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护艾滋病犯：“走在刀口上”的职业

　　云南建水监狱关押了400多名艾滋病犯，监狱医生职业暴露风险大，招人成为难题

　　唐顺保工作之一便是巡视病区。

　　6月21日上午，云南建水监狱，身体虚弱的监狱医院院长唐顺保坚持在病房出诊。今年5月6日，经过癌症治疗，身体尚未恢复的他在家闲不住，回到了工作岗位。目前建水监狱有2000余名罪犯，其中400多人是艾滋病犯，医护他们是唐顺保和同事们的日常工作，他们因此被称为“走在刀口上”的人。

　　很多犯人的腿是黑色的。他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刑期比命长”。

　　这里是云南建水监狱，作为云南首批集中关押收治艾滋病服刑人员的试点单位，建水监狱的第八监区关押了400多名艾滋病犯。

　　长期面对他们的，是监狱医院的医生们。有病犯企图自杀，血液溅入医生的眼睛。有病犯在转运途中抓伤了医生的皮肤。医生们竭尽全力，可是病患一个接一个死去。十几年来，这些场景不时在建水监狱医院发生。

　　职业的风险，也让院长唐顺保和医生们被称为“走在刀口上”的人。

　　他们的病人“刑期比命长”

　　刚到建水监狱第八监区工作时，狱警尹涛内心受到了极大冲击。

　　“人间没见过的惨状都见过了，很多罪犯有过吸毒史，吸毒导致的血管硬化会逐步将血管堵塞、损坏，很多人的腿都是黑色的，晾在那里一直腐烂。”

　　2008年，建水监狱成为云南首批集中关押艾滋病服刑人员的试点单位。2000余名罪犯中，有400多名艾滋病犯关押在第八监区。

　　建水监狱医院的医生们，承担着医治艾滋病犯们的任务。

　　6月21日中午，唐顺保和在同单位工作的妻子走在下班的路上。

　　这里收治的艾滋病犯，70%有过吸毒史，其中很多以贩养吸，获无期徒刑。许多病犯在收监体检时才得知自己患病，从一开始的震惊、暴躁，到接受，经历服药治疗、发病的反复，有的甚至在监狱走完自己的一生。“刑期比命长”也成了第八监区不少病犯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医生们要尽量从正面做工作，还要讲求策略，减少病犯的抵触情绪。平日里，医生们会宣传艾滋病相关知识，每周上课，每月不定期找病犯谈心。

　　做起来并不轻松。大部分艾滋病潜伏期8-10年，到了发病期，肝、肾等器官会衰竭，身体也加速衰弱。“潜伏期未见异常的病犯看到发病期的病犯，很可能会造成冲击，产生负面情绪，我们会进行心理疏导，用治疗成功的案例鼓励他们。”建水监狱医院教导员范云富说。

　　“我们会从医疗的角度介绍治疗情况、成功案例，以及目前世界范围内艾滋病治疗发展到哪个阶段、用什么药、怎么阻断，让他们清楚情况，也能打消他们的紧张情绪。”范云富说，“我们还会和社会力量合作，请专家学者做讲座。在艾病监区，也会提供个人的心理咨询和团体辅导。”

　　“镇住”绝望的病犯

　　绝望和病痛，让有的病犯拒绝治疗。即便医院严格遵守“发药到手，看药到口”，但还是有病犯偷偷把药攥在手心，或者把药含在嘴里不咽下去。

　　院长唐顺保，是能“镇住”他们的人。

　　“我告诉他们生病也要注意(身体)，不能破罐子破摔。”唐顺保的父亲就是医生，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想行医救人。1980年，电影《戴手铐的旅客》风靡，影片中机智勇敢、身手矫健的公安干警形象让他对警察这份职业，也多了些渴望。1989年，唐顺保从云南中医学院毕业，到了建水监狱医院，医生和警察一肩挑。

　　“镇住”病犯，唐顺保的方法是鼓励。

　　“医生说我只能活3个月，你们看我这不过了10个月。”为了鼓励病犯接受治疗，他在交流会上向艾滋病犯分享自己对抗病魔的故事。

　　去年8月，唐顺保检查出胆囊癌。自己就是医生，他毫不含糊地讲这病“恶性相当高”。不到一年，唐顺保瘦了32斤，原本体型适中的他，现在显得尤为瘦削。工作服尚未做新的，所以穿在身上看着尤为宽大。

　　到今年5月6日，唐顺保经过了6次介入治疗。身体尚未恢复的他在家实在闲不住，回到了工作岗位。

　　在建水监狱医院，不少人和唐顺保一样，同时担任医生和警察两个角色。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要同时兼顾管理和治疗。用范云富的话说，病犯首先是一名服刑人员，要接受劳动改造、教育改造，其次是艾滋病人，还要接受诊疗。“就医是权利，改造是义务。”

　　职业暴露的风险

　　与平时工作的辛苦和难度相比，随时可能面临的职业暴露让这份工作的危险更加难以捉摸，突发情况是最大的变数。

　　赵剑泉是建水监狱医院第7个发生职业暴露的医生。2016年，在一次仪器故障时，血溅到她脸上，当时赵剑泉脸上有痤疮，存在创面。血溅到脸上的时候，她蒙了两分钟，然后真切地感到害怕。

　　在第一时间进行抗阻断治疗后，她仍忍不住发问，“怎么就偏偏发生在我身上？”

　　后来她才知道，她并不是建水监狱医院唯一发生过职业暴露的医生。发生职业暴露后，大家都选择默默承担，除了心理上不愿让别人知道，也怕引起同事的恐慌。

　　范云富在2011年遇到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二次职业暴露。在与艾滋病犯谈话时，罪犯突然站起身企图自杀，一头撞在玻璃上，当时罪犯前额流血不止，范云富立即对其进行止血治疗。“当时没觉得什么，处理完之后，觉得眼睛看不清，摘下眼镜一看，镜片内壁有血迹，很可能溅到眼睛里了。”范云富回忆，“因为角膜和HIV病毒的亲和力很高，该艾滋病犯的病毒载量也很高，评估下来职业暴露被传染的可能性比较大。”

　　6月21日中午，唐顺保在宿舍内服用抗癌药物。

　　与第一次发生职业暴露时比，范云富不再恐慌服用抗阻断药物所产生的头晕、恶心副作用，但内心的焦虑丝毫不减。

　　上一次的幸运并不代表这一次的平稳落地，对于发生了职业暴露的人来说，等待检验结果的过程就像在等待宣判。

　　通常，他们需要连续吃28天的抗阻断，经过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窗口期，检验结果没事才算“渡”到安全区。

　　唐顺保也发生过两次职业暴露，一次是2014年4月11日，在转送艾滋病服刑人员郑某到医院就医途中，郑某艾滋病性脑病发作，不停用双脚踢车门，还有抓人的举动。唐顺保被抓伤了，皮质层破掉了。

　　他不愿多说职业暴露的经历，“我自己知道情况算轻的”，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唐顺保都是自己转送病人，坐在后面车厢看押着罪犯。“一些小同志跟我一起去城里送病人，我会让他们坐在救护车前排，即使他们自告奋勇坐在后面，也会紧张、害怕。”

　　赵剑泉在发生职业暴露时暗下决心，如果幸运没感染，就申请调走。后来检查结果HIV阴性，她又改变了主意。“毕竟是自己的工作，如果都有畏难的情绪，那这个工作谁来做。”

　　监狱医生压力大，工作中容易发生职业暴露，但目前关于这方面的赔偿保障机制仍然空白。范云富呼吁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在特殊场合产生的职业暴露风险，没有保险公司愿意担保。算不算工伤现在也没有相关规定。发生职业暴露只有抗阻断，但并不保证百分之百成功，一旦有了万一，我和我的家庭怎么办？”

　　归队的“逃兵”

　　也有人想过逃离。王锦红曾经慎重并坚决地想要调岗。“我觉得我做不下去了，明明尽全力了，但病患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走了。”

　　救死扶伤的天职，一次次受到冲击。“普通病患治疗的恢复是可见的，艾滋病人治疗起来要艰难很多，很多病犯没有缓解的迹象，你就会不断否定自己。”王锦红直到现在，还不能平静地说起这种无能为力的委屈。

　　在一次紧急抢救中，一名艾滋病犯心脏骤停，王锦红按照临床经验操作，恢复病犯心率，把情况基本稳定下来，但没多会儿，病犯突然吐血，经过两个小时的抢救后，因血小板过低失血过多，最终去世。“猝不及防，我心里面过不去，他突然去世，也找不到病因，内心冲击很大。”

　　心里过不去那道坎，王锦红申请调离一线。“调岗的时候满心欢喜，但又觉得自己像一个逃兵。”

　　“唐院长总是冲在最前面，当时曹林(化名)创面那么大，都是唐院长给换药。平时碰到外伤的情况，男医生也会冲到前面，这些都直接跟血液打交道。”王锦红说，“医生、护士彼此之间，就是对方的眼睛。”

　　她最后又回到了一线，用她的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无法忽视工作的感召。

　　与王锦红的经历相似，许多医生慢慢克服恐艾情绪，渐渐适应职业所带给自己的一切。完成这种转变，建水监狱医院经历了11年。

　　“2008年刚开始集中管理的时候比较难，当时只有2个医生4个护士，很多工作无法铺开。”唐顺保告诉记者。

　　这时候，唐顺保就带头让自己的爱人到第八监区工作。“你自己要带头，领导、领导，自己不领不导，别人怎么会做，遇到特殊的情况还要带头。”

　　和他一起搭班子的范云富，夫妻二人也都在建水监狱工作。

　　开始集中管理艾滋病犯后，慢慢就有外部的病犯往第八监区送，两三年不到监区就爆满，规范化管理成了新挑战。

　　建水监狱医院建立了以初筛、确认、告知为主的告知程序；完善了以检查、分类、临床治疗、实验室随访、医学观察、转介为主的医疗程序；并进行针对性教育的监管程序。

　　“我们还是要比别人早走一步，对于药物的配比也采用符合标准的鸡尾酒疗法。”唐顺保说，“现在，90%的病犯能纳入治疗，90%病犯的CD4细胞稳定在一个范围，有些病犯的病毒载量都已经检查不出来了，很多病犯都能达到社会上的指标要求。”

　　人才队伍在萎缩

　　“但跟外边医院相比，还是发展得太慢了。”唐顺保这次生病住院，从建水到昆明，让他对监狱医院管理有了更多的想法。

　　“我在昆明做手术的医院，硕士生都没机会进去，而县医院找人的层面就是本科，研究生不愿意来，到我们这里，只有职业卫生学院的层次。就是这样一个现状，我们这边还没有规范化培训。”唐顺保转着杯子，坦然地说出现实差距。

　　他也着急，这几年，人才的问题是他一直担心的。“招不到人，队伍在萎缩，我每年都建议，招公务员的时候留编制给医院的医生、护士等。”

　　人才的流失也加剧了唐顺保的焦虑。“我们2004年开始招人，流失率大概在50%。”唐顺保告诉记者。他也能理解这种局面，“知道自己媳妇、老公在管理艾滋病犯，对方会很难接受。曾经有个小伙子要进监狱医院，小女友直接说你去吧去吧，我第二天就去找别人。”

　　招聘还得继续。去年建水监狱医院招考，一个都没招到，今年新的一批有3个人来报到，但还需要通过体能测试。坚持招人虽然有用，但培养就得多花心力。

　　“我会在会议、查房的时候，把我知道的医学知识、理念往下传。”唐顺保说，“要不断招人，也要不断把人培养好，还要把老人培养好。”

　　唐顺保一直是乐观的，在他眼里建水监狱医院能有今天这个局面已经不错了。“今年这3个，就算以后走了2个，那还是会留下1个。”他强调，“有些医院走了人就没再招了，但我不管，一直招，一直培养。”

　　监狱医院人才的短缺不是建水一家的问题，由于许多医务人员是警察，属于公务员身份，因此在职称待遇、职称评定、卫生防疫津贴补贴等方面不能和社会上的医务人员同等待遇。在监狱长期从事医疗工作，也面临条件较差、接触临床病例少，培训机会少等问题。

　　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相关领导表示，要协调人社部门，对监狱医务人员实行定向单独招录，拓宽入口。继续走社会化的路子，将监狱医务人员的培训、继续教育工作纳入到地方卫生部门的培训规划和计划中。

　　采访过了半小时，唐顺保喝了口枸杞红枣水，略显疲态。

　　“娃娃的意思做不动就不做了。”被问及今后的打算，唐顺保回答，“但我觉得只要身体恢复过来还要继续做下去，年轻时条件那么艰苦都没离开，到了这个年纪不可能再走了。”

　　他对这份职业没有太多高大上的话，只是淡淡地说，我们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这些人，对职业的稳定很看重，不想去奔波，也不知道要奔波什么。

　　“你不吃这碗饭还是有人吃这碗饭，我就喜欢吃这碗饭。”唐顺保笑着说。（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俊 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