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有这样一群网络音频平台的主播，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助力抗疫——

　　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

　　33岁的文倩是湖北潜江人，大学教师，网络主播，大年三十应镇上要求录制了疫情通报。车辉供图

　　阅读提示

　　10岁的女孩、电视台主播、公安干警……身在疫区的网络平台主播，用声音传递温暖和力量。在他们的节目中，我们能感受到特殊时期，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所思所想，也能得到信息与信心。若干年后，这将是一份难得的口述史资料。

　　湖北有这样一群网络音频平台的主播，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助力抗疫：协助平台免费录制防疫知识，让更多人获得信息与信心，持续更新电台节目，向外传递温暖与力量。

　　从他们口述的内容，也许我们能感受到这段时间来，疫区的一些片段。

　　10岁武汉女孩的“解忧杂货铺”

　　高若涵，女，10岁，湖北武汉，小学四年级学生

　　今年的寒假和以往都不太一样。外面很多人生病了，好像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不让我出门。

　　不能出门的日子，妈妈让我自己安排每天的生活。学习当然是第一位的。此外，我每天都挤出一点碎片时间，去喜马拉雅录几个故事，有时候还会配一下音。

　　大人们会问我，为什么想去做主播讲故事？我从小就喜欢听爸爸妈妈讲故事，也喜欢上网听故事。我也希望能够让别人快乐，就麻烦妈妈帮我开通了账号，在《思思讲故事》专辑里录一些故事给其他人听。

　　我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主持人。在家空闲的时候，我会在窗台上晒太阳。这次疫情，让我更珍惜阳光以及大自然的一切，想要跟大家说，一定要爱护环境，少吃那些不认识的东西。

　　为了增强体质，每天我会和外公外婆一起做增加肺活量的操。每天做操挺累的，我的脚都弄得好疼，但还是一直坚持下来了。有一次我做操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痛得站也站不起来。第二天，外婆便帮我搬来一把椅子，我坐在椅子上，只做上半身的运动。有时候我也会和外公外婆玩抽乌龟（牌类游戏），他们让着我，基本上都是我赢。

　　我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的关键词是解忧。那我就尽力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用声音尽量让大家开开心心的。

　　疫情过去以后，我肯定还会继续录节目，比如说科普类的，或者是这种跟防止疫情相关的东西，想让大家都做好防护的，最好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

　　蚊帐搭的简易录音棚录制温暖的声音

　　蒋超，男30岁，湖北十堰；曾经是电视台主持

　　腊月28，我回到了湖北十堰的老家。

　　家里今年新盖了房子，母亲张罗了一大堆本地特产，要给许久不见的儿孙辈们做好吃的。

　　我过去是本地电视台的主持人，现在出来创业，在网上做有声书主播。线下，我还开了一个工作室做培训，并在大学里兼职上课。因为工作的关系，过往的几年春节，我在家只能待到初五初六。

　　我老家确诊的病例并不是很多，但是大家有一些风声鹤唳，外面路上也看不到什么人。好在母亲细心，早准备好了食材，地里还有自己种的菜，家里一切都被她安排的井井有条。

　　被疫情困在家中，无形中让我和哥哥有了一次陪伴父亲和母亲的机会。

　　父亲闲不住，但为了家人的健康，我们三番五次劝说父亲春节期间别出去拜年或者干活，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为不让父亲觉得无聊，我和哥哥就每天吃完午饭后陪他斗地主。父亲是个不服输的人，为让他开心，我们哥俩总偷偷让着他。有时怕他看出来，可能第一天赢，第二天再输给他。父亲的笑容，是我们最重视的东西。

　　主播子龙在我们一个群里发起捐款，一小时不到，一百个人不到的主播群凑了将近12万元。作为湖北人，我觉得特别温馨、感动。

　　我这边买不到口罩，一次在群里边问谁能帮忙。喜马拉雅的姜峰老师马上就说，你要多少，我先想办法给你。河南那边一个主播，为了给我买口罩，逛了好几个药店超市，找各个渠道，还要把家里仅存的几个给我寄过来。

　　老家这边没有特别好的录音环境，我和家里人临时搭了一个录音棚。妈妈拿出我小时候的旧蚊帐，我跟老弟在墙上钉钉子拉根线，把蚊帐挂起来，我一个人窝在里面录音。晚上我妈怕我冷，给我搞个柴火炉子。在这个录音棚里，我从早上8点半开始工作，除了中午陪父亲打一会牌，一直会录到晚上。希望这些声音，可以给疫情中的粉丝们带去更多的陪伴。

　　现在，我就期待着疫情过去，所有的人能够平安。

　　身处武汉，我很心疼这座城市

　　木李，女，28岁，警察

　　2014年，我通过公务员考试来到这里，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武汉也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喜欢这座城市，尤其是樱花烂漫的时候。

　　今年春节，因为要值班，我提早跟领导告假返回山西老家。原计划大年初一返回岗位，特意提前去亲戚家拜年。

　　1月23日，我在工作群里看到武汉即将封城的消息，意识到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我马上请示领导，要求返回武汉。这时候大家都想逃离，而我是个逆行者。

　　此时开往武汉的飞机和汽车已经停运，只有火车还发车。那天，妈妈送我到火车站，挥别的一刻我看到她眼里含着泪。

　　我在火车上昏昏沉沉坐了12个小时，全程戴着口罩，一刻都不敢摘。在武昌火车站下车的只有我一个人，乘务员问我是不是医护人员，我笑着摇摇头。

　　回首望去，出站口一个人也没有。我想这辈子仅有这么一次能见到这么空荡荡的武昌火车站。

　　2月的武汉，即便到了中午，依旧湿冷。男同事们负责将辖区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患转运至集中隔离点，接受专业医护人员的看护和治疗。

　　每次出发前，从全身消毒、穿上防护服、戴上隔离帽、蹬上隔离鞋套、戴上护目镜和防护面罩、戴上防护手套，最后再带上一次性手套，全程要20多分钟才能完成。而此时，护目镜上已经满是水汽。

　　对我来说，从老家返回武汉后的14天是最焦虑和难熬的时间。14天，也就是普通的两周，而现在，它是最长潜伏期。

　　我在老家的五天，接触了超过五十人，多数是老人和儿童。我哥开玩笑说，他现在咳嗽，院子里的人都特别怕他。这些天，每天都能收到亲友的询问，我都会回复，健康，让他们放心。

　　我其实很担心影响到别人的健康，最痛苦的不是自己怎么样，而是自己影响到别人，这是最揪心的。好在14天过去了，我和家人们都没有发病，总算能安心了。

　　身处武汉，我很心疼这座城市，与每一个遭受病痛折磨和辛苦工作的医务工作者感同身受。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直观的感受，我曾无数次想象这是一场噩梦，睁开眼一切都会好的。

　　我是90后，13年前非典时我们是受保护的一代。没有什么恐慌，每天看看新闻，觉得不用上学好开心。而现在，疫情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很多感染的都是我们最熟悉的人，此刻正是需要我们担当的时候。

　　像这样的人有很多，这里我们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记者 车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