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治村，共同致富”，是近年来部分地方基层政府追求的美好愿景。在乡村振兴任务紧迫的今天，乡村经济精英到底能否下好基层治理这盘棋?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乡村治理是不是念“生意经”就能别开生面呢?

　　村里有些事，人富才好办

　　富人治村并非新事物。十几年前，在江浙等沿海发达地区，就有一大批企业老板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成为“老板村官”。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多地基层政府以“双培双带”、发展乡贤等各种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经济实力较强的农民担任村主要干部，富人治村治理模式逐渐走向内陆地区。

　　现今，村干部承担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在这种背景下，掌握更多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农村经济精英，自然更受基层政府的青睐和部分群众支持。事实上，多地基层干部已有如此感叹：“没有一定经济实力，很难当好村干部。”

　　确实，无论是“争资跑项”，争取上级资金与政策支持，还是谋划具体的乡村建设举措，经济实力强、活动能力强、具备更开阔发展眼光的农村经济精英优势凸显。

　　半月谈记者在多个村庄发现，富裕群体在参加选举时，不仅表示可以不拿工资、不占集体便宜，还承诺捐资修路建校。

　　面对农村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系列棘手新问题，资源更多、脑筋更活的富人群体处理起来也有优势。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兴办合作社到招商引资，不止一地的基层干部和学者发现，如今，村里有些事，当真是“人富才好办”。

　　治村非经商，风险不可忽

　　富人治村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不少学者、基层干部指出，这一模式潜藏的风险也值得重视。

　　——以企业化思维治村，影响村庄公共利益和民主决策。

　　中部某乡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老板村官”熟悉商业世界的竞争逻辑，但公共服务态度往往不够端正，纪律意识相对淡薄是隐患。当地某城郊村选了一个富人当村主任，治村和治企一个思路，取得一定成绩，但两件事情的处理引发了矛盾。

　　一是对于村里每年要投入数十万元运行经费的公共交通和公共文体设施，他认为是亏本的，想要关停。二是办企业形成的“我的地盘我做主”思维根深蒂固，让村里“四议两公开”无法正常运行。

　　——增加群众参与村庄治理难度，权力结构固化，影响基层民主进程。

　　富人在财力和社会资源上的优势，客观上抬高了选举门槛，普通村民容易沦为看客。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林辉煌认为，乡村新富凭借较强的致富能力，许诺与捐赠并用，足以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使基层村庄的权力结构固化。

　　——容易滋生道德风险，贪腐化与“村霸化”值得警惕。

　　多名基层审计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富人并不会因为自身富裕就一定不“因公肥私”，近年来多地农村工程建设都成为“富人村官”腐败高发领域。

　　还有学者指出，一旦富人私心大炽，无视公共利益，可能走向“村霸化”，富人治村也就沦为“强权治村”。

　　捧杀固不宜，棒杀亦不妥

　　富人治村有成绩也有隐忧，到底应如何看待?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表示，中国有60多万个乡村，发展极不平衡，基层治理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富人治村也不能一面倒地批判或赞颂，而应基于包容态度，不忽视制度化规范方式，鼓励基层继续探索。亦有学者强调，在乡村振兴关键期，通过这种形式把人才的“根”留在基层，其实体现了基层的实践智慧，不能轻易抹杀。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等专家认为，推行富人治村，还需在风险防控的规范化上下功夫。村干部的推荐和任用必须遵循德才兼备、缺一不可的原则，干部一旦当选，必须对其持续加强党性教育、法制教育，增强其法治意识、纪律意识、公共意识。

　　同时，必须增强村庄政治的开放性，让广大村民有表达愿望的制度空间，可以通过完善议事会等村民组织的方式，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防止普通村民在诉求表达与决策协商上被边缘化。

　　尤为关键的是，要完善日常监督，同时形成对有问题的村干部的问责乃至淘汰机制。

　　一名镇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近年来当地各村建设力度大，为了防止腐败，镇里专门请了一个造价师，对所有工程预算严格审查，及时介入，在防止村官腐败方面收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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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唐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