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1月20日起，中央政府建立起来的防控疫情体系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在经过持续近三周的严厉防控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积极向好态势，确诊人数连续减少，病亡率有较大幅度降低，治愈率大幅提高。
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我国充分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速度，更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也深刻认识到，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仍面临较大短板。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次疫情倒逼我们深刻反思，国家应该大力加强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防治领域供给侧的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方向性、系统性、基础性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严控下疫情扩散明显扼制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2月17日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886例（湖北1807例），新增重症病例1097例，新增死亡病例98例（湖北93例，河南3例，河北、湖南各1例），新增疑似病例1432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701例。
多个数据明显好转。具体来看，据国家卫健委数据统计，2月17日当天，湖北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9例，是自2月3日，单日增加确诊病例890例以来连续第14日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自2月份以来，除湖北省外的省份首次新增确诊病例降至2位数。
全国治愈出院人数也从2月12日起连续6天治愈出院超千人。数据显示，从12日至17日，全国连续治愈出院人数分别为1171人、1081人、1373人、1323人、 1425人、 1701人。病亡人数也从12日单日最高254例，降至17日的98例，降至百例以内。
数据显示，截至2月17日，我国治愈出院患者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2552例，重症占比也从初期最高的38%下降到目前的20%。
对此，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表示，根据近日的数据可以发现，疫情的拐点已经来到。他认为，现在新增部分很多是消耗存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发热的数量在下降。它是有一个坡度，逐渐在降，稳稳地在降，没有反弹过，我是很有信心的。”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教授刘又宁此前也表示，湖北以外地区的拐点几天前就开始出现。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表示，根据其团队建立的数学模型将国家强有力干预措施和春节后务工人员返程高峰两个变量纳入考量，这两个变量将改变疾病的自然发展规律。根据该模型预计，2月中下旬全国病例数将达到峰值，4月底全国疫情会平稳。
钟南山同时指出，到达峰值不意味着将马上下降，还需继续观察，疫情还有可能随着务工人员返程再次出现新的高峰。
但他认为，目前主要大中城市均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做好出入人员的检查，因此返程带来新的疫情高峰的可能性不大。
全国各地全力驰援
2月1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表示，千方百计救治患者是当前疫情防治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对于湖北武汉患者多、重症多、救治任务繁重，所以举全国之力对武汉、湖北进行支援，以进一步提高收治率、治愈率，降低病死率、降低感染率。
郭燕红表示，从全国驰援支持武汉的力度来看，现在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军队系统已经派出来自呼吸、感染、重症等专业的精锐部队，超3万名医务人员增援。针对武汉重症多的特点，重点投入重症专业的医护力量，有1.1万重症专业医务人员负责重症的救治工作。这1.1万重症医务人员已经接近全国重症医务人员资源的10%。
郭燕红说，此次调出的是精锐部队，是最高层的医护力量。同时钟南山、李兰娟、王辰三个院士团队在一线给予明确指导。调集全国22个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带着精锐装备，能够帮助武汉提高救治水平。三个P3移动实验室、检测人员，以提高检测能力、检测效果，提升诊断的速度。
此外，针对除了武汉以外的其他16个地市，采用“以省包市”模式，通过责任包干、明确任务、落实落细，聚焦“两提升、两下降”。针对16个地市中疫情比较严重的黄冈、孝感、荆州等采用两省包一市。
除医疗救治外，医用资源保障也是重中之重。以医用防护服为例，据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疫情发生前，我国医用防护服符合国家标准产能许可的企业只有40家，分布在14个省份，日均总产能仅3万套，但疫情袭来，仅湖北省一地，每日需求量便高达10万套。为了满足疫情需要，众多企业不计成本纷纷转产，望补足产能缺口。
而为了让企业放心生产，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表示，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工信部印发了“关于发挥政府储备作用支持应对疫情紧缺物资增产增供的通知”，明确符合条件的重点医疗防护物资，增列到国家储备物资目录。对于企业多生产的重点医疗防护物资，全部由政府兜底收购。
2月18日，国新办就中央企业支援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举行发布会上，国资委副主任任洪斌表示，在疫情抗战一线，央企不计代价、不讲条件，充分发挥主力军、国家队作用，全力支援保障疫情防控阻击战。
同时，地方也加大政策保障力度，推动企业转产。江西方面五措并举加快推动企业扩产转产疫情防控物资。包括按照“先生产、后办证”的原则，减少审批环节，组织专家为企业在厂房改造、产线调整、生产工艺等方面提供指导和服务，帮助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指导企业加强质量管控，确保产品质量符合标准要求。并加大政策支持，对扩产转产疫情防控物资的企业，在银行融资、贷款贴息、技术改造、稳岗补贴、资质注册收费、财政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
天眼查数据显示，自2020年1月1日至2月7日，全国有超过3000家企业经营范围新增了“口罩、防护服、消毒液、测温仪、医疗器械”等业务。此外，根据企查查专业版数据显示，自2020年1月1日至2月10日，我国相关企业经营范围涉及医疗器械、消毒产品等防护制品的新增企业数量也超过2万家。
我国将一步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表示，大疫当前是坏事，但也倒逼我们深刻反思，国家应该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供给侧的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方向性问题、系统性问题、基础性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黄奇帆说，从宏观上来看，武汉的防疫应对问题不是湖北独有的，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领域是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后领域，甚至是盲点。从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始终没有很好补上，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在人员、技术、设备各方面都远远落后，这才是导致我们缺乏防控大疫能力的根本性的原因。
的确，2015年，由复旦大学牵头的健康领域社会风险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发布的一篇调查报告显示，在新形势下，我国疾控困境凸显短板犹在。报告指出，虽然我国政府财政投入显著增加，但疾控工作长效保障机制尚未形成。政府投入稳定性不足。数据显示，自2002年的1.27‰到2012年的1.05‰，下降17.3%，政府投入的增长滞后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财神跟着瘟神走”的现象仍然未变。
报告指出，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导致公共职能偏废。数据显示，政府投入距全额投入标准仍有31.1%的缺口，机构开展有偿服务现象仍然存在。
对此，黄奇帆表示，政府要扩大对公共设施的投资，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供给质量。他认为，疫情之后，国家要加大对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的投资，尤其是加大公共卫生服务设施的投资。政府财政应该把原有投向基础设施的钱，转移一部分到公共卫生等公共设施领域里面来，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供给质量，用这一政府消费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因此，未来我国将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同时，从医疗卫生资源投入、队伍培养、协同机制等各方面加强公共卫生软硬件建设，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全面增强社会的防护意识和能力，避免小病酿成大疫。
着力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全面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增强应急救援的协同性、整体性、专业性。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完善应急医疗救助机制。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从产能保障、调度机制、储备体系各个环节不断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实现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采储结合、节约高效的目标，确保应急物资保障有序有力。（记者 梁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