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雪域高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走遍西藏最高、最远、最险、最苦的地区，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访民情、听民声，书写了新时代西藏发展的精彩篇章。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新华通讯社西藏分社记者。

　　2019年2月1日，西藏分社社长段芝璞（右一）在世界海拔最高县——双湖县雅曲乡（海拔5170米），采访依根索村党支部书记托赞（中）。（新华社记者索朗罗布 摄）

　　为了报道“远方的阿里”，2018年9月，西藏分社社长段芝璞带着3名记者长途跋涉，到了祖国西南边陲的楚松村采访。

　　他们翻过海拔5800多米的夏让拉山，绕过90多个弯道的波博山，越野车颠簸在崎岖的悬崖峭壁上，出现了动力不足的“高原反应”。车里的人头痛欲裂，唇指发绀，但没有人想要停下来。

　　楚松村距离拉萨2000多公里，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楚鲁松杰乡，被称为最难以抵达的村庄。靠着沿途乡镇和部队的帮助，他们才赶到这里。

　　在这个人口只有288人的村子里，他们走访了11户农牧民家庭。采写、拍摄的《西藏阿里楚松村“四代房”：中国边陲巨变的缩微影像》等全媒体报道，播发后产生广泛影响，英文版在脸谱、推特上浏览量超过30万次。

　　2019年1月8日，西藏分社记者陈尚才（左三）和楚鲁松杰乡干部在楚松村型钦牧场例行巡逻。（拉巴次仁 摄）

　　2018年末，33岁的土族记者陈尚才经受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他被选派挂职楚鲁松杰乡党委副书记、副乡长。

　　当地海拔超过4000米，挂职期间，他经常性的偏头痛、拉肚子、流鼻血和失眠，还被紫外线三次晒伤，经历了发烧、灼疼、脱皮的痛苦。4个多月不能洗澡，全身酸臭，生出白发无数。对着镜子他自问“我怎么老成这个样子？”

　　大雪封山的半年，陈尚才20多次下村组、牧场，夜宿农家近一个月。他在《新华每日电讯》报上开设了“驻边笔记”专栏，发表《新华社记者雪域孤岛践行“四力”行知录：我那天边的楚鲁松杰》等近30篇稿件，感动了无数读者和网友。

　　2017年6月27日，西藏分社记者索朗罗布在龙匣宰陇巴冰川雪地里爬行，雪下是冰河。（新华社记者薛文献 摄）

　　在分社，年轻记者见到索朗罗布都会亲切地叫一声“索朗啦”。

　　使用这种藏式敬称，不仅因为年龄，更是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历次反分裂报道中，曾是摄影记者的他都冲在第一线，哪怕遭到暴乱分子的攻击受伤，也绝不退缩。

　　2017年6月下旬，在海拔5430米的唐古拉山冰川区，索朗罗布再次站了出来。

　　作为分社机关党委副书记的索朗罗布，当时随分社领导到藏北慰问已坚持半个多月的科考报道小分队，摄影记者因临时任务未归，而这时科考队决定钻取冰芯。关键时刻索朗罗布要求留下来参加报道。

　　索朗罗布很清楚留下来的危险。

　　他曾长期在高海拔地区采访，保持着新华社记者7000米以上海拔采访次数的纪录，在报道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珠峰传递时，最后一次攀登到6500米前进营地，导致不可治愈的左耳失聪。

　　随着年龄增大，这一次在路途中他已经出现头痛、口干舌燥、浅睡等高原反应的症状，在冰川区这种症状更加严重，但他仍然没有吭一声。

　　从6月28日下午2点多到7月1日凌晨，55岁的索朗罗布和47岁的文字记者薛文献，冒着陷入冰湖的危险，在刺骨的寒风中背着摄影器材爬冰卧雪，两次随科考队上冰川，顺利完成拍摄任务。

　　2019年1月29日，西藏分社副社长周健伟（右二）、张京品（右一）和白少波（左一）在那曲市安多县多玛乡采访基层干部。（洛桑云旦 摄）

　　迎难而上的选择，是不忘初心的坚定与守望。

　　2018年7月，分社副社长周健伟带着记者到日土县羌塘自然保护区采访。在海拔超过5300米的东汝村附近，在老野保员普琼引领下，他们扛着大大小小几十公斤重的相机、镜头、三角架，在极高海拔的“无人区”，用10多个小时徒步翻越3座大山，终于找到种群数量仅有200头的国家濒危保护动物金丝野牦牛。

　　看到50多岁的摄影记者张汝锋，在艰难喘息中露出兴奋的眼神。周健伟说，我们的记者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员一样可敬。

　　2018年10月22日，西藏分社记者普布扎西在雅鲁藏布江堰塞湖报道前线发稿。（昂翁彭措 摄）

　　“在采访中最怕什么？”我们问西藏分社的记者。是高原反应导致的头痛、思维迟钝，还是苦于找不到好的线索？他们回答，这些问题都会遇到，但主要是担心发稿时效慢。

　　陈尚才说，在高海拔地区每思考一篇稿件，每写一个字都是对大脑的折磨。但他最怕下基层时风雪连月，断电断网，稿子发不出去。

　　2019年5月，“90后”女记者王沁鸥从海拔5200米登山大本营，攀登到海拔6500米珠峰前进营地，一路采访用了两天时间，为了及时回到有信号的大本营发稿，下撤时仅用了8个小时，一度产生幻觉。

　　2019年5月21日，西藏分社记者王沁鸥从珠峰登山大本营徒步前往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新华社记者孙非 摄）

　　吃苦不是为了让别人点赞，在西藏分社几乎没有人在微信朋友圈晒“走基层”吃苦的照片。

　　王沁鸥和同事在素有“魔鬼营地”之称、海拔6500米的珠峰前进营地，完成长达1小时的中英文出镜拍摄，但在播出的视频中，除了极少数必要的镜头外，她再没有现身。

　　她说，“新华社记者的职业操守不允许我个人为秀‘存在感’而工作”。

　　从前进营地下来，这位北京姑娘整个人变了样，皮肤被晒得黑红，嘴唇开裂，头发油腻不堪。

　　“为什么要上6500？”王沁鸥说，不上去就不知道珠峰垃圾状况究竟如何，尤其是冰川与雪线附近的情况，作报道心里就没有底啊。

　　2018年10月14日，西藏分社记者张京品（右一）在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金沙江堰塞湖安置点采访受灾群众。（新华社记者刘东君 摄）

　　被那曲干部称为“藏北寻宝人”的年轻记者张京品，在践行“四力”中挖掘出不少感人的典型人物。

　　高海拔的安多县多玛乡，在电子地图里都搜寻不到。当地一些干部说，“我们这里就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地方”。但就在这里，张京品挖掘出扶贫干部典型藏族村支书古多的先进事迹。

　　2017年6月26日，西藏分社分党组书记、社长段芝璞（左三）带领科考报道组党员索朗罗布、吕诺、罗布次仁、李成颖、黄波涛、薛文献（从左至右），在海拔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重温入党誓词。（昂翁彭措 摄）

　　没有比脚更远的路。援藏的分社副总编辑吕诺在报道国家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时，历时30多天，行程上万公里，平均海拔近5000米。在最艰难的阿里段，其他媒体都放弃了追踪，她带领的小分队却坚持到了最后，揭开了“无人区”科考的神秘面纱……

　　由于高强度的工作，吕诺的心肺功能受损，分社强制她不能再上高海拔地区采访。然而，远方的呼唤仍然不时在她心中响起。

　　她忘不了，在寒冷刺骨的那曲羌塘“无人区”采访，汽车突然陷入泥沼，没有网络没有定位，深夜里她与两位同事互相搀扶，凭着记忆徒步找到途经的工地，最终走出时抱头痛哭。

　　2019年4月7日，西藏分社记者张宸（右一）与同事在前往边境乡玉麦采访途中遭遇塌方，大家下车清理路上的滚石、泥土。（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 摄）

　　“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团结凝聚人心，海拔高境界更高”的西藏分社精神，感召一代又一代新华人在高原前行。

　　1950年，新华社第二野战军支社的5名战地记者随十八军进藏，边作战，边修路，边报道，1951年8月1日于昌都成立新华社西藏分社……

　　通过践行“四力”，西藏分社近年不断加强全媒化、专家型记者的培养，在涉藏研究、边境问题及登山领域涌现出一批后起之秀，凝聚了一支本领高强的队伍。

　　分社聘用司机昂翁彭措的父亲曾经也是司机，因车辆掉下悬崖去世，家人劝他换个安稳的工作。但他说，我喜欢给新华社记者开车，他们让我知道什么是敬业，什么是共产党员。

　　“西藏分社记者给您留下什么印象？”当我们回访自治区相关部门、基层干部及被采访对象时，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他们像高原上的蒲公英，不论在哪里，都能开出令人叹服的花。”那曲市双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旦增穷培的回答充满了诗意。

　　一路春光，一路荆棘，雪域高原的新华人如夏花一般绚烂，开放在你眼前。（文字：刘刚、黄豁、许晟、张程、周锦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