班，平均每天加班三小时，平时还有出差。韩琳忙得好久都没在家吃过饭。前段时间，她身体突然不舒服，医生说有早搏的迹象。

　　从欧美、日韩到中国，过劳现象早已遍及全球。到了2018年，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但很多因素也正在促使人们过劳。

　　譬如无处不在的网络，当通信工具越来越发达时，工作正在侵入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家里家外都成了职场。

　　2018年7月，宁波有家饮品店，公司负责人在晚上十点多发通知，要求10分钟内上报当月营业额。一位女士因睡着未及时回复，10分钟后，负责人在微信群通知，她已被辞退。

　　各种各样的工作微信群，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隐形加班”。企鹅智酷的一项报告显示，微信已经成为人们在工作中的主要沟通工具，八成以上用户在微信上有工作相关行为，一线城市用户是微信办公的主力。

　　“一台手机把你跟职场捆绑在一起，你所有的时间都是职场时间，你打卡离开了职场，其实你依然在职场。”曾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的学者刘柠认为，人们对技术往往有一种幻想，但实际上，每一次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果是劳动者工作空间的蔓延，从职场蔓延到公车、蔓延到家里。

　　过度的消费也正在导致过度劳累。90后在消费上更为大胆，为了一款心仪的包包和鞋子，很多人愿意多加班赚钱；为了一次出国旅行，很多人也愿意掏空钱包，回来过“吃土”的生活；而父母们为了孩子在教育资源上不输给他人，也愿意拼命工作。

　　加班与消费开始进入一种循环：一边是丰富的物质享受，一边是沉重的工作压力。

　　“我们为了收入而工作，若说我们因此而变得非常富有，为什么我们的个人生活却如此贫乏呢？”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的《过劳时代》一书中写到。

　　你为什么会加班？在记者的小调查中，近一半的人表示，是因为工作需要、活儿干不完、公司要求等。

　　在生活中，也有人是主动过劳。森冈孝二一生都在为解决过劳问题而奔波，然而2018年8月，他本人也因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恶化去世。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在为解决过劳问题而演讲和写作。

　　孙梦工作繁忙，每天晚上8点左右下班，但她还报了一个线上的专业课程，下班后还要熬夜写作业。最近，她连续几周熬夜，早上起床都困难。

　　有的人则是被别人的目光绑着加班。晚上早走时，周庆就很有压力，因为他需要从其他人身边走过，而他们还在工作。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李松蔚说，曾有一个客户的奋斗目标是成为领导，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不必受他人的影响。后来他如愿以偿成了部门经理，却发现当了领导比普通员工更累。他虽然可以在正常时间点下班，但看着下属还在加班，他觉得自己不是个好领导，只能默默出来抽一口烟继续加班。

　　“最常见的不是因为劳动本身造成的损害，而是劳动所附带的压力。”李松蔚说，对于过劳问题，每个人能做的是找到自己的解决方式，他给的一个小建议是拒绝。

　　虽然有一小时20元的加班费，但周庆还是决定春节后换一个工作。韩琳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的身体状况，只是跟领导说，她需要调整一下状态。孙梦怕自己还没提升就提前“挂”了，于是把线上课程放到了周末来学。

　　森冈孝二也从劳动者、工会、企业三个层面给出对策，比较实用的建议是休够年假、及时就医、一定时间内拒收信息、酌情跳槽等。

　　加最重的班，熬最深的夜，涂最贵的护肤品，其实，这并不是种时髦，而是过劳。到底值不值得？也许每个人都该问问自己。（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袁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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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樵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