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随着中国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大，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日益增加。作为广大基层社区治理的基础单元——你我耳熟能详的居委会，在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时，却常常有心无力：有时候门都敲不开，谈何治理？

　　小马拉大车

　　某省会城市近几年一直大规模推进城中村改造，越改楼越多，社区管理人手却不见增加。新居委会增设没有进展，不少新建小区压根没有居委会的影子；原有居委会服务能力日见下降，群众办事难啧有烦言。

　　在一个新建的大型小区里，部分居民向半月谈记者抱怨，他们已经入住好几年了，到现在连个居委会也没有，办事很不方便。该社区所在乡镇的副镇长李萍（化名）坦言，像这样无人管的小区在他们乡镇还有20多个，新增居委会的申请早就报上去了，但一直批不下来。

　　名义上，这些小区由别的社区居委会代管，但该镇只有6个社区居委会，服务自己辖区内的居民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有精力管别的小区的事。有些小区跨城区建设，由哪个城区负责尚不明确，更是治理空白地带。

　　“社区管理的步伐跟不上城市发展，很多矛盾就没法及时发现化解，情绪激动的市民甚至选择上访，这是社区管理出现的新情况。”李萍说。

　　根据法律规定，居民委员会一般在100户至700户的范围内设立，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5至9人组成。只是，今日中国城市社区规模不断扩大，居民数量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员设置要求其实已滞后于现实形势。此外，经费不足也长期困扰居委会。部分居委会办公用房尚需租赁，而日常经费往往不够交租金，最困难的居委会欠下了200万元房租。

　　“目前的城市建设，制度建设拖了后腿。住宅项目一个接一个动工，建起来怎么管却没有通盘考虑，这必然会给基层治理带来相当风险。”一位居委会主任说。

　　管理缺底气

　　眼下，上万人的小区已不是新鲜事，在许多商家看来，这样的小区无疑是一块大有利益可图的肥肉，小区的公共资源，就成了他们逐利的首选目标。从公共停车位到电梯和楼宇广告，更不必说物业出租，如何榨出这些公共资源的油水，一条往往由物业公司导入的灰色利益链正在许多小区延伸开来，居委会对此徒唤奈何。

　　中部某市的一个现代化大型小区拥有3500多户居民，有300个地上公共停车位和一栋两层物业楼。许多业主向半月谈记者反映，这些本来都是归全体业主共有，却被物业公司非法侵占，导致物业和业主之间经常发生矛盾。

　　该小区物业公司经理邵峰（化名）坦言，他们已经把这些物业出租了好几年，每个车位月收费250元，外来车辆停车也不例外，一年又多出至少五六十万元收入。业主认为，这些收入理应为业主共有，物业公司无权独享，他们向街道办和住建部门都反映过，但就是没人管。

　　小区所属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小区公共资源被物业公司非法侵占的情况非常普遍，已成社区矛盾的一条“导火索”。火上浇油的现实是，相关政府部门往往无所作为，如住建部门负有监管职能，但对物业公司侵占小区公共资源的行为基本上处于听之任之的状态。这就让居委会出面与物业公司协商也少了底气，往往被一通敷衍推回来。

　　工作多掣肘

　　“现在社区居委会和物业公司打交道很难，有时候我们连门也叫不开。”这是某社区居委会主任李杰（化名）谈到的新情况。他向半月谈记者介绍说，有次他们曾想在下辖的一个小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门制作了海报贴在小区墙上，但刚贴上不久，就让物业公司给撕了下来。

　　“物业公司把小区看成是自己的地盘，我们去开展党建宣传等服务活动，不给钱就不让搞。”李杰说，现在很多小区物业公司都很蛮横，新建小区安防系统也越来越严，一道道门禁变成了拦在居委会和小区居民之间的坎。

　　人员流动性大、负担重也严重影响居委会提供社区服务。一位社区居委会主任说，现在各种工作都落在居委会肩上，严重影响到服务居民的质量，与社区居民互动的党建活动就没精力办了。另一位社区居委会主任说，居委会人员在外人眼中如同“临时工”，他们前两年招考了4个年轻人，现在已经走了3个。

　　作为城市基层治理不可忽视的节点，居委会的健康发展，既要人财俱足，又需权责合理。尤其在城市规模扩大成为常态，社区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下，如何让居委会在新的治理情境中焕发活力，为新的治理模式提供经验，是各地理应从制度的高度加以重视的问题。（记者 吕梦琦 王井怀 刘扬涛）

　　来源：《半月谈》2019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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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