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用于骗补的牛和它的耳标。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编者按

　　这是宁夏西海固地区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发生的怪事，令我们有“如鲠在喉”之感。

　　村里少数人家，虚报冒领了扶贫款项——国家投资扶持养牛的“好经”被念歪了。这些人不是不明白道理——“反正套的也是国家的钱嘛”，我们的记者听到这样的说法，感到心疼。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按照预计，到2019年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这个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有无数人不舍昼夜的拼搏奋斗。

　　脱贫攻坚以来，根据通报，一些地方存在“数字脱贫”、扶贫资金违纪违规使用等问题。中央开展过专项巡视，国务院扶贫办也曾专门委托媒体暗访，以了解相关问题。

　　就在同一个村庄，我们的记者也见到了这样的人家：原本家境贫困，在扶贫资金支持下，不等不靠不要，牛棚越来越满，家底越来越厚。

　　同一个起跑线，跑向不同的终点，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内心：有人信奉“借牛”比养牛容易、挣钱比“套钱”麻烦，也有人相信这一点：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理论上，吴月梅养着6头牛，村里那本扶贫项目花名册是这么说的，但她的牛棚里目前只有3头。周建国是4头牛的主人，尽管他家的牛棚里，干净得只能找到破旧的木柜、清空的牛槽和一些风干的陈年牛粪。

　　在宁夏固原市的同一个村庄，这两个贫困户都因为表格里的牛获得了扶贫补贴款：截至目前，周建国凭借如今不存在的4头牛拿到了1.2万元，吴月梅已经领到1.2万元，还在等待下一笔补贴。

　　此地位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西海固。40多年前，西海固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今天，跟中国的其他贫困地区一起，这里正在竭力减贫。减贫的一个举措是补贴养殖业。

　　然而，获得补贴的道路显然不止一条。用周建国的话来说，有的人家虽领了补贴，“连个牛毛、牛槽都没有”。

　　村支书则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过，随着项目验收不断收紧，如今已不再出现。

　　但2019年9月，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仍发现了此类情况。

　　根据这个村庄的《2019年扶持壮大产业到户项目村级验收花名册》，村民艾玉莲申报养了30只羊，村级验收认定她养了23只。9月的一天，验收结束后，记者前往她家查看，羊圈里干净得连羊粪都找不到——当地要求牲口必须圈养。

　　艾玉莲支支吾吾告诉记者，羊都是她从别家借来的，她与真正的养羊户商量，将来拿到补贴，一人一半。在同一份花名册上，她通过村级验收的养殖项目还包括10只鸡、5只兔。她承认，自己就养了“3只兔子3只鸡”。

　　一位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县级抽验花名册上签字。

　　借牛

　　按照政策，贫困户养牛可享受补贴。2014年，每头牛补贴2000元，后来力度加大，提高到每头3000元。养羊则每只补贴200元。

　　但政策限定，补贴只面向新增的牲口，这叫补栏。补贴政策还要求，补栏牛必须是“县外购进”，从县外的地区购入喂养，自家牛下的牛犊就不算“补栏牛”。贫困户经过验收的存栏数，其中基础母牛养殖至少在三年以上，肉牛即时出栏即时补栏。此举是为了鼓励贫困户“滚动”发展养殖业。

　　据这个镇的扶贫办介绍，产业扶贫在该镇效果显著，全镇2017年至今，共补栏8000多头牛。其中一位贫困户，家里从一两头牛因此发展到60多头。

　　但也有像吴月梅家这样的情形：她迄今凭借4头牛拿到补贴，其中1头系七八年前买来，其余3头均为该牛繁殖而来，不属于“县外购进”，严格来说，不符合政策。

　　周建国采取的是一种更加隐蔽的做法。他先卖掉自家的羊，用卖羊的钱在验收前买入牛，验收过后再把牛卖掉。他说：“哪怕咱没养，买着来再倒着出去，套了国家钱，总之我是有，不像那家里连个牛毛也没有、牛槽也没有。”

　　有一种在当地见怪不怪的方式叫借牛——据不少村民介绍，有的贫困户会在验收前从别人家借来牛，算作自家补栏的牛，以此骗取补贴。

　　从古至今，牛在这片贫瘠的土地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土地曾靠“二牛抬杠”耕种，土炕靠烧牛粪煨热，孩子靠卖牛上学，病人靠卖牛吃药。现在，它们被出租、出借，功能发生了变化。

　　9月的一天，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此地目睹了借牛一幕的上演。县级抽验过程中，一个贫困户将村支书、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队员和被派来负责抽验的工作人员，领到邻居家的牛棚旁。县级抽验顺利通过。此前，该户已经通过了村级与镇级验收。

　　“直接把检查的人领到我的圈里。”一位出借过牛的村民对记者比着手势演示，“就说这是你的牛。”

　　他因为借牛给亲戚得到400元报酬。他说，因为自家牛“生得很，不好拉”，亲戚直接把验收组领到他家牛圈。验收通过了。验收表上签了名，按了红手印。

　　根据花名册，2017年是宁夏的这个村庄补栏牛增量最多的一年，共有100多个贫困户的300多头牛享受扶贫补贴。

　　2017年，也是记者走访的村民们口中骗补“最疯狂”的一年。

　　当地干部介绍，这也是扩大补贴规模的一年。

　　记者走访中遇到这样一户村民：她家在政府补贴下，修建起一座牛棚，牛棚空空如也，从未养过牛，也未借过牛。但2017年，她家同样享受了3000元的养牛补贴。户主称：3000元是“向村上要来的”。

　　据村民们反映，最疯狂的时候，镇上验收组下乡验收，村民们拉着那些借来的牛，在村上到处跑。

　　由于封山禁牧，当地牛羊养殖必须圈养，牛一般都拴在牛棚里。验收组问那些拉着牛到处跑的人：“你们这是干啥呢？”

　　村民会假称：“寻犊呢。”

　　镇验收组一位成员对记者说，他见过村里拉着牛到处跑的热闹场景。

　　多位村民估计，2017年享受补贴的贫困户中，有相当的比例涉及借牛骗补。不同人估计的比例相差甚远。不过，这些说法无从核实。有村镇干部、扶贫队员认为，借牛只是“极个别行为”，“每个村有三五个就了不得了”。

　　当地一个从业20多年的牛贩子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2017年是他出租牛数量最多的一年，30头牛租给过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一户拉两三头，一般都是(租)3天时间。”

　　村里一位养牛大户，过去两年多借出过8头牛。他向记者解释出借的原因：“你不借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亲戚)能帮上就帮上，反正套的也是国家的钱嘛。”

　　另一位养殖户说：“他还给我钱呢，我为啥不借呢？”

　　借牛的好处，最终以烟酒、租金的方式表现出来。

　　租金每头牛1000元，这是当地贫困户、养牛户、牛贩子之间约定俗成的价码。

　　2017年，村里一个贫困户，从亲戚家借来一头黄牛拴在自家牛棚。双方约定，费用1000元。

　　“就是穷着什么没有，(家里)就一头牛。再拉一头牛，两头牛可以套6000元。”这家女主人王春桂一边给牛铡草，一边向记者解释当初借牛的想法。这6000元相当于她家种10亩大麦一年的收入。

　　然而，令这家人痛苦的事情发生了：借来的牛，第二天早晨死在了圈里。

　　牛的猝死，意味着这家人尚未套得补贴，反而要先赔偿损失。王春桂事后觉得“真是倒了霉了”，当时气得在家里躺了五六天。

　　村里的花名册显示，虽然牛死了，验收还是通过了。2017年，这家人获得了养牛补贴，虽然数额还不够赔偿损失的。

　　因为此类意外的发生，养牛户在出借时怀有顾虑。一位把牛借给过亲戚的养牛户说，借牛并非易事，需要有钱、有关系、有牛棚，还要有喂牛的草料。“能借着来，还是要有一定的能力。”

　　为了借到牛，有的贫困户借牛时，会承诺把套取的扶贫资金与养牛户均分——比约定俗成的1000元诱惑更大。

　　一张用于骗补的“牛票”。

　　牛票

　　通过自家养的牛顶替“县外牛”，也是常有的计谋。一位贫困户笑着说，自己每年都能够用自家的牛，套取6000元补贴。前提是，要去购买“牛票”与“耳标”，以便通过验收。

　　牛票指的是动物检疫部门发放的合格证明，包含了牲畜的交易与检疫信息。耳标则是打在牛耳上的一面黄牌子，上面有二维码和牛的编号，原则上一头牛对应一个耳标。

　　当地政府有一套养牛项目的验收标准：存栏牛、牛票、耳标缺一不可，且编号一致。

　　记者走访中发现，牛票与耳标，都可从牛贩子、票贩子手中购得。

　　理论上，牛票与耳标均由附近县市的动物卫生监督所或乡镇畜牧站出具，并盖有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专用章，有兽医签字。但骗补者走的是地下渠道。

　　当地一位牛贩子告诉记者，他们从更大的票贩子手中以一头100元或150元的价格购入牛票、耳标，转手以一头两三百元或两头500元的价格卖出。如果是从他这里租一头牛，带一张牛票、一个耳标，总价是1000元。

　　当着记者的面，这位牛贩子联系了他的一个上游同行，然后表示可以在一周之内搞到50头牛的牛票。代价“最低也得6000元”，外加两条香烟。

　　源头是负责检疫的工作人员。“给人买两条‘芙蓉王(香烟)’，不掏钱给你不弄。”牛贩子说，每年验收前，是这种“生意”最好的时候。

　　镇畜牧站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开检疫合格证不收取任何费用。但由于动物在市场上是流动的，“报的时候是这些，装车的时候是那些，你怎么确定？”因此，受检疫的牛可能并非养殖户的牛，往往存在许多牛贩子钻空子，借机倒卖牛票与耳标，而政府部门对他们“防不胜防”。

　　“光根据检疫合格证，确实也有弊端。”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合格证是真是假，有时候很难界定。”

　　至于耳标，购入后可直接打在自家的牛耳上。如果借来的牛本身就带有耳标，原耳标则可以剪掉，打上新的即可。

　　有贫困户告诉记者，足不出村就可以买到牛票。记者在附近几个村子走访时，也有其他村民反映骗补现象。

　　前述牛贩子向记者透露，他手中的牛票主要流向该镇的4个村子。

　　2019年夏季，当地政府办公室发布的涉及“空棚、空圈整治”等情况的督察通报称：“个别农户在实施产业到户项目过程中，存在以自养牛抵冲项目牛，从购进牛变为购买票证和耳标现象；个别村干部老好人思想严重，对产业到户项目把关不严，对乡镇存在欺瞒行为。”

　　镇验收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防范骗补，镇政府曾要求贫困户提供买牛的现场交易照片，但后来验收组发现，交易现场照片也可以伪造。

　　镇里有时会接到关于此类问题的举报，比如虚报农作物种植面积、虚报养殖规模等。工作人员介绍，对于这些举报，镇政府会进行调查，如果属实就会处理。

　　“针对这个情况，咱们当地政府也采取一些政策，既要鼓动(养牛)，还要限制(补贴)。不限制有些人就光套取国家项目嘛。”这位工作人员说，2018年开始，项目补贴有所缩减，2018年限额6000元，2019年限额9000元。

　　一位不愿具名的镇验收组组长表示，要求县外购牛，是养殖补贴政策不合理之处。那些真正从本地买了牛来养的贫困户，也发展了养殖业，但不得不去购买牛票，否则享受不到补贴。

　　另外据村民介绍，也有的贫困户在借牛骗补后，担心东窗事发，真正养起牛来，走上了“正路”。

　　前述牛贩子称，验收日益严格，租牛卖票的“生意”不好做了。2019年，他只卖出去五六十张牛票。他自称卖票最多的一年是2017年，当年共卖出100多张牛票，顾客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按满了红手印的验收花名册。

　　验收

　　白纸上，红色的是手印，黑字的是保证书，还有歪歪扭扭的亲笔签名——补贴发放之前，很多东西都在证明资金发放的严肃性。

　　每个补贴项目要经过村、镇、县三级验收，同时还要接受不定期“回头看”的核查。验收组需要挨家挨户实地检查存栏数、牛票、耳标等。户主除了按手印，还要签下补栏饲养保证书。

　　镇里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保证存栏量是为了促使贫困户可持续发展，“如果不管存栏，你把补栏(补贴)一享受，把牛一卖，产业扶贫就看不出来效果了。”

　　2019年9月，记者见到了镇里组织的一次项目验收。验收组发现一户的存栏数比花名册上缺少两头牛。而户主的解释是：“一头卖了给娃娃看病了，一头死了。”验收组告诫他：“存栏是必须要有的，存栏没有的话，你有套国家项目的嫌疑。严格来讲，还要追究你责任呢。”

　　记者走访中发现，有拿到过补贴的贫困户，家中连牛棚都没有。也有贫困户在验收后不久，牛棚里存栏牛的数量，明显不足。

　　对于存栏量与补贴数明显不符的几个贫困户，关于牛的去向，他们给出的理由各不相同。比如“赶着牛价高，卖了”，或者“给孩子看病，卖了”，牛消失的原因还包括“牛病了卖了”“牛死了扔掉了”“打工没人养卖掉了”。

　　多数人不愿多谈。套取了补贴的周建国向记者表示：“这些事少说，还要靠政府救济呢，把这些人一惹，把这个小鞋给咱一穿，咱就没办法了。”

　　镇里一位验收组组长说，如果验收卡得过严，会挨老百姓的骂；如果真出了问题，又要挨领导的骂。他们的一个顾虑是，对扶贫干部的追责，比追查隐蔽的骗补行为容易得多。

　　“那个东西很隐性，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产生了。”一位不愿具名的镇干部谈及借牛时说，“他(村干部)明明知道，但人家坐视不管嘛。有可能借的就是他们家的牛。”

　　村支书则表示，他也没什么办法。“说谁谁借的牛，你啥证据？你验收时候，耳标在呢，检疫证开下了。你问牛咋不在了，他说牛有病呢，或者用钱呢，卖了。”

　　在一位村民看来：“他(村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农民富了就行了”。

　　每天“出了牛圈进羊圈”的验收组明白，即便是村干部知道谁家借了牛，但时常碍于人情面子，或者担心得罪人而装不知道。而验收组完成验收后就离开了，又没办法一直在村里盯着，“闹得跟打游击战一样”。

　　据介绍，镇验收组会碰到一种情况：圈里有牛，检疫证和耳标都在，但牛圈旁边没牛粪，槽里只添了一把草料。“一看就知道是借来的牛，但是你为啥不验？你又没有监控。”一位干部说，这种情况，只好先进行验收，“回头看”时“拿下”。

　　“回头看”，主要是看那些被村民举报，或者下乡验收时，发现有明显临时借牛的痕迹的家庭。关键看牛棚里的牛是否足数，“如果你不养着，说明你可能钻政策的空子。”

　　不定期“回头看”，确实给一些试图骗补的人带来了麻烦。有时临时得知要验收，村民不得不冒着大雨出门借牛。

　　在那位验收组组长看来，“回头看”确实是遏制骗补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只是由于扶贫任务重、工作紧，验收组精力有限、人手不足，“核查相对来说力度比较弱”。

　　“有时候还没核查或核查不彻底，钱就兑付了。”这位组长说，“钱拨到扶贫办的账上，你要按期给老百姓兑现呢。”不按期兑现，上级会催促，而老百姓清楚，一旦资金兑付，政府很难追回。

　　2019年，吴月梅计划再拿到两头牛的补贴。她已经准备了5个月，4月份就从牛贩子手里买了牛票。

　　她的办法是，从儿子家拉来4头牛充数。

　　她经历了两次验收，都没通过。验收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多次前往吴月梅家，见她家往常只能圈4头牛的牛棚，却塞了7头，不合常理。他怀疑吴月梅有借牛行为，因此未予通过。

　　第三次验收时记者在场，见到7头牛都在新棚里。工作人员数了存栏牛数，检查了牛票与耳标，让这家人当着验收组和村干部的面签下保证书。验收通过。

　　保证书上，吴月梅一家承诺，他们会至少养殖3年以上，如果倒买倒卖检疫证明和耳标，冒充顶替，套取扶贫资金，“一经发现收回扶贫资金，同时承担法律责任”。

　　两天后，记者再去采访，她家牛棚里只剩下3头牛。吴月梅最初的解释是，“拉着打犊(配种)去了，将(刚)拉去。”但牛圈门口和院门外被雨淋湿的土地上，连一个蹄印也找不到。

　　而后她承认，是借来儿子家的牛凑数。验收通过的两头牛，“都是我们自己的牛引(生)下的”。

　　从当地农业农村局发布的督察通报来看，已经发现了“产业扶贫到户项目涉嫌倒卖假检疫证问题”，并移交公安局处理。

　　另一份督察通报显示，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存在“验收标准执行不严，补栏的牛羊无法界定”“缺乏有效管理措施，导致项目流失严重”等问题。

　　2018年的一份督察通报指出，存在“个别村民补栏牛的过程中有无证、套证、购证等现象”。

　　督察中还发现，2017年，某个村子存在“按照鸡的标准”对几百只鸽子养殖户进行补贴的情况，而鸽子不在补贴范围之内。

　　贫困户签字的保证书。

　　“把国家亏了”

　　在解释原因时，骗补者总会提到一个字——“穷”。

　　王春桂说：“都借着套着呢。我想着套两个钱，穷汉人家嘛，挣两个是两个嘛。”

　　“穷着老两口，没钱嘛。老两口种下10亩地。老头子心脏病，年年住院，都在药罐罐里头呢。也没有个啥收入。”吴月梅说着就从房间的各个角落，拎出5袋装满药盒的塑料袋子，堆在床上。

　　周建国不好意思地说：“国家政策太好了，想着是国家的便宜嘛，错误的认识嘛。”

　　他还说，这种做法，“把国家亏了，把领导人的心血都白费了”。

　　村里一位共产党员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遇到邻居前来借牛，他都拒绝，或劝他们别这么做。另一位共产党员认为，这些人最终没有“造血功能”，一旦“把钱使唤了，牛木(方言——即没有)牛，钱木钱，到第二年还是贫困户嘛。”

　　一个村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头牛以1000元的价钱租给贫困户，一套牛票和耳标按200元计算，3000元的政府补贴，贫困户实际只得1800元。

　　不只一位村民对记者感慨，贫困户和牛贩子都落钱，只有政府是吃亏的。

　　为了支持贫困户养牛，当地会给予每户数万元的贴息贷款。此外，按2018年的项目补助标准，贫困户修建牛棚、青贮池，种植优质牧草，购进铡草机，都会取得相应的补贴，从几十元至几千元不等。为防止“牛死伤农”，政府还愿意承担94%的养殖保险费。

　　有养牛户说，正常情况下每头牛能够增收3000元左右，这还不包括政府为降低养牛成本补贴的3000元，养下的母牛产的犊，便是自己净赚下的牛。

　　据村委会介绍，近3年来，该村到户项目资金补贴涉及牛、羊、猪、驴、兔、鸡、蜜蜂、马铃薯、玉米等。

　　2014年之前，村里的贫困户牛永富家只有两头牛，由于养牛成本高，家中还欠有外债，始终无法扩大规模，“每年就两头牛在那儿转”。得益于政策，2017年他家又购进4头牛，如今每年仅靠养牛能增收五六千元。

　　镇畜牧站一位工作人员说，看到养牛能够养家糊口，参与者越来越多。他统计过一个村庄的养牛户数量，发现近3年来养牛户至少翻了一番，户均养牛数量也不断增加。玉米播种在了一度撂荒的土地上，用于生产饲料。

　　2019年，牛永富又购入一头牛，3000元养牛补贴已经到账。他想不通骗补者的做法：“政策这么好，你为什么要骗？”

　　(文中吴月梅、周建国、王春桂、艾玉莲、牛永富等村民均系化名)（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