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这么多年了，又是个转业军人，还是党员。在祖国有难的时候，我应该主动站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有所担当。”今年46岁的王禾田是武汉市江岸区永清街道的志愿者司机，负责接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去往汉口的各个定点医院。
护目镜会限制视野，在接送病人的过程中，王禾田为了保证行车安全，会把护目镜摘下来，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但也因此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暴露在外。由于近距离接触高危人群，他也会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
王禾田说，他每天都会测量好几次体温，还笑称自己有点“神经质”。
“在这个有担当的城市，我想做一个有担当的人，为我的孩子树立榜样。”说不担心是假的，但是既然上了“战场”，王禾田有股无畏的冲劲。
王禾田。本文图均为受访者提供
以下是王禾田的口述整理：
我是河北人，1991年从部队转业来到武汉，便留了下来。我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和身边的武汉人相处久了，他们在工作中体现出的责任感，他们为人处事中的细心，让我感受到武汉是一座有担当的城市。
疫情前，我是黄鹤楼公园营销科的职工，平时负责公园内世纪钟的运营。以往过年，我和妻儿经常回河北看望老家的亲友，但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让回河北过年的计划落了空。
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我和家人响应号召留在了武汉。此后，我持续关注着疫情动态，还在协调老家的社会团体捐赠物品，筹集方便面等物资。
后来，我看到市政府在招募疫情防控志愿者，立刻在手机上填表申请，但是因为年龄较大，很遗憾地没有被录用。2月2日，我又到自己家所在的永清街道办事处毛遂自荐，希望能为疫情防控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两天后，我正式上岗成为永清街道办事处的第一位志愿者司机。
王禾田与他所驾驶的社区转运车
上岗的第一天，我还是有点担心的，走出家门前虽然考虑到了有一定危险，但是在服务过程中才慢慢意识到，生活中原本琐碎的事情竟也会给我带来困扰。
我的职责是从社区接送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前往各个医院治疗，由于日常接触高风险人群，为了与家人隔离开，我休息的时候只能借住在朋友的空房子里。我记得2月6日，我工作到凌晨两点多，刚刚转运了两名患者。当我开车到自己家楼下，脱去防护服时，才想起不能回家。由于第二天上午还要去街道办公地点报到，我就在车上将就睡了几个小时。
我开的车是政府给街道配的面包车，把车内的座椅拆掉后放置了几个板凳，空间更大也便于消毒。接送的患者时，他们常会出现情绪焦躁、恐慌，他们担心自己的病情。我只能耐心地安抚他们，开导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他们心安。
这些天来，我开车带着社区的患者跑遍了汉口所有的定点医院。由于车内空间密闭，我也担心被传染，每天都在高度紧张状态下。在车内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戴不戴护目镜成了最大的问题——不戴吧，又担心自己的安全没有保障，戴上的话视野受影响，开车不安全。
为此，我只能把护目镜摘下来，尽量在行车过程中把窗户放下来吹着风，让空气流通，避免交叉感染。虽然有点冷，但起码能保证行车安全。精神时刻紧绷，尽量多的消毒，尽可能不近距离接触乘客。
然而，一方面为自己顾虑，但另一方面，看到一些行动迟缓的老人，我又忍不住去伸手帮忙，常常让我陷入两难。2月10日凌晨一点多，我转运了一趟患者，本来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不下车的，可当我看到他们那般无助，又于心不忍。他们大包小包拎着，有家人却不能陪同，我还是忍不住下车去帮他们一把。
回过头想，我也会很觉得这样近距离的接触很危险，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传染，总感觉自己是不是在发烧，每天都要量几次体温，我都觉得自己有点“神经质”了。
社区给王禾田的防护物资
我的家人很担心我在社区一线的工作，每天电话不断。问我一日三餐吃的什么，有没有防护到位，嘱咐我吃好喝好睡好，才能增加抵抗力，更好地为社区服务。
今天（2月19日）是社区排查的最后一天了，社区封闭的措施越发到位，执行也更加严谨。通过转运患者数量的下降，我也能看到社区排查工作中可喜的变化。早期，我一天转运过三趟、八名患者。我最近一次跑车时，一天只转运了一趟。我相信疫情总会过去，结束之后最想陪陪孩子，出去旅游散散心。（记者 汤琪 实习生 闫彩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