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目的在于适应互联网时代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新特点和新形势，通过发展完善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制度，保障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着力防范各级领导干部在互联网时代脱离群众的危险。
群众工作是党的生命线，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互联网时代，维护和发展好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关键是要提高对互联网的认识水平，并根据时代的新变化和新要求，不断革新群众工作的内涵和方式。
互联网时代的群众工作，并非简单等同于利用互联网了解社情民意、汇集民心民智的技术活；也不能将互联网时代的群众工作简化为舆情管理，这样的思路是肤浅的，低估了互联网在群众工作中的作用。
当前，互联网融入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刺激资源配置方式、信息交互方式，改变了社会组织运行方式，改变了原有的治理体系和群众工作的条件，治理环境发生很大调整，原有的治理范式在部分层面失效了。
任何涉及群众的工作，都建立在相对稳定的组织基础之上，例如传统社会的组织基础是家庭，计划经济时代依赖城乡分割体制和稳定的单位制度。在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从农民到市民，从居民到网民，从实体社区到虚拟社区，社会力量和公共空间不断壮大。
社会组织相对稳定、政府各部门分工明确以及有效的制度执行力是过去群众工作稳定开展的前提，行政机构的权责边界也相对清晰，职守一方、守土有责。但是互联网改变了这个条件。互联网空间边界模糊，它可以是有形的物理空间，人事和制度构成的组织空间，也可以是无形且无组织的观念空间。它无形，松散，组织效能低。这是对治理结构的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网民，也不再是过去处于某一特定组织、相对具有整体性的“人民”。网络对社会成员进行了“再组织化”，各行各业的人群基于话题、诉求、兴趣爱好等重新组合。在这样的环境下，网民个体和经由网络联络组成的虚拟组织获得了在网络上的行动能力，更多微观的交易行动和隐秘行为在网络上出现，国家面临更复杂的微观治理环境。
而且，互联网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的大众化、民主化，群众拥有了更多发言渠道，拥有了信息获取和自我强化的能力。这意味着观念和精神秩序的重塑。过去，舆论自上而下影响着群众，而现在，网民可以主动地塑造社会舆论，形成热点。
由此观之，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中，当前的党群工作体系还存在诸多难以覆盖的真空地带。人民群众的组织化程度相对下降，互联网赋予了社会成员更加开放、能动的特性。在这一情况下如何做到“精准感知民情”，是对现有群众工作机制的巨大考验。
当然，互联网时代也蕴含着创新群众工作机制的契机与资源，能否利用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以全新的理念和方式思考、应对。面对互联网空间内各种复杂性社会问题和群众的多元化需求，领导干部需要培养融合、连接以及有效判定各种社会利益冲突的能力，需要熟悉互联网特点，熟练运用互联网工具，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新兴社会群体中建构信心、有效互动。
一方面，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要求领导干部利用好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阵地，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成为更精确识别群众诉求、更及时了解民心民意变化、更有效地预测预防各类新型社会风险的新途径。
另一方面，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要求领导干部与更多的新人群、新组织、新社会力量开展互动，强化多中心思维、互联网思维与合作协同思维，更广泛地团结市场、社会主体尤其是新兴技术社群，共同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治理新机制。（樊鹏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刊于《半月谈》2019年第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