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请问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路径和方式有哪些？

　　韩庆祥：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重要的是如何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路径和方式。《决定》里提出四个概念，叫做“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这四个概念，就是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路径和方式。那么如何理解呢？

　　首先要从治理主体上加以理解。国家治理，首先是治理主体问题。其中有四个最关键——政党、政府、社会、公众。中国共产党是最核心的、最根本的治理主体。从治理主体上要明晰，治理主体要到位，要明确哪一个是治理的核心主体。

　　第二是要明确一下治理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到了治理方式。这个治理方式，我把它梳理一下，可以概括为法治、德治、共治、技治和自治。

　　第一是法治。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因此，在治理方式里面，法治是最首要的，法治治理方式的功能，就在于它要构建外部世界的秩序。

　　第二个治理方式是德治。法治是管人以外的社会行为的，德治是管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是致力于构建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在秩序。比如，中华传统文化里面强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十个字实际上是通过德治，来构建每个人精神世界的心灵秩序。在今天可以看得到，有些人的活动是无序的，这个活动的外化，就会导致社会某些方面的无序。社会无序，很重要一个原因，就与法治不到位有关，也与德治不到位有关，即内在的心灵秩序没有建构起来。因此德治也很关键，事关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事关构建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秩序，这是德治。

　　第三个叫做技治。四中全会《决定》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科技支撑”，即在治理过程中科技支撑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以达到国家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因此技治是第三个治理方式。

　　第四个治理方式叫做协商共治。即党委、政府、社会、企业、公民共同协商、发扬民主，来共同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治理，所以叫做协商共治。

　　第五叫自治，即每个人管控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的行为，叫做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当每个人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情感，能管理自己的行为时，就能对这个社会有序发展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自治也非常关键。

　　这五个“治”，都是四中全会《决定》里有所涉及的，或蕴含其中的。

　　除此之外，我在学习《决定》时，认为还有三种“治”也很重要。

　　第一个是“制治”。即治理方式背后有制度支撑，是依照制度来进行治理。四中全会《决定》蕴含这一点，即强调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在制度的框架中进行，这可以概括为“制治”。

　　第二个叫做“网格化”治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个领域、各个机构、各个组织都有党组织，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网络系统，这种组织网络系统对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是非常管用的。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种治理至关重要。

　　第三个叫做“组治”。即通过“组织系统化”来进行治理，这也非常关键。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强调“把支部建在连上”，这就是组织化系统。十八大以后，我们强调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强调在任何领域、任何机构、任何部门，都必须有我们的党组织，因此组织系统化治理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