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泉在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的工作场景。桌上摆着一套明代医书,他正在着手修复这数百本医书,并整理为当代文字。

　　某单位送来紧急修复的古籍,纸张已经严重发脆,用竹片轻轻挑起都会断裂。需要采用传统工艺软化修复。

　　从成都著名的“宽窄巷子”向西,拐过几座老楼,走进一处毫不起眼的建筑。保安用警惕的眼光扫视着我:“哪个单位的?找谁?”

　　“我找彭德泉。”

　　“谁?”

　　“修复古籍的彭老师啊。”

　　就像对上暗号一样,保安笑了起来,给我们放行,同时不忘叮嘱:“下午7点必须出来,要清点锁门!”

　　窄小的电梯,严格的叮嘱,让我对这幢建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神秘感。迈出电梯,楼道里堆放着纸架、梯子和拖板车以及一些专用的设施设备,穿过灯光明亮的甬道,一间办公室房门上写着“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未经许可禁止拍照”。

　　一位个头不高、眉毛很浓、头发黝黑的老先生迎了出来,他就是我此行要拜访的彭德泉。他今年74岁,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的创始人之一。该中心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民营古籍修复单位(5A级社会组织、非营利机构),还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授予的国内26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中唯一的民营机构。

　　“我脑梗过几次,不担任主任了。”彭老先生不好意思地说,“现在担任中心的党支部书记。我没干什么事,不要写我,多写写我们遇到的‘贵人’和我们的青年员工。”

　　平淡之中,老先生的书卷气掩不住。更掩不住的是,说到动情处,他那夺眶而出的眼泪。

　　“怎么对得起先人和后代?”

　　彭德泉老先生来自革命老区四川通江。爷爷是农民,父亲是教师,外公和外婆念过私塾,平时喜欢读书藏书。破四旧时,父亲咬着牙把小半楼藏书烧了,只留下来一套古书。这给彭德泉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更多的是无法挽回的遗憾。

　　彭德泉的人生兜兜转转都离不开书,先读书,后唱书(剧团表演),再教书,最后管书。在巴中市图书馆副馆长任上,他形容自己像“讨钱讨书的叫花子”:“我在县、市图书馆工作那些年,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在跑有关部门,争取经费修图书馆,趁着参加会议的机会到省城大图书馆和出版社讨书,讨回来给四个‘穷兄弟’每家分点,通江、南江、巴中、平昌,两个国贫县两个省贫县啊。”

　　2005年,彭德泉退休了。退休之前,他见了自己的老师,中国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张德芳。张德芳着急地对彭德泉说:“你不要泡在图书馆里,赶紧出来抢救古籍啊,书都要烂完了,太可惜了!”

　　张德芳的急,来自于他长期目睹的古籍保护现状。他告诉彭德泉,四川是移民大省,许多文化人要么选择终老四川,要么在四川留下很多藏书,典籍浩繁,保守估计四川古籍藏书应该在200万册以上,而大量古籍因各种原因在飞快地湮灭。

　　彭德泉一听也着急,立刻想起自己家消失的小半楼古籍。怎么办?他尽快办完离岗待退手续,逢人就商量,应该怎么来抢救古籍文献。在走访调查中进一步发现,由于四川盆地终年温热潮湿,加上经营、管理不当等人为因素,半数以上馆藏古籍文献出现不同程度的霉变、虫蛀、酸化、脆化、絮化、鼠啮、水渍、油污、粘连、断裂、残损等破损类型。有的善本古籍浑身虫洞、有的整套书页黏成书砖、有的珍贵碑帖全是黑霉……

　　他仿佛听到了古籍的哭泣,昼夜难安:

　　“前人历经战乱、兵火、灾荒、流离,那么艰难把这些古籍传下来。我们今逢太平盛世,怎能眼睁睁看着古籍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消失?不修好,怎么对得起先人,又怎么对得起后代?”

　　“趁我活着赶紧来!”

　　时任广汉市图书馆馆长秦一,是与彭德泉一起筹划濒危古籍抢救性保护修复的几位老图书馆人之一。她对彭德泉说:“老彭,要抢救就先来抢救我们广汉的书。我们有两万多册古籍,打包堆码在墙角几十年了。我得了胃癌,五分之四的胃都切了,趁我活着赶紧来!”

　　彭德泉急如星火地赶到广汉,请来省图书馆退休的古籍修复专家刘英,开办了古籍修复培训班,首批留下来的5名学员成了他的原始班底,从广汉图书馆艰难地开始了古籍修复之路。这一干就是十年,做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纸质文献修复团队,也是同期抢救修复古籍最多的团队,不是之一。

　　四川大学图书情报系在上世纪80年代曾为广汉整理过一次,打好了包。这些包一放就是20多年。彭德泉一打开包,霉味、老鼠毛、飞虫、纸渣都飞起来!呛得人不断咳嗽,戴两层口罩也无济于事。而且只过20分钟,手上就奇痒难忍,一看已经起了密密的红点。

　　忍着手脸红肿和身上奇痒,在广汉市图书馆逼仄的古籍书库巷道内,彭德泉和秦一带着大家用了几乎两个月,才将这批古籍整理完,除尘、登记、分类、上架,然后进行修复。

　　古籍书库层高仅两米,光线昏暗,密不透风,连电风扇都没有。初建的古籍修复队伍没有经费,为了压书,员工把自家家具锯了当压平机,出去捡石板、砖块来压。最紧张时,每个月300元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彭德泉难受极了,他不知道怎么才能继续下去。自己能够不求回报,能够奉献,但是别人要生活,要吃饭啊。

　　秦一拖着虚弱的身子找彭德泉:“老彭,图书馆会议室腾给你们搞修复,每个月争取8000元修复经费,先坚持下。”

　　看着秦一真挚而清瘦的脸,彭德泉点点头。

　　而彭德泉的书友,知名律师冯家辉主动向老彭伸出援手,用自己的钱把每一位员工的拖欠工资补足,并坚持每年春节亲手给大家送上大红包。

　　“我感动了,哪里见过这样的人?”彭德泉眼睛红了,“看我们去接古籍没有交通工具,他用新买的私家车帮我们运送古籍,自己宁可打出租。”

　　这支小小的队伍总算把人心稳住了。后来,彭德泉觉得应该成立正式的机构,但是需要10万元注册资金。冯家辉又二话不说,直接开车把钱送到办证大厅。2012年,冯家辉出钱为中心购置了一辆7座商务车用于接送古籍。他私人对修复中心投资累计已达数十万元。大家感激冯家辉,推举他为修复中心理事长,但冯家辉从来都没有在中心拿过一分钱。

　　“古籍抢救性保护修复事业艰难,秦一、冯家辉等人,是我们起步的‘贵人’,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秦一退休后也加入了修复中心,担任副主任,她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搭档,2017年,她癌细胞全身大面积转移,2018年回天无术。生命里最后一个月,她还在基层区县馆藏单位的库房考察古籍……”

　　彭德泉再也忍不住,泪水扑簌地流。

　　“他们抢救的是国家的文物!”

　　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偏处广汉,很难为外界所知晓。没场地、没资金,发展谈何容易。2012年,他们又遇到了“贵人”。

　　时任成都市博物馆馆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王毅,是中国考古界、文博界响当当的人物,一直为古籍的现状忧心忡忡。他一听到还有一群老图书馆人为了抢救古籍而默默努力时,就专程来到广汉一探究竟。看到设备奇缺、条件极差的环境下仍然坚守在修复一线的工作人员时,他忍不住动情。

　　针对修复中心的窘境,王毅建议以合作的方式,把中心从广汉搬到成都,并安排了场地和启动资金,保障了修复中心到成都落地并开展业务。

　　这样的支持,让王毅蒙受了责难。有人告状,称此举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你王毅凭什么要支持一个民营的修复中心?

　　上级找王毅和相关人等谈话,王毅一点都没有回避,说:“我为什么不支持他们?我应该支持他们,因为他们抢救的是国家的文物!我就要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

　　话说得极动感情。旁听的彭德泉当场就哭了,几位老顾问也忍不住,杜伟生先生悄然起身……

　　杜伟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01年,他执笔制订《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同年3月26日作为国家标准发布。他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30多年,熟悉中国古籍的各种装帧形式。

　　这么一位大师,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毕生技艺教授给修复中心的员工。在修复川南某市数百幅碑刻拓片时,他承担了所有的关键技术环节指导……

　　廖定一,四川蜀裱技艺非遗传承人,做过心脏手术,药不离身,常常亲自到场指导一些濒危绢画、名人书画的修复……

　　张志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在修复中心极度困难、连纸都没有之时,他免费送来了几十刀宣纸……

　　赵嘉福,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领衔专家,身患两种癌症,坚持前来传授技艺……

　　“王毅从来不上我的门,如果有事就让我去十二桥他的办公室。我想请他吃饭,他从来不吃。国内众多文物专家、古籍文献专家、修复大师、高浮雕传拓大师、文物鉴定专家、版本目录学家纷纷来当顾问,从来没收过一分钱。我在良心上欠他们!”彭德泉说。

　　“这是我最适合的工作”

　　修复中心成立十年来,员工从彭德泉等5人,增加到目前近40人,薪水也从一开始的300元,涨到目前平均月收入3000多元。收入寒微,员工们在意的,更多的是这份事业的延续和心中那份热忱。

　　33岁的小伙子施英涛至今没有成家。刚入职时,每个员工有9个月的培训期,施英涛被发现上班时间在用手机,他的班长说:“心不静,回去算了。”彭德泉找施英涛谈,没想到施英涛一下子跪下来,恳请留下来,原来他妈妈刚遇到了车祸。

　　当时施英涛学徒工资每个月1500元,为了给妈妈买药,他一天吃一顿饭,一周吃一回肉。这让彭德泉非常难受,几次想劝施英涛改行,但施英涛始终不愿意放弃:“这是我最适合的工作。”

　　青年修复师杨世全来修复中心之前,是出租车司机。9个月培训下来,竟以满分通过上岗考试!原来他记不住培训内容,就随身携带,时刻诵读,竟然把整本教材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

　　田勇,来到修复中心之前,是成都某集团副总裁、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放弃了所有的优厚待遇,只为对古籍的热爱。他从普通员工重新开始,埋头苦学,一步一步成长为骨干。

　　鲁萌,曾是一位20出头的汽车销售经理,收入很高。出身书香门第的她,也甘愿放弃了高收入,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中。

　　彭德泉的儿子彭克,37岁就担任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主任,也在2018年辞去公职,加入了修复中心。

　　“古籍是你的命啊!”

　　彭德泉小心翼翼地托出一份黄色宣纸包裹的古籍,这实在不能用书来形容,看上去已经和一团揉过的面团差不多,纸张极其脆,只能用竹刀轻轻揭起。彭德泉说,这是刚刚送来的,实在让人痛心。

　　修复古籍通常需要20多道工序:核查登记、配纸染纸、配线、配制浆糊、分解书籍、揭书叶、除酸、补书叶、补书口、托书叶、喷水压平、折叶、剪齐、锤平、齐栏、撴齐、压平、订纸捻、包书角、裱书衣书签、装书皮、打书眼、订线、贴写书签、质量检验、完善修复日志……

　　为了更加集中精力,这里定了规矩,修复古籍时不得使用手机。外界喧嚣和工作间完全隔绝,迈进门,时间仿佛凝固,只看见一双双穿越时空的巧手。

　　让彭德泉最为骄傲的,是帮助安县图书馆修复补齐了李调元所编《函海》。这套书也堪称传奇,共160大册,四库全书没有收齐的典籍,李调元一口气全部收齐编类。包括杨慎、苏东坡等人的全集,甚至里面还记有当时川菜的配方佐料,照章下锅有望能够恢复当时川菜的神韵!

　　安县图书馆内只藏有159册,本以为单独一册永远散佚了。没想到修复中心名声大振之后,各地的受损古籍纷纷涌来。在各个藏馆现状调查中,雅安图书馆居然有那一册孤本的复制本!彭德泉乐开了花,通过艰苦努力,全国唯一一套全本《函海》,在四川汇齐。修复中心庄重地以蜀锦重新制作了封面。

　　从2008年正式挂牌至今,修复中心已为国内外120多个古籍馆藏单位及民间收藏家修复善本古籍、拓片、字画、档案、红色文献等超过15000册(件),整理古籍17万余册。

　　然而,彭德泉已经74岁。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他在与时间赛跑。

　　2014年的一天,彭德泉早上6点多起来,烧开水煮饭,靠在饭桌旁的墙上就昏迷了。老伴喊他不回答,伸手一拉人就倒了。到医院抢救,是突发脑梗。

　　“秦一当时还在,到医院探望时,一说古籍就把我喊醒了,我还给他们布置工作,他们走后我又昏迷了三天,家里人都说我们喊不醒你,古籍才喊得醒你!古籍是你的命啊。”彭德泉自嘲说。

　　“古籍保护,匹夫有责”

　　修复室外,墙上开辟有一个小宣传栏。彭德泉说,这是修复中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阵地。

　　“什么是您的初心?”我问。

　　彭德泉想了想,告诉我两个故事。

　　“说初心,我还得先说揪心。某个馆藏机构统计在册有60余万册古籍,十之六七有不同程度破损。他们当时有修复团队12人。我们算了一个账:每人每月最多修复5册,每月团队修复60册,全年无休最多修720册,十年7200、一百年72000……要多少个百年才能修完啊!由于传统观念限制,体制内的机构很难拿出来让民营机构参与修复,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烂掉、消失,想着就揪心啊!”

　　一方面是揪心,一方面是希望。201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前来参观,一名女教授在现场背诵了薛涛的诗。薛涛的诗并不那么常见,后来才知道,这位女教授是联合国儿基会的高级官员,对中国文学史特别感兴趣。

　　还有一次,彭德泉接待一位委内瑞拉官员,教他制作孔子像拓片。这位官员突然说,希望也拓一下庄子像、老子像、墨子像。

　　“我很高兴,说你对中国传统历史人物还懂得不少啊。没想到他说,老子的《道德经》在委内瑞拉家喻户晓。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别激动,也特别自豪。我们传统文化在世界上越来越有魅力,魅力的载体之一就是中华古籍。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让古籍重新活过来。要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古籍保护的行列中来,而不要看什么国营民营。”彭德泉说,“我是共产党员,古籍保护,匹夫有责!”

　　彭德泉对修复中心有三个心愿,第一希望能够有更开阔的场地,用更好、更科学的设备；第二希望发展到50个人以上的修复队伍,能抢救更多的东西；第三希望能把员工工资涨到每个月平均6000到8000。除此之外,他希望能尽快看到更多的人行动起来。（谢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