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栋（左一）在工作中

　　孙家栋

　　孙家栋

　　孙家栋是中国“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继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后，在近日公布的“共和国勋章”建议人选中，孙家栋院士又入选。在中国的航天史上，有太多第一都与孙家栋这个名字紧紧相连：中国第一枚导弹总体、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他是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一号工程、中国探月一期工程，他是工程总师。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想起70年来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成就，孙院士感慨万千。“作为一名航天人，我为祖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孙院士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今年90岁的孙家栋面容和蔼。笔挺的身板，爽朗的笑声，他的言行举止带着一股军人的硬朗。对于孙家栋，大家亲切地称他是“孙部长”或“孙总”，很少有人称他“孙老”。因为孙家栋从来不服老，干起活来比年轻人还拼命。“我也是‘90后’。”孙老说。

　　放弃导弹研究走上航天路

　　孙家栋说，自己走上航天之路纯属偶然。自己起初想学土木工程，毕业后当一名桥梁工程师，19岁时考上哈工大，选择了汽车专业。当时苏联支持新中国组建空军，孙家栋在学校学习俄语。孙家栋记得，1950年元宵节，很多同学都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饭了，孙家栋决定在学校吃完红烧肉再回家。红烧肉还没吃到嘴，校领导通知在场学生——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请即刻报名，参加的必须赶上8时30分自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来不及与家人打招呼，孙家栋就上了火车。

　　那一年，他和另外29名同学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进行为期7年的学习。1957年11月17 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音乐堂亲切接见中国留学生，他就是受接见的留学生之一。1958年从苏联学成回国后，他被安排去搞导弹研究。1967年7月，钱学森点将，让38 岁的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搞了9年导弹的孙家栋开始“转向”。 “当时我们做事情根本不需要动员，国家需要，我就去做，并且要做好。”

　　孙家栋提出，要对过去的方案进行简化，去掉卫星上的很多探测仪器，不追求高难技术，只要做到“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用他的话来说，这种简化是把一辆汽车变成了平板车。当时卫星直径只有1米，反光也很差。孙家栋和团队想了一个“借光”办法, 在三级运载火箭上做一个球体, 这个球体鼓起来以后, 直径能到三米。上天以后, 三米球起到一个引导作用, 等看见它了以后, 就能在周围找到卫星。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当天晚上8 时30 分，卫星经过北京上空。长安街上人山人海，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天安门广场，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唱歌。那场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孙家栋说，当时苏联人把专家和图纸都带走了，当时大家憋着一股劲，一定要自己把卫星搞出来。“搞‘两弹一星’，必须自力更生，我们中国人是压不倒的。”

　　钱学森是他的引路人

　　钱学森是孙家栋走上航天事业的引路人。说起老师，孙家栋的语气中充满着尊敬和怀念。最让他难忘的是，在自己80岁生日那天，98岁的钱学森还给他寄来了贺信：“孙家栋院士，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者。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希望您今后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做一名百岁航天老人。”这让孙家栋非常感动。

　　他对钱学森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做学问的严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按惯例产品出厂前要完成装配、测试。其中惯性制导系统平台上的4个陀螺应完成精确装配后，再运去发射基地。由于时间紧，有工友找孙家栋说：“4 个陀螺是同一批次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他3 个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可以不装了？”孙家栋觉得有道理，便同意了。没想到在发射场装配时，有个陀螺却怎么也装不上。钱学森听了汇报后没有批评孙家栋，而是让大家仔细加工研磨。钱学森在现场从下午1时一直陪着干到第二天凌晨4 时，见到陀螺装好才松了一口气。“我当时觉得很惭愧。虽然钱老没有直接提出批评，但我感到比批评更严厉。从那以后，对于配件质量，我再也不敢有半点松懈。”

　　60年航天征程经历多次险情

　　“卫星发射是一项高风险工程，每次发射，不到卫星入轨的那一刻，谁都不敢说百分之百成功了。我也有过不少失利的教训。”孙家栋说。1974年，孙家栋带领着团队研制的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发射前出现意外。火箭点火升空20 秒后就爆炸了。这次惨痛的经历，孙家栋至今记忆犹新：现场一片火海，他和同伴一点一点寻找碎片。最后发现，是火箭中一根导线的铜丝在发射的震动中断了。想到团队几百人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孙家栋一个人跑到房间大哭了一场。这件事让他明白了，在航天发射中，质量是第一位的，一个极细小的故障都有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在60年的航天经历中，最让他感到惊心动魄的“险情”有两次。1974 年11 月的一天，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准备发射。就在发射前一分钟，工作人员发现卫星不能供电。如果强行发射，升空的将是一个不能正常供电的卫星，将成为重大发射事故。千钧一发之际，孙家栋一声令下：“ 停止发射! ”因为这时如果按照正常程序逐级上报已经根本不可能了。发射程序虽然终止了, 可孙家栋却因为过于紧张而昏了过去。处理完故障后, 卫星和火箭才重新进入发射程序。

　　1984年4月8 日，“ 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正当这颗卫星经变轨、远地点发动机点火进入地球准同步轨道, 向预定工作位置漂移时，地面测控站发现, 卫星上的镉镍电池温度超标, 如果温度继续升高, 刚刚发射成功的卫星就要报废了。孙家栋沉思了几分钟，下达指令“立即调整倾角 5度。”

　　这一指令原本需要按程序审批签字后才能执行。但情况紧急，走程序已经来不及了。现场操作人员为了慎重，临时拿出一张白纸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 度”的字样要他签名。孙家栋毫不犹豫地签了字。最终热失控问题解决了，卫星化险为夷。 “当时下达命令时手心冒汗了，但压力再大也得做决策，做总师就是做这个事的。”

　　“空中飞人”一年穿坏5双鞋

　　2004年2月25日，75岁的孙家栋担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探月工程将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继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

　　说起孙家栋，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十分敬佩。“孙部长70多岁了，拥有很多的荣誉。大多数人在这样的高龄都功成身退。但孙老总不怕，他勇挑重担。”张荣桥说，孙家栋还是一个战略家、思想家。“印度探月比我们晚了1年多，如果说中国的嫦娥一号比印度的月船一号晚3天或者5天，我想可能就没法对国人交代了。孙老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自从担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后，孙家栋就成了“空中飞人”。他有时一周去三四个城市。老伴魏素萍说，孙家栋平时喜欢穿布鞋，每年光布鞋就要给他买四五双。如今，90岁高龄的他作为高级顾问，只要一有空还是会去办公室；只要身体允许，就会亲自去到发射现场。

　　拔掉输液针头直奔机场

　　孙家栋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7年学飞机，9 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孙家栋腰椎间盘突出，不拄着拐杖走路，都很艰难。1994 年12 月，孙家栋被任命为“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工程总设计师。2004 年5 月，他又被正式任命为“北斗第二代导航卫星”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在担任北斗卫星导航工程总设计师的20多年中，他腰肌劳损的毛病又加重了，剧烈的疼痛常常让他步履艰难。大脑供血不足的旧疾，让他每当疲劳至极便会头晕目眩。而皮肤过敏，他需要使用激素才能控制病情。

　　2009 年4月15日凌晨，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加指挥了北斗导航定位卫星的发射。但谁能想到，这位80岁的老人是从北京航天医院拔掉输液针头赶往机场奔赴西昌卫星发射场的。这之前，他在参加会议时身上瘙痒难忍，到医院时皮肤过敏浑身已经红成一片。孙家栋见证了中国航天60年的全部发展历程，但却没有在室外看过火箭发射。因为每次发射，他都在发射指挥控制室，只能通过电视、通过扬声器指挥发射。

　　“中国必须向深空探测进发”

　　孙家栋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也为中国航天事业的进步而自豪。谈起探月工程，孙家栋说，中国必须向深空探测进发。“我们去了，在国际上就有发言权。如果将来人家走得很远了，你的事情还没办到，就会发现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在孙家栋看来，探测月球有两个目的，一是探索宇宙奥秘，二是开发空间资源。“中国航天的下一个发展目标，应该是有能力到达太阳系的任何角落。”

　　孙家栋笑言，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放卫星。2009年4月15日，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挥并见证了中国自主研制的第100颗航天卫星成功发射，在这100颗卫星当中，由他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0多颗。2010年，孙家栋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却表示，自己很“不安”。“航天事业是千人、万人共同劳动的结果，我个人的工作是非常有限的。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为自己提供了‘平台’，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就了我。”

　　夫妻相濡以沫六十载

　　魏素萍原来是哈尔滨市立医院的内科医生。她与孙家栋是通过战友的照片介绍“认识”的。当时，一看到魏素萍的照片，孙家栋就提笔写了一封信给她。第一次见面后3个多月，两人一直靠书信来往。1959年8月9 日，孙家栋和魏素萍在北京举行了婚礼。此时，魏素萍不知道孙家栋具体做什么工作。婚后，孙家栋不是加班就是开会，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和家人的联络全靠书信。而收件地址只是一个模糊的“X号信箱”。

　　1967 年，孙家栋的女儿出生，当时他正有任务在身。魏素萍一个人叫了辆板车自己去了医院，孩子出生时孙家栋也不知道。护士看不下去了，给孙家栋打电话，“你爱人给你生了个胖姑娘，你不过来看看？”1985年10月，中国航天部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要走向世界。与孙家栋生活了近30年的魏素萍才从电视直播中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即使年过八旬，孙家栋仍然在超负荷地工作着。他的老母亲去世时，孙家栋也只是深夜赶去，又连夜返回。

　　2010年，中国航天进入高密集发射阶段。当时孙家栋是北斗卫星导航工程总设计师，也是嫦娥二号的高级顾问，这一年光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81岁的他就已经去了17 次。魏素萍说，孙家栋回到家，也是一个人坐在书房苦思冥想。

　　对话孙家栋

　　“航天是我的兴趣，一辈子也不会累”

　　广州日报：是什么动力让您在航天行业干了一辈子？

　　孙家栋：国家需要，我就去做。航天是我的兴趣爱好，搞一辈子也不会觉得累。干航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热爱。没有热爱，奋斗、奉献、创新这些都谈不上。只要卫星没上天，谁也不敢保证绝对不出问题，因为它是高风险行业。这么大一件事，如果最后按按钮的时候掉链子了，作为技术牵头人，哪里受得了？怎么跟全国人民交代？

　　虽然有压力，但也要充满信心。这支队伍经过几十年锻炼、成长，大家对航天事业精益求精，把各自领域的产品搞好，信心就建立在这里。我们几十年搞航天的经验证明，最先进的武器是买不来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航天尖端产品也是买不来的，必须靠自己研发。现在更需要我们的年轻人有创新的精神。

　　广州日报：作为一名航天人，您的航天梦是什么？

　　孙家栋：现在讲中国梦，我们航天人需要实现航天梦，以航天梦为我们国家实现中国梦做贡献。航天事业最终的目的就在于服务国民经济建设，为国家发展服务。我们的卫星除了“上天”之外，更需要这些卫星的“落地”，需要跟我们国家经济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更大的效益。航天最终要造福老百姓。比如，我们的北斗导航工程，到2020年要实现全球组网，将来，老百姓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能用得上。航天事业最终还是要为民生服务的，这一点最重要。

　　广州日报：中国何时能实现载人登月？

　　孙家栋：载人登月，从技术方面讲，它的主要技术手段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研制，比如人怎么上天，怎么回来，怎么无人登月，这些基本的技术工作我们已经做了。下一步载人登月，就是要把无人区的深空探测和载人的环绕近地这些工程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严格来说，技术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初步基础。当然，结合到载人登月里面，还有一些技术上需要开发的事情，需要进一步做工作，这其中有国家整个航天思维怎么统筹安排的问题。因为航天首先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第二步，我们必然要向深空发展，同时，人也要跟着上去。这就要看国家将来的安排。（记者 肖欢欢 图/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