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为社会带来的福利,我们从医学领域可以非常直观和切身地感受到。近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布“2019年度中国医学重大进展”。回顾刚过去的这一年里中国医学界的创新成绩,评选出39项重大进展。“件件都与老百姓有关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表示。
这39项医学重大进展,涉及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基础医学与生物学、药学、卫生健康与环境医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六大领域。王辰认为,医学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科学,它是为防治疾病而产生的一门学问和技术体系,因此是应用性的。这也是此次重大进展评选的一个主要标准——能否对人们生命健康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这些重大进展到底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健康?
解决疾病难题有了新思路新方法
基础医学和生物学是医疗科技的基础。“最近二十年来,新兴学科的发展使我国基础医学和生物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进一步提升。”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林东昕院士指出,我国基础医学研究在基因组学、转化医学、系统生物学和整合医学以及与其他学科交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在公布的39项2019年度中国医学重大进展里,有10项是基础医学与生物学领域,与基础医学密切相关的临床医学领域也有10项,这些进展代表着最前沿的疾病诊疗理念和方法。
比如“人类胚胎着床发育过程及其机制解析”,林东昕认为,该研究成果对人类的胚胎移植的复杂分子机制提供了进一步的认识,绘制了人胚胎分子和形态发育全景图,对于认识人类生命起始以及辅助生殖技术中胚胎的早期发育和调控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再比如“多组学技术发现肝癌精准诊治新靶点”,通过蛋白组学研究较为完整地揭示了肝癌肿瘤细胞的分子特性,全面解析了肝癌的发生和发展机制,还发现了肝癌精准治疗的潜在新靶点。“这为肝癌的精准分型与个体化治疗、疗效监测和预后判断提供了新的思路。”林东昕说。
基础医学的发现,很快进入临床,得到进一步验证。“基因治疗、免疫治疗、干细胞等创新技术,为解决疾病治疗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付小兵院士强调。
比如“首例CRISPR-Cas9编辑干细胞治疗感染艾滋病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付小兵认为,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能够成功治疗感染艾滋病的急性淋巴白血病患者,这有助于推动CRISPR基因编辑手段用于临床治疗。“这方面国内外医学界都在探索,中国取得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此外,发现肿瘤氨代谢异常的分子机制及功能,绘制口腔-头颈黏膜恶性黑色素瘤基因组特征图谱并提供潜在治疗策略,证实闭角型青光眼高危患者不宜广泛使用预防性激光治疗……这些医学重大进展,都使我们对疾病有了更多认识以及知道如何更好地去应对。
医生有了更多“武器”
“我国药学领域这些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以前都说我们是制药大国,不是制药强国,现在由大到强、由仿到创的趋势正在形成。”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松院士表示,他将药物比作医生手上的“武器”,“药物研究就是要给临床医生提供更多更好的‘武器’”。
此次发布的2019年度医学重大进展,涉及药物研究的有7项。比如抗癌新药泽布替尼,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突破性疗法的认定,并且在美国上市。“这是第一个中国本土研究的药物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是一个标志性、趋势性的变化,证明我们本土有能力和美国做同样水平的药物。”李松说。
榜单里还有备受关注的国产阿尔茨海默症治疗药物甘露特钠胶囊(九期一)。“老年痴呆的治疗实在太难了,几十年来没有一种新药,医生没有很好的‘武器’。”他指出,这是一个临床未满足的重大需求,现在多了一种治疗选择。“但我们要多给它点时间,让它在临床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上拿到更多的数据。”
同样,寻常型银屑病治疗药物本维莫德乳膏(欣比克)的获批上市,也改变了“牛皮癣”(银屑病)患者群体多年来没有新治疗药物的困境。该药是科技部“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1类新药,“是我们国家全球首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新药。”李松说。
2019年,医生新增的“武器”不仅仅是药物,还有艾滋病病毒(HIV)尿液自检试剂、碳离子治疗系统、正电子发射及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扫描系统等医疗器械。
艾滋病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很多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根本不了解自己的感染情况。世界卫生组织提出,2020年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诊断率要达到90%,并建议推进艾滋病自我检测。2019年我国批准上市了全球首个艾滋病病毒(HIV)尿液自检试剂,这为艾滋病自我检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手段。“这是一种无创检测,检测方式相当地‘傻瓜型’,而且便宜,可以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做自助式检测。”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程京院士说。
再比如,正电子发射及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扫描系统获批上市。程京介绍,该成果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全世界实现“秒机”的全身扫描,15至30秒时间能够完成全身1.94米的扫描,获得全身信息。“这意味着可以做动态的全身信息监控,比如动脉粥样硬化,通过该系统可以观察患者用药后全身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比如感染性疾病,通过该系统可以看到细菌感染以后在全身的扩散情况等。”
此外,碳离子治疗系统使肿瘤治疗多了一种选择,“人工心脏”取得突破,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应用解决偏远地区缺医困境……“先进的工具一旦问世,会给全社会的疾病预防和治疗带来非常显著的作用。”程京说。
制定卫生政策有了更多科学依据
当前,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逐渐被大家接受,并变成实际行动。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徐建国院士指出,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关注的是群体,需要卫生政策的支撑。
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公共卫生政策,必须先研究清楚各种健康影响因素。2019年,我国在卫生健康与环境医学领域的一些重大成果,为政府制定卫生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比如,我国科研人员首次在全球范围内系统地评估了空气颗粒污染物对居民死亡的影响,探索了这种影响在地区、城市和人群的分布特征,确证了短期内细颗粒物浓度和粗颗粒物浓度的增加,与总死亡率、心血管死亡和呼吸道疾病死亡之间存在统计学相关性。“研究结果可为世界卫生组织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风险评估提供重要流行病学证据。”徐建国说。
再比如,科研人员对我国最新疾病负担的研究发现,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取代下呼吸道感染和新生儿疾病,成为我国主要的疾病负担,收缩压高、吸烟、高钠饮食和环境颗粒物污染是导致死亡和疾病负担的四大危险因素。徐建国认为,该研究揭示了我国居民疾病谱发生的重大变化,并明确了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为我国未来疾病防控的重点指明方向。
“过去我们一说疾病负担,都是查外国科学家的文章,或者查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这项研究说明,我们关于疾病负担的研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将会对卫生决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告诉记者。
此外,首次明确我国成人喘息症状性哮喘的流行状况,揭示我国哮喘规范化诊疗与管理不足的现状;首次在全国开展大样本流行病学调查,揭示成人心境障碍、焦虑障碍、酒精药物使用障碍、间歇爆发性障碍、进食障碍、老年期痴呆等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及分布特点;对我国癌症死亡病例的研究,发现我国癌症死亡有23个危险因素,而且各省的危险因素存在差异……
“这些都直接指导我们卫生政策和疾病防控策略,甚至每个人生活习惯的改变。”王辰说。记者 陈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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