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盐史富甲蜀中，国难之际稳定民心，两度“济楚”居功至伟

　　川南:一粒井盐的滋味传奇

　　▲晚清时期在自贡釜溪河边等待运送井盐的船队的照片。新华社资料片

　　▲《布满井架天车的小城》，2005年入选“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孙明经摄

　　我长久地凝视着一条船。一条被黑白照片定格的船。资料上说，它长14米、宽2米多。看上去，和工业革命前航行在内河的木船并没有太大区别。不过，如果足够仔细的话，你会发现，这条船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拧过一样，船头向左偏，船尾向右歪，形成了船头船尾相反方向的小倾斜。

　　一条普普通通的小船，为什么要设计得如此标新立异呢?1938年，当孙明经站在高处俯瞰时，他吃惊地看到，脚下的河面上，成百条造型奇特的木船拥挤在一起。赤祼上身的搬运工，喊着低沉的号子把一包包用竹篾捆扎的货物搬上船。孙明经连续不断地按下了快门。

　　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艰难岁月。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京迁都重庆，四川成为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大后方。

　　那一年，27岁的金陵大学教师、摄影家孙明经领受了一项任务:到距离重庆100多公里的一个县，拍摄一种特殊物资的生产。他要用影像告诉全国人民，只要这个地方存在，那种因日军占领沿海而供应出现困难的物资，就会从这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并通过木船运往各地。

　　这种特殊物资就是食盐，人类一日不可或缺的食盐。

　　这个出产食盐，并在战争年代稳定了军心和民心的地方，就是四川富顺。

　　自远古开始，食盐，就在川南富顺书写了一页页有滋有味的历史传奇。

　　从梅泽凿井到“川盐济楚”

　　美国留学归来的竺可桢见多识广，他在考察富顺井盐时，也非常感慨地在调查报告里说，“游子初抵此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此在我国罕见而在内地不啻凤毛麟角”

　　富顺和盐的结缘，得从一头小鹿和一个叫梅泽的猎人说起。

　　据《富顺县志》记载:公元3世纪末叶的西晋太康年间，一天，富顺土著梅泽出门打猎，他看到一头小鹿在饮用石缝中流淌出来的泉水。听到人声，原本机警的小鹿居然不为所动。梅泽很奇怪，掬起一捧泉水尝了尝。泉水又咸又苦。他凿井300尺，地下涌出大量高浓度的卤水，于是烧制成盐。

　　因发现盐泉有功，梅泽死后，后人立庙纪念，朝廷也追封他为通利侯、金川王。在富顺县城的三岔路口，耸立着一棵巨大的黄桷树。据说，那就是梅泽发现盐泉的地方。昔年野兽出没的森林，早已演变成人烟稠密的城市。只有远古的石碑和盐井街这样的地名，表明它曾经和卤水、食盐勾连在一起。

　　不过，近年的考古证明，早在梅泽之前200多年的东汉章帝年间，富顺就拉开了井盐开采的序幕。

　　富顺位于一片远古内海的边缘地带，上万年的气候变迁和地质作用，这里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远古内海因四川盆地的抬升而逐渐缩小并消失，内海里丰富的卤水和盐岩等含盐物质以及天然气随之沉埋地下。

　　将近两千年的井盐开采史上，富顺的井盐中心，最早位于今天的县城一带，也就是梅泽发现盐泉的地方。其中，最知名的首推富世井。史称:“剑南盐井，唯此最大”。这口井每月生产食盐3660石，折合200多吨，足够12万人食用一年。

　　更为得天独厚的是，高丘和低山之下，不仅蕴藏着丰富的卤水，还伴生大量天然气。因此，富顺的许多盐井既产卤，也产气。利用同一盐井开采出的天然气作为煮卤的燃料，就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富世井从东汉时期凿成生产，一直到明朝正德年间才停废，历时达1400年之久，堪称世界上生产时间最长的盐井，大约有六、七十代人食用过它出产的盐巴。《旧唐书》中说，“县界有井，出盐最多，故曰富世。”北周年间，当朝廷决定在这里建县时，富世井不仅是县境的核心区域，甚至也成为富顺县名的由来。唐朝时，因避李世民之讳，富世县改名富义县；宋朝时，又因避赵光义之讳，富义县改名富顺县，并沿袭至今。

　　明朝中后期，富顺县城一带的井盐开采已持续上千年，渐渐呈式微之势。就像文明总是薪火相传、代代相续一样，当县城的井盐开采走向没落之际，县城西北方的自流井镇一带，一个更大的井盐基地正在形成，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自贡盐场。

　　在富顺，当地人向孙明经介绍井盐时，总会津津乐道于“川盐济楚”。那么，什么是“川盐济楚”呢?它和富顺又有何关系?随着时间深入，孙明经渐渐明白了“川盐济楚”四个字所蕴含的，乃是富顺这座边远县份最为骄傲的花样年华。

　　自古以来，中国盐政就实行定点运销。某地出产的食盐只能就近销售到政府指定地区，不得越界。这样，即便富顺出产的食盐质优价廉，即便生产能力巨大，也没法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到了19世纪中叶，富顺井盐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太平天国起义。两年后，太平军攻陷武昌，顺水东下，定都南京。长江中下游的江西、安徽和江苏均被太平军占领。太平天国的横空出世，造成江淮出产的海盐无法像历朝历代那样通过水运上溯到湖南、湖北两省，而两湖地区基本不产盐。短短时间里，两湖盐价飞涨，人民饱受淡食之苦。对此窘境，清政府下令，把富顺井盐调往两湖销售。这就是“川盐济楚”。

　　富顺井盐一下子获得了比以往至少大两倍的产品倾销地，而丰富的资源和成熟的技术，也使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目光瞄准到了井盐开采。

　　井盐开采的主要动力除了人力就是畜力。据载，鼎盛时期，富顺盐场常年拥有生产用牛达10万头。若以单位面积计算，富顺曾是中国大地上生产用牛密度最高的地方。

　　从咸丰年间朝廷下令“川盐济楚”延至此后的同治年间，极盛时，富顺井盐除满足本地需求外，绝大多数都远销省内各地及云南、贵州、湖南和湖北诸省的200余个州县。盐井集中的富顺县自流井镇，也成为19世纪中国最大的手工业工场和世界最大的井盐生产基地，被人称为“富庶甲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1887年，美国传教士弗吉尔·哈特访问了自流井盐场，这里的繁盛景象令这位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大为震惊，他在文章中写道:“许多木制井架隐隐可见，岿然屹立，这不可想象的中国景象，在帝国其他地方也难以见到……此时，我们在全世界能够再找到一个规模这样宏大的企业吗?”

　　美国留学归来的竺可桢见多识广，他在考察富顺井盐时，也非常感慨地在调查报告里说，“游子初抵此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此在我国罕见而在内地不啻凤毛麟角。”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富顺井盐失却了两湖市场，盐业生产相对萎缩。随着上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当沿海一带相继失陷，海盐运输受阻时，海盐传统销售地两湖地区以及西北部分省区如同太平天国时期一样，又一次面陷淡食之苦。于是乎，富顺井盐在国难中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这就是第二次“川盐济楚”。

　　第二次“川盐济楚”给富顺井盐带来的发展甚至超过了第一次。原因在于，这一次需要食用川盐的民众比第一次更多，行销区域更广。另外，此时的生产技术也较19世纪有了较大改进。当时的《大公报》报道说:“抗战期间，沿海沦陷，大后方军民几乎完全仰仗四川的井盐，……供应民食，居功至伟，但也因为有这种千载一时的机会，盐场的繁荣也赖以飞跃进展。”

　　中国最繁忙的河流

　　在中外交通史上，歪脑壳船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任英国驻重庆办事处官员时，专程到釜溪河考察，并把歪脑壳船写进了广为人知的《中国科技史》

　　即便不是“川盐济楚”的非常时期，富顺各盐场所产井盐90%以上也是供应外地。它的传统销售区为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而进入“川盐济楚”的非常时期，销售区则扩展到两湖地区和西北部分省区。当时，井盐要运抵这些地方，其运输方式不外乎两种，其一是依靠人力和畜力的肩挑背驮，其二是依靠水运。不论从运输能力还是运输成本考虑，水运都是最科学、最经济的。

　　井盐外运的生命线，就是釜溪河。釜溪河别名荣溪河，属于沱江右岸一级支流，在富顺县李家湾注入沱江，干流只有70多公里。但就是这不起眼的70多公里，却在从清朝康熙年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内昆铁路的内江至宜宾段通车以前的200多年间，充当了井盐外运的最主要通道。是故，人们又给它取了另一个名字:盐井河。统计数据表明，清初，通过釜溪河水运的井盐占生产总量的70%，清末为80%，抗战时期则上升到90%以上。

　　毫不夸张地说，这条河曾是全中国最繁忙、最重要的河流之一。极端年份里，大约有将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必须依赖这条水浅滩多的小河:他们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食盐，都是通过这条小河远道而来的。

　　釜溪河流经丘陵和低山，河道狭窄，却总是帆樯云集，密如虫蚁。这也就出现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如果上、下行船只一旦迎头相撞，就会造成卡船；一旦卡船，满载盐包的下行船势必大量堵在河中。如此一来，整条河就会瘫痪。

　　令人窘迫的地理条件，导致了一种形制奇特的木船应运而生。它，就是让孙明经感到惊奇的船身扭曲的木船。它的学名叫橹船，民间习惯称它歪脑壳船。

　　歪脑壳船乃是富顺船工针对釜溪河特点悟出的天才发明。他们利用釜溪河中行船规则不论上行还是下行，一律都走左边的特点，把船头统一做成从右向左歪，把船尾统一做成从左向右歪。

　　这样，当这些船头都向左歪的木船在河道上行驶时，就不会向右歪到对向船只的航道上去。即便偶尔发生上下行船只相撞，也会因大家的船头都是向左歪而各归左边；如果上行船或下行船从后面撞到同向行驶的前船的船尾，同样也会因船尾向右歪的原理而回到左边，不会造成堵塞。

　　一条歪脑壳船有6个船舱，最多可载盐450包，大约50吨左右。最迟在清朝后期，歪脑壳船就已漂满釜溪河，成为富顺井盐外运的主角。偶尔，有些歪脑壳船从釜溪河进入沱江再进入长江，下行到湖北，湖北人对这种奇特的船只很感兴趣，给它另外取了个名字:川歪子。

　　其实，他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些看上去其貌不扬的木船，两湖地区千家万户的主妇们，一定会为无盐之炊发愁。

　　歪脑壳船仅仅在几十公里的釜溪河上航行了不到100年，就因公路和铁路的修建而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在中外交通史上，歪脑壳船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任英国驻重庆办事处官员时，专程到釜溪河考察，并把歪脑壳船写进了广为人知的《中国科技史》。另一个英国学者的著作《扬子江上的船舶》里，歪脑壳船是重点描述对象。至于中科院出版的《中国造船史》，直接把歪脑壳船的照片用作了封面。

　　那些名与姓俱不可考的歪脑壳船的发明者们，他们肯定不曾想到，他们天才的技艺，将会把歪脑壳船从釜溪河的浅水中，一直航行到中国科技史这片浩荡的大海。

　　如果说歪脑壳船的发明，天才地解决了釜溪河航道狭窄、容易卡船的问题的话；那么，对满载盐包的歪脑壳船来说，釜溪河还有一大先天不足，那就是发源于丘陵地带的釜溪河水量很小。雨季尚好，到了冬春，水落石出，吃水很深的歪脑壳船无法行动。

　　为此，富顺人在釜溪河上游的河道上，修筑了一条临时大坝。当河水积蓄到足以把拦水坝里的全部歪脑壳船冲到下游并进入沱江时，就开坝放水。放水日，千百条满载盐包的歪脑壳船顺流而下，一天时间便可跑完近百公里水路。放水前，官方要事先张榜公示确切日期及时间，以便船家做好准备。放水那天，两岸人声鼎沸，锣鼓喧天，竟形成了一个仅次于春节的节日:放水节。

　　距富顺县城仅几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镇子，名叫邓关。釜溪河就在邓关附近汇入沱江。从上游驶来的歪脑壳船运载的盐包，一般都会在这里转运到更大的货船上，以便进入沱江和长江，开始它们更为漫长的旅途。

　　孙明经考察井盐时，邓关的年吞吐量即达10万吨以上，其中90%为食盐。如此大量货物的转运，使邓关成为富顺乃至川南地区最重要的水陆码头。三线建设时期，国家把包括原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在内的一批重要企业布局在这里，就是看中了两水交汇的水运与水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内昆铁路内江至宜宾段的建成，以及几条公路的先后通车，釜溪河的航运作用渐渐丧失。如今，曾经繁忙的邓关码头，已经没了货船的身影，只有一些小小的打鱼船，还漂荡在布满水草的江面。

　　插向大地深处的竹子

　　简单的工具和人力，要将坚硬的岩石钻出碗口大小、深达数百米乃至上千米的深井，需要的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持久耐心，以及耐心之后雄厚资本的支撑

　　雪白的食盐被盛进竹制的盐包送上歪脑壳船之前，它们原本是潜藏于大地深处的高浓度卤水。如同那只丛林中的小鹿和那个叫梅泽的猎人品尝过的那样，卤水又咸又苦。又咸又苦的卤水从大地深处汲取出来后，就进入了制盐程序。

　　起初，制盐工艺很简单，只要把卤水盛进盐锅，熬干结晶成盐就行。但这样生产出的盐色泽偏黄，味道偏苦。后来，经过不断改进，终于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工艺，生产的食盐不仅色泽洁白，而且滋味纯正。

　　众所周知，以来源划分，食盐可以分为海盐、池盐和井盐三种。海盐也就是傍海煮盐，只需把海水煮干，就能获得粗糙的盐巴；池盐产于内陆盐湖，开采也较为方便。唯有井盐，必须艰难地凿井汲卤。

　　中国井盐开采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据载，最早开采井盐的人是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也就是那位修建都江堰，从而造就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的著名水利专家。与修建都江堰相比，发明井盐开采毫不逊色，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一项影响了人类此后生产生活进程，进而改变了地球面貌的伟大发明:正是以井盐开采技术为蓝本，才有了近现代的石油开采，人类才得以进入以汽车、飞机为标志的后工业时代。

　　1835年的一天，富顺西北一座叫阮家坝的小山下，一口幽深的盐井里，黑色的卤水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又一口盐井大功告成。在场的人们无不失声尖叫，欢呼雀跃。尤其是那些凿井的工匠们，更是激动万分。因为，为了凿出卤水，他们整整工作了3年。

　　一直到180多年后的今天，这口古老的盐井依旧还在生产，还在向我们奉献洁白的盐巴。它的名字叫燊海井。

　　不过，那些衣衫破旧的工匠，他们不可能知道的是，他们用3年时间打出的这口井，如果按西方的长度单位计算，已经深达1001.42米。

　　他们同样不可能知道的是，他们3年的努力，不仅让地下的卤水喷涌了180多年，而且一不小心就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这是我们星球上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

　　与之相比，当时西方国家的钻井技术远逊中国。1838年，美国打成120口井，平均深度只有110米；直到燊海井凿成10年后，西方钻井的最深纪录也只有燊海井的一半:518米。

　　如此卓越的钻井技术，《中国钻探科学技术史》总结说，“清代井盐钻井技术、深钻井技术在自贡地区获得了重大的技术突破，它被国内外学术界誉为‘现代钻井之先河’，无愧誉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富顺井盐开采史上，从古代直到上世纪初，开凿盐井的方法都十分原始，称为冲击式顿钻法。即用一种形如米舂的设备，利用杠杆原理，把钻头固定在竹制的碓头上，人力踏动碓梢，带动钻头顿击将岩石粉碎。

　　简单的工具和人力，要将坚硬的岩石钻出碗口大小、深达数百米乃至上千米的深井，需要的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持久耐心，以及耐心之后雄厚资本的支撑。

　　富顺地处川南，气候温暖湿润，适合竹类生长。多年摸索中，价格低廉的各类竹子成为井盐业的重要原材料。

　　钻井时，一根接一根的竹子嵌套着钻头深入千米以下的地心；固井时，粗大的楠竹打通内节，首尾相衔，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套管隔水工艺；淘井时，成百上千根轻质的杉木用竹条扎牢，构成一架架高达百米，直接云天的天车；运输时，把竹子的关节打通，再一根根连接起来，并用竹篾包裹，就成为输送卤水和天然气的管道。至于外运的盐巴，它们被装进竹制的盐包，一包接一包地搬上整装待发的歪脑壳船，最终抵达它们的目的地: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厨房和餐桌。

　　县辖镇升格省辖市

　　自贡建市20多年后，当共和国实施三线建设时，由于巨量的井盐和地火般运行的天然气，以及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城市设施，大批三线企业被布局到这里。追根溯源，这都是井盐创造的奇迹。历史的链条上，每一代人的努力都是承上启下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3个多月里，孙明经和他的助手奔走于各大盐场，他们用一台16毫米柯达特种摄影机和一台120型蔡司依康相机，摄制了大量一手影像。对孙明经来说，富顺原本是与他的生命轨迹没有交叉的异乡，但经过这100多天的拍摄，他对这个遍地盐井的地方有了充分的了解，并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他撰文说，“地球上很少有哪个城市，地下既埋藏着丰富、优质的盐卤，又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天然气。”

　　对富顺井盐的了解越深，孙明经也就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日军铁蹄下，在这个依靠残山剩水同疯狂的侵略者进行殊死拼搏的国家，此刻，正是这个边远小县，承担着第二次“川盐济楚”的伟大使命。

　　孙明经带着他在盐场拍摄的素材回到重庆。他最终交出的成果是一部22分钟的纪录片，一部动画片和800多张照片。当这些珍贵影像在重庆公开时，它的确起到了预想的安抚民心、鼓舞士气的作用:有富顺及邻近盐场的存在，日本人以为只要断了海盐来路，陷于淡食恐慌中的中国人就会不战而屈的虚妄不过春梦一场。

　　自流井是富顺管辖的一座镇，它得名于一口盐井。这口井中的卤水，由于地面低于承压水位，不用人工提汲，卤水就自行流到地表。当以富世井为代表的富顺县城一带的盐井开始凋敝时，自流井跃升为最主要的盐场。为了管理盐务，政府在自流井长驻一名县丞，作为富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

　　贡井的得名，也源于一口盐井。此井所产食盐质量上乘，充当过进献皇室的贡品。历史上，贡井也是富顺管辖的一座镇，后来划归相邻的荣县。尽管分属两县，但作为盐场，自流井和贡井从来都紧密相连。

　　1916年，作为富顺县管辖的一座镇子，自流井的富庶令人惊讶。一个叫樵甫的人看到:“自八店街以上，各盐号栉比鳞次，锦绣繁花。每当夕阳西下，粉黛笙歌，洋洋盈耳。金融活动，流通现金，立可集数十百万元。行商坐贾，肩摩踵接，不亚于通商大埠。”

　　正是地下埋藏的难以计数的卤水和天然气，使得这里自清朝中叶以来，就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盐业基地，而进入上世纪后，发展更为惊人:1938年，全国共计产盐2322.9万担，四川854.6万担，占全国36.79%，自贡产盐456.8担，占全川53.45%、全国19.67%；当年全国盐税收入13859.7万元，四川3273.5万元，占全国23.62%，自贡占全川80%。

　　在这片充满咸味的土地上，七成以上居民依靠盐业为生。古老的人工采卤制盐需要大量人力物力。除了直接服务于盐井的工人外，那些间接为盐井服务的有数倍之多。当时的记载说:“担水之夫约有万。”“行船之夫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万人。”“为金工、木工、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油麻者数千家，合得三四十万人。”

　　总之，借助于第二次“川盐济楚”的历史时机，自流井和贡井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工业基地。舟车辐辏，商贾云集，人口增长，形成了“商店与井灶错处，连乡带市，延袤四十里有奇”的繁华局面。就在孙明经前往盐场拍摄时，自流井和贡井的官商们正在筹划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那就是独立设市。

　　1938年5月5日，四川省政府正式决定成立自贡市政筹备处。次年秋天，自贡市政府宣告成立。1942年8月13日，国民政府正式批准。

　　从桑麻连绵的农村到井架林立的盐场，再到举足轻重的四川第三大城市，自贡市从富顺县的脱颖而出，是一种化蛹为蝶的飞跃。

　　一个千年古县孕育了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造就这种嬗变和传奇的，就是大地深处日夜奔涌的卤水。

　　1999年，曾经风华正茂的孙明经已经去世，他的女儿孙建秋踏着父亲当年的足迹，从北京来到自贡，寻访父亲的镜头定格过的那些古老而又新奇的事物。时隔半个多世纪，孙建秋眼前呈现的，不再是他的父亲注视过的那个简陋却生机勃勃的中国最大的井盐工场，而是一座街道宽阔，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

　　当井盐带来的繁华已经消失，作为一座百万人口的千年古县，富顺，它所创造的最大奇迹，除却两度“川盐济楚”支撑半壁河山外，便是以下属的自流井镇为主体，建立了四川省第三座省辖市。自贡建市20多年后，当共和国实施三线建设时，由于巨量的井盐和地火般运行的天然气，以及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城市设施，大批三线企业被布局到这里。追根溯源，这都是井盐创造的奇迹。历史的链条上，每一代人的努力都是承上启下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井盐孕育才子之乡

　　1942年，盐工们响应《新华日报》发出的献机运动倡议，节衣缩食，购买了两架飞机，分别命名为“盐工号”和“盐船号”。这大约是曾经飞翔在中国天空的最独特的两架飞机了，它们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梅泽看见小鹿的那个阴凉湿润的午后……

　　盐业需要技术，需要资金，需要管理，需要市场和流通，这些迥异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业社会的东西，对千百年人来富顺人的性格、心胸和处世态度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有着两千年开采岁月的井盐基地，盐业的发达使富顺人眼界开阔，崇文尚礼，对文化始终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重视。

　　富顺老城中心，耸立着一座始建于北宋的建筑。在我国现存宋代建筑中，它以保存完好、规模宏大和建筑精美著称，那就是富顺文教的象征:富顺文庙。

　　文庙又称孔庙，是为祭祀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孔子而修建。唐太宗时期，下令“天下学皆各立周、孔庙”。此后，文庙在全国遍地开花。到宋、明时期，几乎每一府、州、县所在地，都修建了红墙黄瓦的文庙。

　　自6世纪北周年间建县起，到北宋初年的近400年间，由于地处偏远，僚汉杂居，富顺虽有井盐之盛，却文风未开。宋仁宗年间，学者周延俊任富顺知监，他兴学校，办教育，他任职期间，富顺终于破天荒地出了第一个进士。全县士民欢欣之余，集资修建了气势恢宏的文庙。

　　全国的所有文庙，绝大多数都不仅用于祭祀孔子，还是读书人寒窗苦读的地方学府所在地。泮池的天光云影，大殿的午后风凉，棂星门的朝晖夕阴，都牵挂着众多读书人悲欣交集的人生。

　　大多数地方的文庙，都会立一块碑，称为雁塔碑。中了进士，他的名字就会刻在上面。有宋一代，在富顺文庙雁塔碑上留名的进士有67人。

　　明清两代，富顺井盐蓬勃发展，文风也因之兴盛，全县兴办了多家规模不等的书院，一举成为川南数十个县里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方。史书称“才子甲西蜀”，民间则有富顺才子的美誉。

　　才子一词，始于《左传》，原指德才兼备者。科举时代，人们把经过严格考试，获得进士和举人资格的读书人称为才子。科举废除后，才子则是对学问和文化超群者的尊称。

　　明朝270多年间，富顺考中举人474名，其中获第一名即解元的就有9人；另有268名贡生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最高级别的会试和朝考中，取得进士资格的有134人，约占四川全省的十分之一，居全川第二。

　　明代的富顺才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晏铎和熊过。晏铎是景泰十才子之一，跻身于明朝中期公认的全国十大诗人行列。熊过获评西蜀四大家，与他一同列入四大家的包括明朝著述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大学者杨升庵。

　　清朝260多年间，富顺考中举人237人、进士34人。自宋代至清末，被收录进《四库全书》《四川通志》等书中的富顺才子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有120部以上。清代大学者、龚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曾出任富顺知县，他评价这个文风鼎盛的地方:“县带洛而衿江，山气佳秀，曲午以后，文物称最盛。”

　　经济的繁荣往往能带来文化的自觉，对富顺来说，盐业的发达就带来了富顺人对文教的重视。对文教的重视不仅造就了富顺才子这一特殊群体，同时，还使富顺人见多识广，易于接受新生事物，骨子里有一种浓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

　　清朝末年，当船坚炮利的列强纷纷染指中国，大好河山面临豆剖瓜分之际，一大批仁人志士努力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戊戌变法就是一次旨在进行资本主义改良的倡导学习西方，改革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的运动。但是，这场运动遭到了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的扼杀，变法仅103天就失败，因而又称百日维新。

　　变法失败后，北京菜市口刑场上，为中国近代史上这次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和思想启蒙而捐躯的六个人中，有一个名叫刘光第。他，就来自富顺。刘光第不仅是有眼光的改革家，同时也是同光之际的重要诗人、学者和书法家。

　　与刘光第同时代的宋育仁则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宋育仁中进士后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任期里，他着意考察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并策划维新大计。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宋育仁甚至以一己之力，着手组建一支雇佣军，打算从澳大利亚偷袭日本本土，以求奇兵制胜。这一谋略因清政府急于媾和而夭折后，他回国创办报纸，开启民智，成为四川报业鼻祖。

　　富顺人的家国情怀不仅表现在刘光第和宋育仁这样的士大夫身上，对广大普通民众来说，家国情怀同样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盐业的兴旺发达，造就了许多钟鸣鼎食的盐商家族。他们生活优渥，文质彬彬，但国难当头时，他们往往都能挺身而出，与国分忧。抗战期间，一个叫余述怀的盐商，以个人名义向国民政府捐款1200万元。

　　120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西南联大教授的薪水在国内属于顶级的，月薪约为600元。余述怀这笔捐款相当于20000位西南联大教授的月薪总和。另一个叫王德谦的盐商，捐款1000万元。双双打破全国个人捐款的最高纪录。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从底层打拼起家的余述怀没受过多少教育，却毕生都对文化心怀敬畏。他热心教育，曾捐款2000多万创办中学，还曾捐款400多万修建川大实验楼。

　　至于社会底层的盐工，他们的家国情怀同样炙热感人。1942年，盐工们响应《新华日报》发出的献机运动倡议，节衣缩食，购买了两架飞机，分别命名为“盐工号”和“盐船号”。

　　这大约是曾经飞翔在中国天空的最独特的两架飞机了，它们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梅泽看见小鹿的那个阴凉湿润的午后……

　　如今，井盐与富顺渐行渐远，如同那些喊着号子搬运盐包的船工，如同那些注定要被科技史收藏的歪脑壳船。他们与它们，都成为档案里一张张发黄的黑白照片。

　　1938年，孙明经来到富顺时，他发现高耸在他面前的天车，竟然比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上海国际饭店还要高出一大截。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是，日军飞机轰炸盐场，密密麻麻的天车让日机误以为是某种新型防空火炮，吓得仓皇逃窜。孙明经被天车吸引，拍摄了一幅《布满井架天车的小城》，它如今已入选“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

　　今天，随着传统井盐开采的没落，见证了富顺繁华岁月的绝大多数天车都已消失。但是，作为一种浸入血脉和文化的传统，那些因井盐而书写的历史记忆及其影响，依旧源远流长。

　　当昨日的大戏悄然落幕，新的精彩也会应运而生。（聂作平）(孙明经摄影作品均由孙健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