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的江汉方舱医院。澎湃新闻记者 赵思维 图

　　50岁的王汉民被安排进方舱医院时，女儿王婷一开始还有些犹豫。

　　冷，是胡琳入住武昌方舱第一晚最直接的感受。那时，武昌方舱改造刚刚完工，设施还不完善，“睡觉冷得打寒战”。

　　在江汉方舱接受隔离的第二天，何洁随手录制的一段视频在网络迅速走红。

　　视频中的病友们头戴帽子和口罩、身着亮眼的黄色棉裤，伴随着音乐在方舱里跳起了广场舞。

　　何洁明显感觉到，方舱医院里少了些许焦虑，有种生机正在蔓延。

　　胡琳也在第二天发现，方舱医院的一切都在变得更好。

　　工作人员连夜装上了一排暖风机，开水机旁添置了微波炉；饭点越来越准时，每天保证有牛奶供应；医护人员还很贴心地给每个病患准备了眼罩。

　　方舱在变得更好，住在方舱里的人们也改变。

　　在武昌方舱治疗许峰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他们病区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党员和志愿者们一起帮医护人员分餐，帮着修坏了的水管，打扫脏了的卫生间。

许峰拍摄的方舱快餐。受访者供图

　　住在汉江方舱的靖婷当听到护士说有人趁着医护不备时拿走了口罩，她就感到义愤填膺；看到其他病区有人图方便把水倒进电缆井，她总是厉声喝斥……

　　方舱，渐渐成了大家一起维护的一个“小社会”。

　　应运而生

　　就在两天前，王汉民的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连续发烧9天后，他经过核酸检测，被正式确诊为新冠肺炎；同一天，他心爱的大橘猫在家中生下了一窝三只小猫仔。

2月6日凌晨，患者排队入住方舱医院。澎湃新闻记者 赵思维 图

　　2月6日凌晨一点半，王汉民在睡梦中接到江汉区天门墩社区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你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确诊新冠肺炎。”靴子终于落地，至此，他已为自己的病奔波了大半个月。

　　症状始现于武汉封城前夜，1月22日，王汉民开始咳嗽，四天后，高烧不退。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会将病情上报并安排检测，但流程至少需要五天，“要是有办法，最好自己找地方做核酸检测”。

　　封城后，公共交通随之中断，王汉民没有车，只能徒步奔走于社区医院、新华医院和协和医院等多家医院之间，寻求诊疗和核酸检测的机会。

　　2月5日晚，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胡立山在发布会上透露，截至2月4日，全市空病床仅剩421张，很多已确诊的疑似病患没有住进指定医院救治，形成了“堰塞湖”。

　　同日，武汉决定加快对“四类人员”（即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分类集中收治。其中，对于确诊的轻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无法全部进入定点医院治疗的，要求征用其他医院或酒店作为临时治疗区，集中收治。

　　“方舱医院”应运而生。

　　以汉江方舱为例，它系由原先的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改建而来，整个中心被划分为四个大区，一楼分为西区、中庭和东区，每个区内分成8个小区，每区整齐排列着50-60张行军床，分区之间由高隔板隔断，床位之间由1.2米高木板隔断。二楼有专设的医疗药品进出通道，每层楼另有2个护士站和全封闭的抢救室。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将方舱医院比作“诺亚方舟”的“舱位”，用最小的社会资源，最简单的场所改动，最快地扩大收治容量。

　　然而，要让父亲入住方舱，王汉民的女儿王婷起初有过犹豫：那么多病患集中在一起，会不会交叉感染？万一病毒变异了怎么办？父亲长久一个人呆着，心情会不会不好？但想到定点医院床位稀缺和传染家人的风险，已在家自我隔离了16天的王汉民决定一试。

　　家住武汉水果湖社区的胡琳和王汉民有着相似遭遇，在入住武昌方舱医院前，她已搬出自己的家，独自居住长达一周。胡琳告诉澎湃新闻，她于1月25日在医院做了CT检查，当时的诊断为双肺感染，两天后她就拿到了核酸检测呈“阳性”的结果。

　　然而，有了确诊报告并不等于拿到了被收治入院的“门票”。

　　胡琳说，她几乎跑遍了武汉的各大医院，“有的排10个小时的队都轮不到。”无奈之下，她前往武汉市第七医院看了门诊，配了一些感冒药后开始了自我隔离，直到2月6日凌晨3点半，胡琳被安排进了武昌方舱医院。

　　办理入住的当夜，胡琳看到从各个社区转运过来的轻症病人冒着雨在入口处排队登记，“当时场面有些混乱，有七八百人要住进来，组织工作来不及完善。”

　　冷，是胡琳入住武昌方舱第一晚最直接的感受。因场地刚刚完成施工，多处尚未通电，直接导致电热毯无法使用，“睡觉冷得打起寒战”，加之厕所距离病区需要步行数百米，也让她感到不便，“本来就没有什么力气，走过去感觉很困难。”

　　类似的“吐槽”在其他两个方舱医院普遍存在，经病友们发布到网上后引发公众关注，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2月7日，接管江汉方舱医院的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晖向媒体表示，由于集中收治患者人数众多，工作量巨大，将考虑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对于患者反映的问题，“不能说是完全解决，但是情况在改善，已基本步入正轨。”

　　渐入正轨

　　在多方努力下，胡琳和病友们反映的问题渐渐得到了解决：入住时靠近走廊的床位不够保暖，第二天晚上连夜装上了一排柜机，不间断吹出热风；第三天，开水机旁添置了微波炉；第四天，排水不畅的卫生间里，工作人员在洗手台的地面铺了塑料架子防止病人滑倒；饭点越来越准时，每天保证有牛奶供应；除补充了生活用品外，医护人员还很贴心地给每个病患准备了眼罩。

　　在胡琳看来，即便方舱医院的条件仍有待提升，但起码无需排队挂号，并且有医护人员定期检查，“比在外面看不了病好。”

　　据胡琳记录，方舱医院的一天是从早晨7点开始的。她每天都会准点醒来，看着护士们推着装有早餐的餐车，穿梭于病床之间，一日三餐，莫不如是。

　　她所在的病区共有253个床位，每一班配有两名医生，每个医生查房查完一百多号，已到了交班的时候。

　　同在武昌方舱的许峰告诉澎湃新闻，他所在的病区，护士们4小时换一班岗，负责给病患量血压、体温及血氧饱和度，每天至少观察2-3次，中间也会来回巡查。而在方舱服务的护士大多来自外省支援，说话间夹杂着胡琳和许峰听不懂的乡音。

许峰在方舱医院接受治疗时服用的药物。受访者供图

　　来自江西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的护士杨群，就是首批入驻武昌方舱的医护人员。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儿子今年12岁，小女儿只有5岁，父母皆已年迈，且公公身患肾脏病，一周需三次血液透析，家里本离不开她。但当得知她要报名驰援武汉时，家人选择了支持。

　　临床十多年，接触防护服，杨群是第一次。“只有先把自己保护好，才能更好地照顾病人”，杨群告诉澎湃新闻，抵达武汉接受培训后，她匆匆吃了几口午饭，就开始练习穿脱防护服。穿了脱，脱了又穿，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在武昌方舱，杨群负责病人的病情观察，每一班约20名患者，她要做的是监督他们按时吃药，并帮助分配患者的食物补给。因为方舱收治的都是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大多病人入舱时都带了药品，一部分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也需要护士及时配给。

　　此外，更重要的一项“技术活”，是安抚患者的情绪。

　　2月12日，50多岁的周伯被检测为疑似病例，被安置进武昌方舱隔离观察。由于担心自己的病情，加之挂念家人，一度情绪低落。发放晚餐的杨群见到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着急，便主动招呼他吃饭。

　　趁着吃饭的间隙，杨群询问起周伯家人的情况，为了给他打气，她还对周伯出现症状便自我隔离的行为进行了分析和肯定，“不要担心家里人，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好好配合治疗，一定会好起来的。”听完一番劝慰，周伯落下眼泪，默默对着杨群举起大拇指。

　　在胡琳眼中，杨群和她的同事们更像是自己的孩子和小辈，“她们冒着危险来驰援武汉，要感恩，也要多一点理解。”

　　体力逐渐恢复后，胡琳也开始现身说法，鼓励起身边的病友：不用太恐慌，困难只是一时，平常心面对就好。她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许多病患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比刚进舱时好多了。

汉江方舱医院内，医护人员为患者做检查。

　　在汉江方舱治疗的王汉民也已退烧多日，在女儿的远程协助下，他学会了用微信发图片，每每拿到医护人员分发的盒饭，他会第一时间拍下，发给女儿：“2月9日，今天早上有香蕉和牛奶，中午是蹄花，木耳炒肉和青菜，都是比较有营养的。”

　　就在同一天，医生也给他带去了好消息：再坚持服药一周，他就可以做出院检查了。王婷兴奋地把此事晒到了微博上，跟网友分享，感觉父亲离治愈又近了一步。

　　攻心难题

　　“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在江汉方舱接受隔离的何洁没想到，疫情当前，她在病床前随手录制的一段抖音视频会在网络迅速走红。视频中的病友头戴帽子和口罩、身着亮眼的黄色棉裤，伴随着广场舞音乐，任意起舞。

　　何洁告诉澎湃新闻，舞蹈视频是在她入舱后第二天拍摄的，偶然间看到有人跳舞，顺手举起手机，想记录下身边的美好。何洁说，那一刻，病房里的气氛缓和了很多，少了些许焦虑的情绪，感觉有种生机在蔓延。

　　除了舞蹈，何洁还在护士的建议下自学了养肺操：大臂与地面平行，小臂与地面垂直，两个掌心向外进行扩胸运动，用肘关节外侧发力，扩张肺上部胸腔。每天做两到三次，每次四个八拍。何洁说，希望以此来提高免疫力，加快恢复的速度。

　　休息之余，她还会每天读书，录制一些小视频，定时打卡一日三餐，向外面的亲属和网友展示着最真实的“方舱生活”。她说，虽然大家都是病毒的受害者，但依然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

　　病患情绪的趋于稳定，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武昌方舱医院负责人万军看来，意味着老百姓理解了设置方舱的初衷。万军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把病人从社区家庭里转移到方舱，对传染源的管理、切断传染源大有裨益，“假如有500张病床，我们就守住了500个传染源。”

　　然而，如何在陌生的环境和封闭的空间里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又是另一重考验。

　　为对病患的情绪进行疏导，避免恐慌，武昌方舱请来湖北广播电视台的播音员，担任兼职心理咨询师，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半小时对病人进行心理疏导。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高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肖劲松和他的团队编写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心理干预手册”，对疫情下各类群体的心理干预和减压措施进行了详细说明，下发至多家方舱医院。

　　在肖劲松看来，在目前患者数量畸多，专业心理咨询人士量少的情况下，由一线医护人员实践心理安抚和患者远程接受减压疏导，相对可行。

　　“病人脸上的笑容多了，紧皱眉头的形态也舒展了，我们也放心了”，万军向澎湃新闻坦言，作为院方，最担心的是病人的不满情绪，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工作，目前收效尚佳。

　　江汉方舱医院负责人孙晖亦有同感，他向澎湃新闻介绍，接手入驻江汉方舱后，他们就成立了心理疏导组，通过热线和网络来实施心理疏导，对于在方舱医院里还能起舞的跳舞姐们，他感到既尊重，又钦佩。

　　“小社会”

　　因新冠肺炎而相聚在方舱医院的病患们宛如一个临时组织起来的小社会，一些规则在逐渐建立。

　　许峰告诉澎湃新闻，他所在的病区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每天开餐时间，党员和志愿者们会一起帮医护人员分餐；方舱里的水管坏了，志愿者们会主动去修复，包括外面的移动卫生间都会协助工作人员打扫。

临时党支部志愿者们在清扫走廊卫生。受访者供图

　　许峰说，他这一辈子都不想再回想起艰辛的求医史，他在方舱的病友大多数是以家庭为单位感染新冠肺炎，有的人送别了双亲，有的人失去了伴侣，但为了幸存的家人，必须坚强活着，“对于社会或者单位我们只是一个小部件，但对于家人而言却是唯一的。”

　　同在武昌方舱的彭志明，在入住后的这几天，他已经习惯了和病友一起聊家常，相互鼓励，这是令他最难忘的事。彭志明说，判断治愈的核酸都需要检查两次，如果谁第一次转阴了就会做第二次，两次检查都通过了，大家会替他开心，所有人都希望能尽快康复出院。

　　身在武汉客厅方舱的孙玥然，自从住院后开始写起了微博，他说自己之前很少像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孙玥然说，他的姐姐和舅妈都是医护人员，当下正在不同的城市共同抗疫。

　　起初，他把治疗的动态发在微信朋友圈中，后来悄悄地删了，因为害怕朋友们担心，才转向微博，“我真的不想过多的人为我担心，没想到发在微博中，引发更多的网友关心和鼓励，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也有不和谐的声音，有人尝试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规则，幸而有人极力维护。

　　住在汉江方舱的靖婷，偶然间听护士说起，有病患趁着医护发口罩时偷偷拿走了十个，她感到义愤填膺；看到其他病区有人图方便把水倒进电缆井，她总是厉声喝斥。

　　同样“爱管闲事”的还有胡琳。为了维护舱内的环境卫生，方舱派专人进行清扫，每当看到有人把垃圾扔到地上，或是在使用洗手间时出现不文明的行为，胡琳都会制止，“就是看不惯，我见一次就要说一次。环境要靠大家共同维护，负责清扫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不感恩就算了，难道还要搞破坏？”胡琳反问道。

　　2月11日，在方舱治疗5天后，许峰等来了期待已久的好消息：胸部CT检测合格，两次核酸检测阴性。经湘雅二医院和湖北省肿瘤医院专家团队评估后，许峰有幸成为了第一批从武昌方舱医院出舱的28名患者之一。

2月11日，第一批治愈者出舱。 澎湃新闻记者 赵思维 图

　　得知可以出院的那一刻，许峰感觉自己像病魔面前走了一遭，终于重获新生。他说，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一个舒服的热水澡，要干干净净的，不把病毒带回家。

　　送走第一批出院患者后，杨群和同事们依旧忙碌着。因为驰援武汉，杨群原本答应儿子要好好过生日的，也只能失约了。杨群告诉澎湃新闻，因自己常年都在ICU工作，陪伴家人，特别是两个孩子的时间特别少，她总觉得亏欠。

　　出发前，她给儿子留下一封书信，表达歉意：“妈妈要去帮助武汉，你不是经常说我们要互相帮助，这也是妹妹经常挂在嘴边上的。”杨群说，她最期待的事是等疫情消散，能马上回家，给儿子补过一个生日。

　　王汉民仍在汉江方舱接受第二个疗程的治疗，他的胃口越来越好，人也更加乐观了，王婷说，她和妈妈和弟弟妹妹都静盼着老爸早日康复回家，抱抱爱猫和三个小“猫外孙”。（文中患者及家属姓名皆为化名）（实习生夏梦洁、胡友美、薛晓咚、孟津津、李宁馨、赵雨萌、沈佳昕、张浩容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