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3日，马悦然为复旦学子作题为《工匠与演员：论翻译的艺术》的演讲。新华社资料片

　　马悦然有一副典型的北欧人面孔，却又一派淡然的东方气质。他能用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对中国文学史、中国方言音韵侃侃而谈。

　　这其实也不足为奇，在去世前，他和汉语已经有73年交情。在中国这片被马悦然称作第二故乡的土地上，或发掘作者，或译介杰作，或为中西文化交流破冰，或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建言，这位瑞典汉学家一直在为中国文学“修桥”。

　　汉语之咏叹：“我的同胞八世纪披着熊皮过着野蛮生活时，唐朝诗人正在创作律诗和绝句”

　　1944年，遥远的北欧，瑞典青年马尔姆奎斯特正在乌普萨拉大学攻读拉丁文学位。他最大的愿望是毕业后去瑞典一座古老城市的高中教书。

　　在他忙于准备拉丁文考试时，伯母把林语堂先生的英语散文集《生活的艺术》拿给了他。第五章讲的庄子老子哲学让他心有戚戚焉，想知道道家哲学的更多奥妙。

　　他跑到大学图书馆，借来《道德经》的全部译本。“英法德文译本差异太大，究竟哪本才是作者原意？”他鼓起勇气给瑞典知名汉学家高本汉打了一个电话。

　　“所有译本都一样糟。”高本汉说，“我正在译，还没发表，但我可以把稿子借你看。”

　　一个星期后，这个瑞典青年兴致勃勃地归还书稿时，高本汉提议让他跟着自己学汉语。很快，他就离开乌普萨拉大学，搬到了斯德哥尔摩，高本汉从此成为他的古代汉语和先秦文学老师。

　　在斯德哥尔摩，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他，从《左传》入门，开始学习汉语。

　　两年后，马尔姆奎斯特偶然获得一次前往中国四川调查当地方言的机会。刚到中国，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马可汗”，但当地人对他说：“在这里叫‘可汗’可不行，叫‘悦然’吧。”自那天起，这个瑞典青年，便成了“马悦然”。

　　在峨眉山报国寺的8个月里，在一位颇有学问的老方丈的点拨下，马悦然接触到了中国书法，学会了部分汉语，读起《唐诗三百首》、乐府诗，对中国古诗和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谁跟他聊中国文学，他都滔滔不绝。

　　马悦然收藏的中国诗集特别多，中国许多伟大诗人和文学家成为他的“老朋友”。“虽然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不允许我随时去找他们，但我可以请他们到我家。”马悦然颇有风趣地说，“我愿意跟李白摆龙门阵或跟稼轩居士干杯酒，我可以到书房去找他们。”

　　多年后，当马悦然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身份多次造访中国时，“为什么喜爱中国文学”依旧是受访最多的问题之一。

　　“我的同胞八世纪披着熊皮在树林里过着野蛮生活时，唐朝的诗人正在创作律诗和绝句啊！”马悦然这样回答。

　　为中国文学筑桥：“一部文学作品要突破语言的界限，唯有依赖翻译家架起的桥梁”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学尚未出现时，中国文学早已登上世界文学之巅，诗歌、散文、小说都是如此。这让马悦然颇为珍视。

　　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地址的明信片，可以寄到世界各个角落。越是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就愈发感到，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著作数量太少。这成为他向世界“代言”中国文学的动力。

　　1952年，已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马悦然，开始在乌普萨拉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他一面研究、教授中国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汉语语法和语义学，一面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

　　他首先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又译介《诗经》《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后来又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等古代小说。

　　马悦然最爱《水浒传》。回想几十年前的翻译时光，他说：“我感到自己真的生活在梁山好汉之中，恨不得上山去跟108条好汉打交道……鲁智深、武松和杨志都是我的樽前好友。”

　　发掘和翻译中国文学的过程，让马悦然感到一种沉浸式的快乐。“翻译沈从文的《边城》时，我很想到作者的故乡去，跟那儿朴素直爽的人们一起过日子。”

　　他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实现一个大愿望：到吕梁山去，跟作家李锐小说《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中的人物见见面。”

　　然而，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文学数量相当匮乏的时代，译者的责任是巨大的。正如瑞典学院院士霍拉斯·恩格道尔所说，一部文学作品要突破语言的界限，唯有依赖翻译家所架起的桥梁。

　　这种责任感，使马悦然甘愿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高度看待翻译工作——不能失去原文的风格味道，更不能在译作中过度炫耀自己旺盛的文采而凭空创造。

　　因此在译《水浒传》时，马悦然采用瑞典20世纪40年代的习语，包括当时流行的俚语和口头语，“尽量准确表现原文中的方言风味”。他举例说，“《水浒传》108条好汉中有两人是同乡：花和尚鲁智深和杨志都是关西人。众英雄中只有他们用‘洒家’作为第一人称。于是我决定用瑞典语mandrom来译‘洒家’——这词是从吉卜赛语借用来的。”

　　马悦然对西方汉学界的汉译现状有着直率批判，对“信达雅”等翻译标准有着深刻思考。“巴金《家》《春》《秋》的一些英译本，对话部分译得还好，但许多叙事部分，由于译者觉得烦琐，竟大量删除了。许多翻译者对文学作品本身并不感兴趣，把翻译简单当成一个‘活儿’，自然偷工减料。”

　　他说，他的翻译要在反复阅读原文后才动笔，“等你感觉到作者通过书在和你交流，你能感觉到作者的呼吸时，这才是翻译开始的时候。”

　　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登场。他翻译了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翻译了艾青、顾城、舒婷、芒克等人的诗歌。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间，马悦然的文学译作达700种之多。“命运让我学会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让我能直接阅读这些优秀文学作品，我有责任让我的同胞们阅读更好的中国文学作品。”

　　文学让东西方心有灵犀：“多位中国作家有资格拿诺奖，但拿诺奖没那么重要”

　　马悦然1985年进入瑞典皇家科学院，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以及担任欧洲汉学家学会主席后，他把推介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当作自己的职责，试图拼起一张尽量公允的中国文学版图，让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作家的声音在世界范围泛起涟漪。

　　马悦然的中国朋友圈里不仅有莫言、苏童、余华等，还不乏他在中国发掘的少为人知的底层作家。

　　在马悦然看来，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许多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中国文学早该登上世界文学的舞台。“沈从文、老舍、茅盾完全比得上同时代西方杰出作家，只是他们的作品没有被大量翻译推介到海外，海外读者基础太少。”

　　视中国为第二故乡的马悦然，与中国作家一样关注中国文学以何种姿势走向世界。

　　他曾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加快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工作；第二，慎重选择译者；第三，重视传承传统，鼓励作家研究本民族的文化精华；第四，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和坚守。

　　马悦然去世后，一些接触过他的人回忆起他晚年在中国的几次亮相。有人说起前几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唐诗讲座的一次现身。

　　当时，这位90多岁的老头非常认真地做了准备，并用抑扬顿挫的语调，为现场观众朗诵唐朝诗人王建的《江南三台》：“树头花开花落/道上人去人来/朝愁暮愁及老/百年几度三台？”

　　讲座告一段落，当他等待在座各位跟他一起畅谈唐朝通俗诗歌的时候，大家似乎对他的汉学研究心得并无兴致，而是一直追问诺奖的事。

　　马悦然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北欧几个小国的18名评委评出来的一个奖项，它不是世界冠军，不必把它看得太重。中国当代文学已完全与世界文学接轨，对此我们应当有信心。”（记者张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