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家解读“两高两部”依法惩治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
2月10日，中央依法治国办、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一系列严惩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执法司法政策，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
6位法学专家今天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出台《意见》非常及时且必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防控工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凝聚全社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最广泛的共识，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与“疑罪从无”并行不悖
近期，一些地方出现了疑似甚至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拒绝接受隔离治疗、擅自脱离隔离，甚至还去公共场所的情况，影响极其恶劣。
《意见》明确，已确诊的病人、病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的，以及疑似病人有上述行为，造成新冠病毒传播的，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熊秋红说，2003年我国在抗击“非典”过程中，“两高”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也有类似的规定。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也发生了多起确诊或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进入公共场所的情况，造成多人被感染、大量密切接触者被隔离的严重后果。《意见》沿袭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有据且有现实意义，有助于防范病毒蔓延传播。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意见》发布后，人们对“依法严惩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普遍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和担忧：应不应该将疑似病人作为犯罪主体，这是否与“疑罪从无”的法律精神相悖？
多位专家指出，《意见》中对疑似病人的相关规定，与刑事诉讼领域的“疑罪从无”原则不是一个概念，两者并不冲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玉华分析说，“疑罪从无”是指对被追诉人的指控达不到法律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时，按照无罪处理；“疑似”属于医学上的概念，两者根本不是一个范畴。且《意见》中规定的“疑似”在追究犯罪的刑事诉讼中，不仅需要有造成新冠病毒传播的事实，还需要有医疗机构出具的“疑似”病历或诊断书之类的证据，并不是自己感觉身体不适就是疑似，因此公众没必要为此过于担心。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曲新久认为，《意见》这么规定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和实践必要。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新冠肺炎疑似病人”的认定有明确标准；并规定疑似病人确诊前应当在指定场所接受单独隔离治疗，疑似病人违背法定义务，拒绝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显属“明知故犯”，在造成新冠病毒传播的情况下，对其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符合刑法规定，也符合通行法理。
“从实践来看，确诊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情形相对少见，疑似病人这类情况更多见，从发挥刑法的威慑和教育功能，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角度出发，对疑似病人适用这一罪名具有必要性。”曲新久说。
对造谣传谣“宽严相济”
山东省沂南县男子王某某，在微信群内发送武汉多家医院的位置信息，编造自己感染新冠肺炎并正从武汉逃回沂南，要将疫情传染给仇人的虚假信息，引发恐慌。2月4日，王某某被警方刑事拘留。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网络不良信息四起，误导了公众、造成了恐慌、扰乱了社会秩序，有人感叹“谣言比病毒传染性更强”。
《意见》用大篇幅对造谣传谣行为进行了规制。明确可以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定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等定罪处罚。惩治力度之“严”一目了然。
“与平时的传谣行为相比，重大疫情或灾害发生时传播谣言的危害性要大得多，动摇人心，激发社会矛盾，进而对社会秩序形成严重冲击、破坏，也会对政府防疫工作的有序开展形成严重干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时延安教授说，疫情期间应当依法严惩造谣传谣犯罪。
与此同时，《意见》明确规定，对虚假疫情信息案件，要依法、精准、恰当处置。对于因轻信而传播虚假信息，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
时延安非常认同这样的规定。他解释说，实践中，如果对某些错误、有害信息缺乏辨识，误听误信予以散布的，由于行为人缺乏主观故意，就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对于一些言辞激烈的批评行为，如果内容没有编造或故意传播虚假疫情信息或其他违法信息的，也不应作为犯罪处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静坤说，执法机关要坚持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等法律原则，特别要慎重处理与疫情信息有关的违法犯罪，并坚持从有利于疫情防控的角度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意见》要求依法严惩造谣传谣犯罪的同时，对于因轻信而传播虚假信息危害不大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对国家法益的着重保护。”熊秋红说，对于虚假疫情信息犯罪的打击不能背离刑法谦抑原则，应当限制在迫不得已的必要限度之内，以体现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意见》很好地体现和贯彻了这一法治精神。
加大医务人员司法保护
1月30日半夜，武汉市四医院发生伤医事件。柯某的岳父因病毒性肺炎在医院去世，柯某情绪激动，抓扯并殴打医生头部和颈部，扯坏医生口罩、防护服。目前，警方已依法对柯某刑事拘留。
医务人员战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第一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加大对医务人员的司法保护力度，是全社会的共同心声。
《意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明确规定故意伤害医务人员造成轻伤以上的严重后果，或者对医务人员实施撕扯防护装备、吐口水等行为，致使其感染新冠病毒的，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同时规定，对随意殴打、公然侮辱、恐吓、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等行为，分别以寻衅滋事罪、侮辱罪、非法拘禁罪等定罪处罚。
时延安说，对医务人员实施撕扯防护装备、吐口水等行为，致使医务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的，已经侵犯了其人身健康权利，造成脏器的实质性损害，完全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特征。
刘静坤认为，疫情暴发后，医务人员作为疫情防控的中坚力量，直面现实的疫情风险和沉重的工作负担，理应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意见》维护了医务人员职业尊严，有助于提振队伍士气。
“在依法严惩暴力伤医犯罪的同时，应加快健全医疗资源供给、患者诊治信息公开和心理疏导等机制，提供及时、有效的诊治，尽可能地满足病人及其家属的合理需求，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刘静坤说。
除此之外，《意见》还明确要依法严惩制假售假，哄抬物价，诈骗、聚众哄抢，疫情防控失职渎职、贪污挪用，破坏交通设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等犯罪。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彭新林教授说，为回应社会关切，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惩妨害疫情防控的相关违法犯罪，《意见》明确了严惩九类犯罪的执法司法政策，为坚决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法律指引。
最后，李玉华提醒说，疫情期间，确诊或疑似病人以及身体不适者在心理上、情绪上更容易出现波动、失控，这就要求公安执法人员在执法时有更多的耐心；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很快，抗击疫情就是与时间赛跑，各项工作都要比平时更高效，打击违法犯罪的公安执法同样面临高效的要求，但是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要求不能降低。（本报记者 周斌 蔡长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