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现场,记录瞬间,成为历史。
从2019年12月,武汉肺炎疫情出现伊始,一直到刚刚过去的除夕、大年初一,记者的数十位同事一直坚守在武汉抗疫、防疫的最前线:无论是华南海鲜市场,还是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无论是人流密集的机场、火车站,还是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工地……他们一直在武汉,一直在疫情发生、发展的现场,不断地发出关于疫情的最新报道。
从1月26日开始,我们陆续刊发三位摄影记者:肖艺九、熊琦和程敏从武汉发回的现场报道。
↑ 2020年1月23日,新华社记者采访结束后,用酒精进行人车消毒。
重症隔离病房是我最该出现的地方——记者熊琦
▲新华社记者熊琦
1月23号的凌晨3点,我被朋友的电话从睡梦中叫醒:“疫情严重,武汉可能马上要封闭。”
我心中一惊,整夜无眠。前一天刚刚从武汉回到老家,准备在老家过年,但一座千万级的城市因为疫情而封闭,作为一个记者,如果不在现场,我无论如何都会遗憾终生。
清早收拾行装,告别亲人,叮嘱他们注意防范,便独自踏上返回武汉的高速。中午12点,到达武汉西高速收费站,排队的司机正在接受体温检测,焦急地想在禁令生效前离开武汉回家。
从高速公路收费站开始,我边走边拍,在武汉的街头巷尾,记录着这个城市最为艰难的一天……等下午回到家中,查阅相关报道,发现医护人员的照片非常少。没有核心隔离区的照片,这是一个巨大的缺失。我随即采购了足够支撑一周的物资和食品,做好了独自隔离的万全准备,并下定决心第二天进入核心隔离区,记录医护人员奋战在疫情防控战一线的画面。
第二天中午,在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的清洁区,帮助我套上一层又一层的防护服后,外勤护士离开了。我对着镜子拍下了可能是职业生涯中最不帅的一张工作照,然后,独自走向隔离区。
重症隔离病房内声音很少,监护仪的滴答声中穿插着医护人员简短的交流。每名医护人员负责两张病床,都在紧张地忙碌。
有一位老人躺在病床上,因为害怕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护士长马晶瞥见了,马上走过去握住她的手,轻声安慰她:“不要害怕,可以治愈的,我们一直都陪着你……”
穿上隔离服的医护人员只能露出一双眼睛,谁也认不出对方,于是他们进入隔离区的第一件事,就是相互在隔离服上写下对方的名字或者外号,有时还会艺术创作一下,这成了隔离病房里“神秘的仪式”。
患者黄淑丽在经过十余天的治疗后,已经退烧,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与她交谈时,笑着给她拜了个年,她也双手合十回礼。
半个小时之后,她被转入普通隔离病房,走之前医护人员开玩笑:“别再‘进来’了!”她也笑着回答:“再也不‘进来’了!”
口罩的雾气时不时地糊住眼镜镜片,隔离服闷的我浑身是汗,但心中的使命感,不断地催促我:再多拍一点,再多拍一点。
拍摄完成,我坐在隔离病房的凳子上休息,虽然精疲力尽,内心却无比坦然。没有犹豫,也没有丝毫恐惧,作为新华社记者,我知道我出现在最该出现的地方,这也是成千上万医护人员日夜奋战的地方,无数病人寻找生之希望的地方。
从隔离区出来,正好赶上夜班的医护人员在吃饭,简单的盒饭和酸奶,听到他们的玩笑,我才意识到,这就是他们的年夜饭。十分钟后,他们换装上岗,在隔离病房里度过了今年的除夕夜。
从医院采访结束出来,回家路上,武汉汉秀剧场的外墙上闪烁着“武汉加油”的几个大字,在有些暗淡的城市夜景分外耀眼,我停下了车,举起了手边的相机。
临近午夜,鼠年的钟声即将响起,我在微信发了农历猪年最后一条朋友圈: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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