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高架桥的侧翻，几乎压塌了民众对货车超载的容忍心理底线。货车超载，一直是公路运输管理的重心所在，为何在许多人看来，治理30年仍是“越治越超”?半月谈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货车超载屡禁不止，既有治超之网存在漏洞的原因，更有市场畸形利益链顽固的原因。

　　“规定越来越严，但超载越来越多”

　　9月10日凌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一辆超载450%的拉运面粉货车失控，冲进路边民房，当场撞死6人，重伤2人。

　　近年来，各地因超载车上路引发的重大交通事故屡屡发生。除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压塌桥梁的超载事故粗略统计就有20余起。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在2016年解读《关于进一步做好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意见》时认为，违法超限超载已是公路第一杀手。多地相关部门统计，超载引发的货车交通事故，已占到全部货车事故八成左右。

　　1988年，我国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一场治理超载超限工作的持久战揭开序幕。2004年，原交通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开展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治超开始有了全国统一行动。

　　大规模打击之外，国家交通部门多次制定出台诸如《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进一步做好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意见》等治超制度文件，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强。

　　目前，我国对于超载问题严格实施“一超四罚”。各地相关执法部门发现超限超载车辆，除依法责令卸载并处罚外，还对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3次的货运车辆和货运车辆驾驶人、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超过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10%的运输企业实施处罚，并按照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对货运场所经营者实施处罚。

　　“治理超载的规定越来越严，但超载也越来越多。”采访中一位相关部门人士表示。越治越超，这是怎么回事?

　　治超之网，漏洞在哪?

　　半月谈记者采访中发现，“百吨王”呼啸无阻的背后，隐藏着“超了也白超”“你不超我超”的心理暗示，由此撑起一条货运市场利益生态链。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并一次计3分;超过核定载质量30%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一次计6分;违法超限超载车辆，一律拒绝其驶入高速公路。此外，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至违法状态消除，也就是说，要把货卸掉。

　　问题是，虽然监管的“牙”看上去很锋利，但对于超载，并不是每次都能“咬”得动。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我国公路治超主要有固定治超、流动治超两种手段，但目前现有举措落实不到位，一些地方在普通公路设立的超限检测站也存在空转现象。

　　在西部一城市，半月谈记者10月12日夜间来到货车通行核心路段的一处公路超限检测站，发现这处检测站与加油站共用一块场地，没有足够宽阔的可供卸载场地，本该24小时运转的检测站看不见工作人员。

　　“不能给超载车辆卸货，就谈不到真正处罚，许多超载车辆驾驶员对交警执法肆无忌惮。”兰州市一名联合执法的交警说，他们只能在卡口进行劝返，但许多司机掉个头就开回来，和交警玩起“躲猫猫”。

　　这位交警讲述的是治理超载的普遍难题。治超的主体责任在当地政府，但交通部门没有强制执法权;交警有执法权，却又没有专职的治超人员。联合执法更不能满足日常治超的需要，难以形成有效覆盖。

　　“超载10次能被抓住两三次吧，看运气嘛!”半月谈记者采访的多位货车司机均如此表示。

　　在“多拉多赚”的诱惑下，治超“猫鼠游戏”无法培养起司机拒绝超载的自觉。在侥幸心理支配下，面对处罚“尚能承受”的违法成本，超载就像入刑之前的酒驾一样，成为司机不会多想后果的选择。

　　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负责人表示，现在货运行业充斥大量中小私营企业、个体户，价格成为决定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为降低运输成本吸引货源，有些货物源头企业对货物装载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了“超限超载—压价竞争—获取利润—再超限超载”的恶性循环，造成了公路运输市场的无序竞争。

　　“汽车运输单位多是私营老板，与发货单位实行自由的现金交易，在组织车队运送货物时，运输单位会以回扣等多种方式给发货单位利润反馈。”甘肃省运输系统内部人士说。

　　对症下药，精细治理

　　除此之外，货车挂靠的管理安全令人忧虑，目前往往“挂得上靠不住”，加之现有法律对挂靠企业所负责任规定不明确，造成管理松散。

　　一名交通运输管理人士透露，货运车辆在全国各地东奔西跑，流动性大，而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却必须在注册地年审。许多车主难以应对复杂的审批环节，为了省时省力，往往选择挂靠运输公司，把这些事交由企业代办。

　　交警部门介绍，挂靠车辆实际车主和挂靠企业没有归属关系，只有利益交换关系，企业乐得对安全管理视而不见。据甘肃交警部门统计，2016年至2018年在该省范围内发生的公路客货运车辆交通事故中，挂靠经营车辆肇事占比近70%。

　　“只要有个体户存在，司机与企业的挂靠关系就不可避免，眼下应借力放管服改革缓解矛盾。”一名甘肃省交通运输系统的管理人员建议，应以放管服改革带动市场分配环节重组，从而改变货运利益分配结构，力图根除乱象。

　　甘肃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秩序一处处长罗建宏也表示，面对超载痼疾，单纯靠联合执法的最后一道防线，无法治本。

　　“将治超的重点前移到源头，落实地方政府的治超主体责任，完善各职能部门联动机制，加强对各地货物生产源头企业的监管，借助大数据对相关企业情况进行精准统计。”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负责人建议，针对建筑渣土运输行业车辆普遍“超标”的问题，建议有关部门联合研究制定建筑垃圾运输车标识、监控、密闭、装载等地方性技术规范。

　　从长远看，治理超载还有赖于执法零容忍，在提高超载违法成本的同时，针对运输行业的营利模式提出整改措施，遏制恶性竞争，并适时引入“超载入刑”，祛除“超载多赚得多”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此外，应逐步引导运输企业提供精细服务，扭转企业“只收钱不管理”的不负责心态。（刊于《半月谈》2019年第20期）（记者 梁军 姜伟超 王辰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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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