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中国肿瘤内科历史的书写者-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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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他，中国肿瘤内科历史的书写者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张海磊

　　1959年，30岁的他“临危受命”，在只有5张病床、4种抗癌药可用的条件下牵头创建肿瘤内科。

　　如今，飞速发展的内科治疗已成为肿瘤治疗的三大支柱之一，而且是最活跃的研究领域。

　　60年里，他主持临床试验近80余项，开发抗肿瘤新药30多种，培养肿瘤内科人才千余人，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用他的话说：时间一晃，青年医生变成了“老大夫”。

　　“为什么不成立我们自己的临床肿瘤学会？”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我国肿瘤内科治疗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时，很难相信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已有90岁高龄。简陋的办公室略显拥挤，办公桌上放满医学期刊、专业书籍、文件、证书、奖杯等，孙燕院士正坐在电脑前查看资料，他向记者讲述起我国肿瘤内科的发展历程。

　　时光闪回到60年前。

　　20世纪50年代，我国肿瘤内科治疗尚属空白。1959年，在我国肿瘤学家吴恒兴、金显宅、李冰的支持和领导下，孙燕和周际昌接到任务：开创肿瘤内科学专业，起点是5张病床、4种抗癌药物、2个医生。

　　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肿瘤内科初具规模，有了独立的35张床的病房，医护人员也逐渐增多，但真正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后。当时为了学科发展，从欧美等国家学习访问回国后的孙燕和其他专业人员将西方发达国家在肿瘤学研究方面的成就通过办班、组织学术活动等形式介绍给国内同行。在1995-2006年间，他们举办“全国肿瘤化疗学习班”15次，从2007年开始，又由他的学生主持每年一度的内科肿瘤学会议；从1995年开始主办“抗肿瘤药物GCP学习班”13次，培养了大量人才，给我国抗癌药的创新以及临床转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不成立我们自己的临床肿瘤学会？”在1996年由孙燕主持在我国举办第三届“亚洲临床肿瘤学大会（ACOS）”时，很多中青年专家向他提出这一要求。经过一年的筹备，1997年，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对外称CSCO)成立。随后，他当选为ACOS主席，并多次受邀参加“国际临床肿瘤学领袖会议”，在很多会议上介绍我国肿瘤内科取得的成就。经过大家的努力，2015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被正式定为一级学会，目前有个人会员2万多，团体会员超过100，成为国际上仅次于美国ASCO的第二大专业学会。

　　如今，飞速发展的内科治疗已成为肿瘤治疗的三大支柱之一，而且是最活跃的研究领域。“每年都有20多个同行在国际会议上做报告，介绍我们的研究成果，传递我们国家的好声音。”孙燕院士满脸欣慰，“以前只有4种抗癌药可以用，现在我们已经有100多种抗癌药了。”

　　“如果病人能活在今天该有多好”

　　“肿瘤是一个古老的病，但肿瘤内科是一个全新的幼稚学科。”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孙燕和同行们意识到开发新药及开展临床试验的关键性作用。

　　1960年，在老院长的指导下，孙燕和周际昌开始我国抗肿瘤新药的研发工作。那时，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制了N-甲酰溶肉瘤素。196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来自中国的两个报告引起世界同行的赞誉，被称为“药物治疗有效控制肿瘤的典范”。

　　20世纪末分子靶向治疗进入临床，而且发展迅速。1998年以后欧美国家研制的靶向药物来我国审批。2004年孙燕一行6人赴苏格兰参加多国多中心INTEREST试验的启动会。大家当时就热切期盼：“什么时候能主持我们自己研制的抗肿瘤新药的发布？”

　　这一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孙燕对此感慨很多：“科技创新把科技工作引领到正确的路上，必然会引导我国包括医药研究在内的很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同时,在国外从事研究的学者陆续回国，国内医药企业也开始研制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抗肿瘤药品迅速增多。

　　一个新药在进入临床实践前需要先在人体（病人或健康志愿者）进行药物的系统性研究，以证实或揭示试验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从上百万种化合物到最后能上市的一两种产品，这背后是平均12-14年的开发期。

　　目前，孙燕把主要的临床试验项目都交由他的学生负责，作为主要研究者，他还有两个重大专项，并且都已进入Ⅲ期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的目标是提高治愈率，提高生活质量。”孙燕说。为了推进临床试验的规范(GCP)发展，加快与国际接轨，孙燕不遗余力地倡导科学的临床试验方法。“GCP的第一原则就是要对病人安全，其次才是科学性。”

　　2017年我国正式加入原来只有欧美和日本组成的互相承认临床试验数据的组织ICH，成为创新国家的成员。这一举动意义非凡。“临床试验的数据互相承认以后，中国研发的新药可以得到国外的认可;老百姓也能更快地用上国外的新药。”孙燕兴奋地说。

　　翻看早期的病例，孙燕也深感遗憾：“从医60多年，我多么希望能把来到我面前求治的病人都治好。但有时真是力不从心，尤其是以前药物很少的时候，现在我常常想他们如果活在今天该多好。”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国者”

　　出生在1929年民族危亡时期的孙燕自认为“爱国”是那个时代青年人的人生底色，他从小就有“救国救民”的心愿：“虽然‘爱国’在各个时代被赋予不同的内容，但它始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主持抗肿瘤学新药研发和临床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严谨的治学之道在他身上从未丢失。随着年龄渐长，孙燕逐渐退出一线，但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承担的临床试验项目在报送伦理委员会和送出发表前,仍必须经过他的审核、签字。“目前为止，经过我签字的研究论文还没有被国际著名杂志退回来的，我们十分重视杜绝学术不端，所有数据都要可以溯源、经得起各个方面核查或国内外药政部门稽查的。”孙院士提高嗓门自豪地告诉记者。他认为做好“把关人”是自己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因为工作关系我有机会和国内外要人接触, 但我深切体会做普通人比做VIP幸福。”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院士都是普通人》。如今，他依旧保持每周三天到医院，坐诊、查房、审查临床试验项目。90岁高龄的他喜欢亲力亲为，至今都是自己准备参会或接受采访所需的文稿。

　　“药是一种很特殊的产品，绝不是一般商品。药关系到人民的健康，从我国颁布《药品法》以来就把‘伪劣差’的产品列为假药。”

　　“做临床试验，一定要取得病人的信任，操作过程容不得一点点弄虚作假。”

　　“我一生有三个追求：做一个爱国者、一个好医生和一个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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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后，孙院士的谆谆教诲依然被学生们牢记。“孙燕院士60年的学习、从医经历，就是我国肿瘤内科从创立、发展到壮大的历程。”孙院士的学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石远凯教授这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