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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三年六赴珠峰实地报道

新青年演讲第103期

听新华社记者

王沁鸥

讲述在西藏行走的故事

　　演讲实录王沁鸥

　　作为登山记者，我经常面临这样的抉择：是去现场还是不去？但是，我好像经常一冲动就又去了。

　　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王沁鸥。

　　现在这段视频，是我的同事在今年一次采访途中为我拍摄的。那天是2019年的5月21日，当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31摄氏度。

　　那么，这个没有夏天的地方又是哪里呢？这里就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和我的同事当时正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向6500米的地方徒步进发。

　　我们上去做什么呢？大家可能记得年初的时候，网上出现了“珠峰永久关闭”“垃圾成堆”这样的热搜。作为一直关注珠峰的记者，我写了一些深度解读的稿件，当时也上了热搜。

　　但是我心中一直还有一丝不放心，因为海拔5200米往上，也就是比大本营海拔还要高的地方，才是热搜中的焦点。可是，那里也几乎从来没有记者上去实地调研过。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因为上去一趟真的太难啦！去年，我第一次跟踪珠峰登山季，在珠峰大本营住了一周。那个时候，我天天都得抱着氧气瓶和暖水袋才能勉强入睡。当时我觉得，我跟珠峰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吧！

　　但是谁能想到，今年的争议，恰恰就集中在比大本营还要高的区域。那么，我还要不要上呢？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们当然选择上去了。

　　上去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垃圾成堆？没有看到，珠峰很干净。为什么这么干净？我们发现，珠峰脚下的村民被发动起来了。他们可以赶着自家的牦牛上山捡垃圾、运垃圾，回来还能根据垃圾的重量获得一定收入。

　　在6500米的营地，一名美国登山者还过来跟我说：“我们营地根本存不住垃圾，你们的村民一会就上来把垃圾全收走啦！”我说：“对啊，因为捡垃圾可以挣钱。”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珠峰之上，登山、环保还有脱贫增收，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模式。所以我们做了多场直播，尤其是英文直播，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在这样的“绝命海拔”，中国最普通的农牧民和管理者们，依旧在创造着可以让全世界都来借鉴的发展模式。

　　今年在珠峰大本营的时候，我悄悄地发了一条微博。当时我写道：“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找一份这么难的工作啊？明年我再也不来了。”发这条微博的时候，我刚刚因为头太疼，直接坐在了地上，我站不住了。

　　其实，我们在山上很多次都站不住了。我们上山走了两个白天，第三天在6500米连续拍摄三四个小时之后，又急行军八小时下山。大家想知道在6000多米连续走三天之后会对颜值产生怎样毁灭性的打击吗？对！这张照片就是我刚刚下山时候的样子。

　　今年4月，登山季都还没开始，但是珠峰脚下的一个乡里，村民们已经围绕登山产业开起了大会。报道乡里面的一场会议，这事情太小了吧？肯定上不了热搜吧？但我们去了，于是写出了《珠峰脚下的一场“马拉松”会议》，记录了体育和旅游产业如何促进了当地的基层治理创新。

　　其实，相似的时刻还有很多。在这三年里，我已经六次走向珠峰，自己也登顶了一座6000多米的雪山。因为我内心总感到一种焦虑，怕如果这个现场错过了，作为记者，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机会了。

　　在西藏工作三年，我觉得我的同事们比我还要“焦虑”。从老社长郭超人开始，新华社记者就有不断向高峰挺进的传统。

　　藏族记者索朗罗布已经20多次前往珠峰采访，而他的听力也因此不可逆地受损。但就是这样一位比我父亲年龄还要大的老记者，前年还和我一起攀上5300多米的冰川。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只是说：“新华社记者，从没想过后退。”

　　我的80后同事陈尚才，今年在某4000多米的边境乡扎根了半年。这半年大雪封山，所以他哪儿都去不了。他和边民一起守边巡边，四个月里没有洗一次澡。

　　没有人是铁人。这些在西藏当记者的回忆经常让我们笑着笑着就哭了，又哭着哭着就笑了，可能只有真正到过高原的人才会懂。

　　三年前，我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离开家乡北京来到西藏。那个时候，西藏对于我来说就是诗和远方。而在这三年里，我看到了更多：看到了艰苦岁月中的老西藏精神，也看到了新一代西藏建设者的接力奉献；看到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于美好生活那种最朴实的向往，也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那种最简单的快乐和透亮；看到了对祖国的赤诚，也看到了青春另一种样子。

　　因为来到这里，便成为了光荣传统的一部分，战斗集体的一个兵，也便承担起作为新华社记者的一份责任，丈量脚下的土地，也记录新时代的历史。

　　我是新青年王沁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