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

　　刚走出苗岭，就迫不及待地想报告采访一线的情况。

　　云贵高原的东南部，横亘着莽莽苍苍的苗岭山脉。群山中间流淌着千里沅江的上游清水江，江畔有一个贵州深度贫困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剑河县。听说这个县有一个村的驻村扶贫队员，自费“众筹”买车。真的吗？有这个必要吗？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踏上了前往核实寻访的路途。

　　正是在这次采访经历中，我们认为发现了一群最可爱的人。在我国广袤的乡村，有无数最可爱的人，为了农民、农业、农村，在挥洒汗水，奉献力量。比如那些坚守讲台的乡村教师，执着为农民看病的乡村医生，从远方来的支教者，振兴乡村的公益志愿者……他们，无数正参与脱贫攻坚的扶贫队员、基层干部，无疑也属于最可爱人的群体。

　　“为了顺利开展扶贫工作，大家一拍即合，凑钱买台车”

　　车程的艰难超出了预想，尽管知道贵州素有“地无三尺平”的谚语。

　　山挤着山、水绕着山，剑河平地难寻。因为修筑水电站，前些年剑河县城要整体搬迁，可是全县找不到一块可以安置的平地。经上级政府协调批准调整区划，向隔壁台江县“借”了一个镇作为新县城所在。

　　剑河县已经通了高速公路，但是剑河到南哨镇的路却并不好走，急剧盘旋的山路耗费2个半小时。从南哨镇出发，跌宕起伏的山路，如过山车在山顶、山腰、山底之间俯冲盘旋。有三处急拐弯，必须倒车才能通过。中间还要穿越黎平县的村落。经历3小时艰难车程，我们终于来到了翁座村。

　　这是一个斜挂在山坡上的苗族村落，房屋全是木楼，已经入选“中国传统村落”。正在忙碌的驻村扶贫队员们大多穿着草绿色的迷彩服。外界的人可能对此穿着感到好奇，然而，在贵州的扶贫队员当中却是“流行服”。他们说好处一是耐脏，可以节省一些洗衣的时间投入工作，再就是契合工作要求，现在脱贫攻坚确实像打仗一样在抓。

　　迷彩服使我们嗅到了浓烈的作战气息。确实，这个强劲的敌人就是制约山民生存的绝对贫困。把争取脱贫出列的时间锁定为今年年底的剑河县，年内已经开展了两次誓师大会，每个乡镇都设置为一个脱贫攻坚“战区”，每个村悬挂了“脱贫攻坚前沿指挥所”的牌子。

　　我们没看到车，但“拼车”的事证实是真的。当天，驻村扶贫队长开着车进城，去为易地搬迁到县城安置点的村民办事。全村共搬迁了78户366人，大部分在县城，也有少数在凯里市安置点。易地搬迁，是脱贫的措施之一。

　　驻村已三年、现有扶贫队员中驻村时间最长的罗国志介绍，今年3月，为了充实扶贫力量，剑河县把每个村都分成网格，从县直机关单位抽调下派人员担任网络员。翁座村新增加4人，加上之前他和从镇政府下派的杨凤林，一共6人。杨风林有一台车两年来经常“私车公用”用于扶贫，可座位只有5个。

　　“为了顺利开展扶贫，大家一拍即合，凑钱买台车。”杨凤林说，4月份他们抽空赶到凯里市的一个二手车市场，看中了一台7座越野车。

　　“老板开价3.28万元，我们希望砍点价。听到我们是用于脱贫，他爽快地说，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们是做好事，我降2000元。我们说，你干脆再降200元吧，3.06万元，这样便于我们6个人平均分摊。成交了，我们人均付了5100元。”杨凤林记忆犹新。　　　　　　 车子本身买了交强险，六个都有驾驶证的人凑钱买了商业险。镇上附近有一个加油站，六个人轮着来加油，每次加300元，油箱基本可加满。六人当中，罗国志和杨凤林是事业编制，没有车补。

　　“听到他们买车的消息后，我也是非常感慨。”南哨镇党委书记潘盛平有点内疚地说，“驻村工作确实需要车，但镇政府很难派车，从买车这个事看得出来，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真是很高。”他还透露，还有一个村的扶贫队员，也凑钱买了一台二手车。

　　驻村扶贫队员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交通不便，还有生活困难，甚至安全危险。

　　翁座村的队员们目前是租住一栋苗族群众家的木楼办公和居住。7月的一个晚上，扶贫干部刘明加班到晚上12点，在归档材料时发现柜门不好关，使劲才把柜门关好。第二天一早开柜门的时候，才发现柜门里夹了一条五六十厘米长的毒蛇。“想想都后怕，我的床就紧挨着柜子，后来都不敢在那儿睡了，换到隔壁房间。”罗国志现在还心有余悸。

　　因为条件有限，他们还是只能住这栋木楼里。

　　贫困村民往往集中于偏远山区，从食住到出行，有诸多不便。与这些扶贫队员在一起，我们内心油然而生一个想法，他们真是太可爱了。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没有怨言，没有退缩，不讲价钱，想方设法去解决、去面对，热情高涨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妈妈，等到脱贫任务完成了，你们再过来看我吧”

　　长相清秀的罗国志毕业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舞蹈专业，家在黔东南州首府凯里市，考到剑河县文广局，后来被派到翁座村来扶贫。

　　“村委会换届选举第一天，我来了。感觉这里特别远、特别冷，手机没信号，好像与外部世界失联了。从小在城里长大，开始很不习惯山村的环境，心里有点酸。”

　　贵州号称“芦笙之乡”，踩芦笙是苗族老百姓最喜欢的民俗，但由于缺乏条件、组织，嘹亮、清脆、欢快的芦笙已经很久没有在翁座村奏响了。外出打工的多，留在村里的人各忙各的，缺乏公共交流，人心也比较分散。

　　学民族舞蹈的他，利用县文广局是“娘家”的优势，每年都帮助村里申请一笔踩芦笙的资金，平整了一块场地。“三八节”那一天，留在村里的人，都推开自己家的木门，带着自家酿的米酒、储存的好菜。扶贫队员和他们一起踩芦笙，大家开心极了。

　　“一年一度的踩芦笙活动，如今像我们村盛大的文化节日，融洽了村民们的联系，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也使他们了解了我们。大家就像一家人，团结在一起。”

　　和罗国志一样，29岁的杨凤林也逆转了对扶贫工作的看法。“说实话，我从小在城里长大，没吃过这种苦，一开始我是有情绪的，曾想过辞职去做生意，但后来想通了，既然来了，就得把工作做好。”

　　翁座村还有一个自然寨没通硬化路，20多户村民出行不便，他东奔西跑争取项目、资金，新修了一条2公里多长的通组路；和其他队员争取到了一个20余万元的扶贫项目，使寨门附近28户村民用上了安全水；村里手机信号有问题，带头协调了通信公司过来建信号塔……组织村民搬迁、发动黄牛养殖、推进村容整治等，他的驻村工作辛苦而又充实。

　　杨凤林的女朋友是本镇幼儿园的老师。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他们原本打算今年10月份订婚。但是全县的脱贫攻坚出列进入倒计时，10月前后正是最紧张的时候。为了不耽误脱贫攻坚工作，杨凤林要求把订婚日期推到了明年。“我们虽然在同一个乡镇工作，但由于路程远，我节假日难休息，一个月也只能见一次面，女朋友能够理解我的工作。”

　　罗国志是独生子，家在凯里。“两年前，我告诉家人，要被派到一个很远的村扶贫，外公、父母都支持我，‘你要尽自己力量，帮助村里解决一些问题’，他们每次都这样教育我。”

　　他的父母都是州木材公司的下岗职工，当年都出差来过南哨镇，收购销售木材。如今，国家推出生态林补偿政策，山上森林都被保护起来。他们一直想来村里看望，但罗国志没答应。“路程太远；村里的条件这样，不想让他们看到担心，平常电话、微信也是报喜不报忧；脱贫攻坚任务重，我们工作忙，真的难有时间陪伴他们。”

　　当我们来访时，青翠山腰间一层层金黄的梯田里，村民们正在收割稻谷，田野上回荡着电动打谷机的声响。罗国志轻声告诉我们：“我说，妈妈，等到脱贫任务完成了，你们再过来看我吧。”罗国志和家人“预约”，明年春天插秧的时候，请他们到村里来。

　　编辑老师，对于所驻村落而言，扶贫队员绝大多数是原本陌生的“村外来客”。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在农村长大。他们让我们感到可爱，是在于当他们的脚上沾满泥土的气息，身上染上稻花的香味时，他们很快深深爱上了脚下的土地，把这里当家；很快爱上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把他们当作亲人。

　　“爸爸，你什么时候再回家做客？”

　　结束翁座村的走访，我们夜色中一路颠簸，回到南哨镇时，已经是晚上10：30，苗岭初秋此时寒意袭人。走进镇办公楼，光线暗淡中的一楼高悬电子屏显示：

　　剑河县南哨战区

　　距2019年脱贫攻坚

　　仅有102天18时39分

　　走入旁边挂着“脱贫攻坚前沿指挥部”牌子的办公室，里面灯火通明，座无虚席，大家正在整理扶贫资料，带头的是分管扶贫工作的镇武装部部长龙枫。

　　让龙枫感动的是镇扶贫工作站站长杨通燕。扶贫工作站的活，紧张、艰苦，但杨通燕已经连干了四年。有一次，住在县里另一个偏远乡镇的母亲高血压发作，急需送医院，但却无人护送。他向龙枫请假，龙枫同意了——尽管那天有一个紧急的任务，必须晚上12点钟前完成，而这项工作只有具体负责的杨通燕最清楚。

　　正当龙枫组织人赶任务时，意外的是，晚上杨通燕的办公室亮起了灯光。原来，当天他从镇上出发，赶到乡下把母亲送到县城办好住院手续，把母亲委托给亲戚后又奔回镇上。“我不知道那天他是怎么来回的。从县城到他老家，单程也要6个小时，把医院的事安置好，还要赶2个小时车回到镇上……”

　　龙枫自己的“尬事”，也被潘盛平“抖”了出来。去年年底，龙枫正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忙扶贫工作，6岁的儿子进来了。“爸，我妈让你去离婚。”龙枫回了一句：“你就说，我没空。”

　　龙枫知道，老婆对自己一肚子火。第二个小孩刚出生2个月，他因为脱贫攻坚任务重，没时间帮助照顾。家里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老婆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折腾装修。“她把离婚协议都起草好了，我没时间看。”

　　在外面的妻子也进来了，摆开架式：“走！”

　　“我说，我离婚，必须征得镇党委书记同意，你先去找书记。”龙枫急中生智。也许是这句话把妻子“唬”住了，她终于没上楼去找。

　　如今，夫妻关系缓和了。“前天房子终于装修完了，都是老婆弄的，我还没来得及去看。”身材壮实的龙枫，讲到此时眼圈红了。

　　不仅仅是翁座村，不仅仅是南哨镇，在剑河县，无数投身脱贫攻坚的工作人员，都正在奋力拼搏。“爸爸，你什么时候再回家做客？”当爸爸出门的时候，3岁的孩子挥手告别发问——这是我们在剑河听到的家庭故事之一。

　　参与扶贫的同志们，由于责任重、压力大、工作紧从而疏于照顾家庭、照顾自己。他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有的自嘲，扶贫队员在家里“地位不高”；有的内疚，照顾别人的妈，却难以照顾自己的妈；有的自叙，“脚上有泥水，身上有汗水，眼中有泪水”。据我们从贵州省扶贫办获悉，全省近年来已有72名干部倒在了脱贫攻坚一线。

　　当然，他们当中也有少数不称职的，然而绝大部分人是用实际行动以“小我”换取了“大我”。在我们面前，他们并没有豪言壮语，因为他们认为，像他们这样的付出，在扶贫一线工作人员实在太普遍了，不值得多说。当他们向我们倾吐心声的时候，坦言的更多不是“酸”“苦”，而是“甜”，是工作中的成就感和获得感。这正是我们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可爱之处。

　　从2012年至2019年8月，贵州的贫困人口从923万减少到155万，减贫人数全国第一，贫困发生率从26.8%减少到4.3%，33个贫困县成功脱贫摘帽。剑河县的贫困人口，从近8万人，减至2.6万人。翁座村的贫困人口由576人降至248人。2013年开始精准扶贫，2016年打响脱贫攻坚战。“2020，贵州将彻底撕掉绝对贫困标签！”这是贵州的誓言！

　　在村里路过，如果恰逢“饭点”，罗国志总是被村民挨户邀请到家吃饭。“工作得到他们认可，我的心情就像山泉水的那样甜。”他说，“当我真正融入这个村，看到因为我们的工作使村民幸福感提升了，我也觉得无比幸福。”

　　两年来，杨凤林已经记不清开了多少夜路，走了多少山路。现在全村村民基本都认识他，所负责自然寨的贫困户，他都能一一叫出名字。提到为村民办理的修路、建信号塔这些实事，他为此感到满脸的自豪。“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荣幸。”

　　以上就是我们报告的采访素材，我们试图用笔记录下这些最可爱人的一些侧面。让更多的人走近、理解他们，也就走近、理解脱贫攻坚，走近、理解这场与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较量。

　　致礼。

　　（本报记者段羡菊、施钱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