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一份报纸，集一段历史

马振予家顶天立地的书柜是集报人的标配。

新华每日电讯国庆70周年号外。

马振予收藏的新华每日电讯国庆60周年号外。本报记者雷琨摄

　　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却有着共同的身份——“集报人”

　　报友间有一种共识，“集报不是为了挣钱。”跟报纸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马振予订过报、编过报、上过报、买过报、找报友换过报，就是从来没有卖过一张藏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提到“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让身在江苏高邮的朱军华激动不已。

　　去年9月12日，习近平在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参观《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主题展。在当晚的《新闻联播》里，一份1949年4月25日出版的记录“南京解放”的《进步日报》，得到了长达数秒的特写。

　　这是朱军华永生难忘的“高光时刻”。此前，他给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提供了两份藏品——除了《进步日报》，还有1949年2月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

　　岁末年初，朱军华正忙着总结去年自己参与、组织的展览和活动。在他的“年度总结”里，这两份报纸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报纸”和“展览”也是浙江南浔人潘建中的“2019年度关键词”。

　　去年国庆前夕，“奋斗的足迹 光辉的历程——新中国七十年辉煌成就报纸精品展”在南浔举办。展出的230份报纸“号外”，记录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们是潘建中花了近3个月时间，从自己3万多份藏报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国庆贺礼”。

　　2019年，对老北京马振予而言是名副其实的收获之年。他收到了很多“热气腾腾”的号外——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大兴机场投运、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

　　朱军华、潘建中、马振予……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却有着共同的身份——“集报人”。

　　一辈子结缘报纸

　　马振予家住在北京站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几间小平房不算宽绰，老马还是挤出了一间专用的藏报室。10平方米的小屋被塞得满满当当：一面墙并排立着齐房顶高的报柜，装报纸的大号文件夹层层叠叠地摆在上面，每一本都被撑得鼓鼓囊囊；还有一些没来得及入册的报纸，对折着码成摞、堆成垛，像潮水一样从柜子里涌到房间各处。

　　另一面墙上，新书老书加上老马自己写的书，在书架上垒起一座小山。书桌被埋在书报堆里，形似一张小小的“舢板”，载着主人泛舟“报海”，淘漉真知。

　　老马喜欢以报会友。采访当天，记者刚踏进集报室的门，他就把标有国庆主题的集报册抱出来放在一张小凳上，按照插在第一页的手写目录快速往后翻，“啪”的一声，他的手停在一张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号外上。“喏，《新华每日电讯》10年前的国庆号外，你们手头都不一定有了吧？！”

　　老马上初中时，每个班每天只能拿到一份报纸，由班干部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我那时是学习委员，每天就管这报纸。”回首与报结缘的起点，82岁的老马眼睛亮起来，好像变回了当年求知若渴的“小马”。

　　“我看报上内容特别丰富，国内外的大事小情、副刊登的诗歌散文都挺好，就舍不得当废纸扔了。”早早懂得敬惜字纸的小马，开始把每期换下的旧报珍藏起来。到今天，这条集报之路已经走了近70年。

　　与众多老北京一样，老马也是《北京晚报》的“铁粉”。即使上世纪50年代末他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也会让当时的女友、如今的老伴儿李蔚芝给他寄“北晚”。

　　马振予觉得自己人生中的每一个转折点都和报纸有关。

　　“文革”中，就因为爱看报，他被打成“三家村的黑走卒”，下放到陕西蔡家坡一家造纸厂接受劳动改造。在造纸厂，他参考之前从报纸上看来的材料搞技术革新，受到表彰。得益于此，1974年，马振予回到北京和妻儿团聚。

　　1979年，他又调入北京市计算机工业学校做老师，老马觉得这也是报纸的功劳。“我就是一个学化工的中专生，谈不上是知识分子，能到中专去教书，主要是因为我平时读书看报，知识积淀比较厚。”

　　从报纸中尝到了甜头，老马立刻把“文革”时因读报受的苦都抛诸脑后。改革开放春风吹来，媒体发展掀起高潮，马振予兴致勃勃地把“撂荒”多年的集报事业捡了回来。他订报、买报，也利用业余时间四处搜寻各种珍贵的号外甚至是发行范围很小的行业报，乐在其中。

　　自行车是他集报路上的汗血宝马。“当老师不用坐班，听说哪家出了好报纸，下了课我就去找。买不着？蹬上车我就奔报社！”

　　老马的“黄金时代”

　　马振予把刚退休的那些年，看作自己集报生涯的“黄金时代”。

　　“那时候60来岁，腿脚、精力各方面还都很好。”为了跑报社、买报纸，他能从东二环一路蹬车到西五环，“汗血宝马”前前后后换过四辆，大小伙子也没他的劲头足。

　　“黄金时代”开篇，老马的集报事业取得了两大突破：一是不再见什么买什么，而是有了明确的收藏重点——这在报友圈里叫“专题”。老马主攻的是聚焦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号外专题。

　　2000年以来，中国的喜事多、大事多，各地报刊印发的号外也跟着多了起来。老马像个运筹帷幄的老将，给全家人明确分工，一遇大事发生，就迅速按“作战计划”行动。“一般是俩闺女、女婿去西单、王府井，老伴儿蹲守北京站，我骑车直奔天安门。”可能的分发点一个也不能落下，能拿到的号外一份也不能错过——每次等这一大家子人拿着各自的“战利品”陆续回到大本营，基本上已经入夜了。但老马还会连夜给外地的报友打电话，互通有无，商量交换号外的事。实在换不到的，就去“磨”报社。

　　最让老马难忘的，是一份得来不易的“国足出线”号外。

　　2001年10月7日，中国男足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第一次冲进世界杯决赛，举国欢腾。据老马统计，当时全国大约有二十多家报社印发号外。《中国足球报》《沈阳晚报》《北京晨报》……老马很快就把专业媒体、当地媒体和北京媒体的号外攒齐了。

　　后来，他从报友那儿得知，吉林长春《新文化报》也出了一份“梦圆今夜”号外，版面漂亮，但印数很少，很快就派发完了，几个长春报友都没拿到。

　　这颗“遗珠”，让老马意难平。那些日子，他得空就给《新文化报》社打电话，发行部、编辑部、资料室、总编室……一个个部门打过去，得到的回答都是号外已全部发出，没有留存。他的执着感动了报社员工，大家都在帮他回忆号外的去向。

　　终于，有工作人员想起，曾给当地主管新闻出版的领导送过一份。得到线索，老马来了精神，他几次三番打给报社社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光电话费就“花多了去了”。

　　最终，老马收到了一封挂号信，信封里不仅装着那张从领导手里要来的号外，还有一份10月8日当天的报纸。老马小心翼翼地把这份号外收进藏报册，即便后来有人出价3000元，他也不肯卖，“我留着以后捐给博物馆呢！”

　　家里的藏品渐渐成了规模，结识的报友也越来越多，老马骑着他的汗血宝马，忙活起另一件大事来。

　　“报友们得有个组织啊！”他联系上罗同松和王永山——两位在报社工作的老报友，三个人一起跑前跑后，终于在2003年找到中国报业协会当挂靠单位，成立了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

　　有了自己的组织，全国报友应者如云。“60后”报友范光永就住在潘家园旧货市场边上，自然而然地爱上了老报纸收藏。他也是集报分会的第一批骨干会员，分会成立之初，老马拉着他义务为报友服务，他负责收取会费，老马负责邮寄会刊。两人一个天天跑传达室取汇款单，一个拉着老伴写了无数信封，两家的街坊看他们这么忙活，见了面就打听，这是做什么买卖呢？

　　2004年集报分会首届理事会召开，各地的会员来了不少，老马一拨拨地领着报友们去北京站附近的旅馆订房间。邻居们望着老马家进进出出的人，满脸狐疑，“您这到底是做生意，还是搞传销？”

　　一个专题，半个专家

　　除了集报，报友们也“追星”。不少集报爱好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偶像，93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汉奇先生。

　　在学界，方先生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泰斗；而在报友们眼里，方汉奇先生更是名副其实的“集报泰斗”。

　　“历史所记述的，往往就是当时报纸上的新闻。报纸上的新闻，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又会演变为被后人记述的历史。”方先生曾经撰文论述过报纸和历史研究的关系。

　　“粉丝”马振予替方先生做过统计，60多年来，他利用集报资料著述教材及专著合计约150万字。层层叠叠的老报纸，搭成了方汉奇一生构筑中国新闻史学大厦的脚手架。

　　正因如此，方先生对集报爱好者感情极深。马振予代表集报分会请他出任顾问，他欣然接受，并亲自招待来访的“粉丝”。

　　专收老报纸的范光永和方先生交流更多。十多年前，范光永花2800元的高价，从潘家园一位旧书商手里辗转购得一张明熹宗天启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的邸报。

　　那是他众多藏品中年代最久远的一张。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这张边角残破的单张薄报“身世”并不简单。带着这份邸报，范光永敲开了方汉奇先生的家门。方先生看到这份藏品也惊讶不已，事后证实，这小小一张纸竟是迄今为止国人能看到的、最早的由民间报坊印发的“邸报”原件。

　　“方先生把那张报纸在写字台上摆好，拿个小数码相机出来，凑近了拍照。”很快，2009年第2期《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刊发了方先生所著《记新发现的明代邸报》一文，范光永的名字被写在了开头第一句。

　　文尾，老先生也不忘加上一段话，称这张邸报“是集报界对新闻史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们的功劳，是十分值得感念的”。

　　2014年，由方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教材发行第三版，介绍这张邸报的内容也被收录进书里。翻开教材第19页，第4条脚注清楚地写着——“这份邸报现归集报家范光永收藏，经鉴定，属雕版印刷的报纸”。

　　“集报集到一定数量，就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集报质量上，收集有价值的历史报、珍稀报，向纵深、专题、历史延伸三个方面发展。”方汉奇先生对集报人有很高的期望。报友们也照先生所说，在各自的收藏专题上朝着专家的方向“修炼”。

　　如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老报纸早已不再是逛逛潘家园就能在地摊儿上“捡漏”的大路货。按照出版年代的不同，老报纸在收藏市场上的身价在200元到几万元之间浮动。

　　眼见有利可图，市面上出现了不少影印报、复制报甚至工艺更复杂的“假报”。范光永也走过眼，不过将近30年的实战经验，还是让他收获了一些辨别真伪的心得。

　　收藏红色老报刊专题的朱军华和范光永是多年好友，也都是集报分会收藏鉴定委员会的成员。“我们一共有9个人，免费帮报友甄别老报纸的真假，防止报友上当受骗。”朱军华把藏品的真伪看得很重，他觉得每一份老报纸都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市面上“无中生有”的伪报、赝品，表面上就是谋财，往严重里说，更是对历史的扭曲和篡改。

　　报纸鉴别不像其他的文物鉴别那样普及和专业化，报纸的造假成本又低，伪报甚至会流入一些地方博物馆，或以插图的形式出现在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中，误导观众和读者。“现在国家很重视红色收藏，报纸是重要的藏品，在辨别真伪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除了辨别真伪，也要澄清谬误。朱军华把自己的藏报，视作历史研究的一手材料。

　　2019年的《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主题展上，那张由他提供的《进步日报》是和一张毛泽东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读报的巨幅照片一同展出的。这张由摄影家徐肖冰拍摄的老照片很出名，但毛主席在双清别墅读的到底是什么报，在集报界乃至史学界一直有着不小的争议。

　　几年前，朱军华就认真地考证过这个问题。“那时有人说是《人民日报》号外，有人说是《人民日报》，也有人说是《人民报》，《进步日报》根本就没人提。”他仔细观察那张老照片——“南京解放”四个字字体独特、大而醒目，右边栏双排竖题的字迹也依稀可辨。他找出“城市解放”这个大类别的所有藏报，又单独翻出有“解放南京”报道几份，按老照片上的角度摆好，终于锁定了那张1949年4月25日的《解放日报》。

　　“我有第一手的材料，之前的误传就都澄清了。”朱军华自称“土专家”，他把留存和展示真实的历史，视为集报人的使命。

　　集报，图什么？

　　“我们这些集报人，在别人看起来，可能挺没出息的。”马振予感慨，“我老伴儿有时候都说我‘等你死了，把你的报纸都卖了废纸’！”相濡以沫这么多年，老马知道老伴儿说的是气话，他也理解妻子的烦恼——集报有两大特点，一是占地儿，二是花钱。

　　老马藏报室里顶天立地的大书柜，在集报人家里算是标配。“人给报纸腾地方”在报友看来也是见怪不怪的事。

　　除了北京站旁的平房，老马在朝阳区还有一套两居室，那也是报纸的天下。老两口不去住，只派外孙女每天过去守着，因为“有点人气儿报纸不容易坏”。

　　潘建中家有书柜没茶几，遇到客人来访，只能搬个小凳子放茶杯。

　　“80后”集报人惠彬专收小众的北京街道、社区报刊，他觉得那是展示城市历史文化的一扇小窗。惠彬在一家酒店做维修工作，平时不算太忙，有空就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地打听，问人家有没有出过报纸。“北京的边边角角，我比本地人知道得还清楚。”

　　藏品多了，他租房住的房子放不下，就成捆成捆地运回河南老家。父母难以理解儿子的痴迷，也跟他撂过狠话，“再拿破报纸回来，都给你烧了！”

　　记者让老马估算这些年花在报纸上的钱，他琢磨半天，只能给出个大概数——“二三十万总是有的”。

　　范光永、朱军华收藏的都是身价不菲的老报纸，除了高价买报，还要大批量地购买专门的塑料保护膜，花费更多。

　　从“30后”老马到“80后”惠彬，报友间有一种共识，“集报不是为了挣钱。”老马说，跟报纸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他订过报、编过报、上过报、买过报、找报友换过报，就是从来没有卖过一张藏报，“咱爱报纸，不是图钱。”

　　那图什么？面对这个问题，报友们一时也没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只好跟记者讲起了“题外话”。

　　朱军华说起了自己创造的一个“第一”——因为抗战最后一役在他的家乡高邮打响，2018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他拿出自己所有的抗战专题报纸，建起了“苏中抗战老报馆”。那是全国第一家抗战报纸博物馆。

　　潘建中讲起了自己心中的一点感受。“这次国庆70周年在南浔举办的号外展，一共办了20多天，来了好多游客。过去很多人只在电影里看到有人喊着‘号外、号外’，这次的展览让观众更系统地了解70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震撼，我在现场感受到了。”

　　范光永提起多年前深埋在脑海中的一个梦想——“等我退休了，把藏报都捐出来，在中国老报纸起源的地方——北京宣南地区，建一个北京宣南老报纸博物馆。”

　　“就是留存一份直观的史料、留下历史的见证吧。”朱军华说，“我们图的不是经济价值，是社会价值”。　　（雷琨、李坤晟、蒋彤 参与采写：张智敏、魏圣曜 实习生张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