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猴服汗水湿身 气溶胶时刻威胁

　　病毒侦查员七小时内判“阴”“阳”

　　25℃的室温，再加上密闭的防护服，王兆娥能感觉到身上的汗在往下淌，护目镜上已经起了一层雾

　　王兆娥用笔在每一个EP管和收集柱的盖子上写下样本编号，并严格遵照相同的位置在样本格位中码放

　　半个小时过后，王兆娥将样本从水浴锅中取出，余红接过来将其放入生物安全柜

　　余红（左）与王兆娥从疫情开始就固定搭班。当晚，主操作者是余红，王兆娥是助手，负责样本核对、离心等工作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采集样本之后，新冠病毒是如何被检测出来的？核酸检测是新冠肺炎判定的重要环节，每一个被采样的人都曾等待“宣判”：核酸检测阴性还是阳性。而在各级疾控中心微生物检测实验室里，有这么一群“病毒侦查员”，他们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日日埋头寻找病毒的身影。他们不直接接触病人，却在努力剥开病毒的真实面目，为疫情的处置提供科学、有效、有力的“大数据”支持。一份样本牵涉整个疫情防控大局，他们要对每一份样本负责。从1月20日至今，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的15名“战士”已经连续奋战了40多天，每周7×24小时，检测了上千份样本……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穿上了防护服，跟随“病毒侦查员”们深入病毒检测一线，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检测结果事关个人与全局 心理压力大

　　3月2日下午16点多，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呼吸道病毒检测室外，七个样本转运箱在地上码放成一排。有的是区疾控中心刚刚采回来的样本，有的是属地医院专程派车送来的，有痰液，也有咽拭子，一共19份，均密封在转运箱里，准备送入实验室进行检测——这些样本的主人正等候“宣判”。

　　新冠病毒传染性强，必须严格按照生物安全的规范开展实验，十米开外的更衣室，当班的病毒检测技师余红和王兆娥正在抓紧更换防护服。她俩的任务就是要将这19份样本的核酸全部提取出来。余红来到丰台区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科已经有14年，王兆娥也是有着9年工作经验的老将。这俩姐妹从1月20日就开始固定搭班。当晚，主操作者是余红，王兆娥是助手，负责样本核对、离心等工作。

　　帽子、鞋套、一次性隔离衣、第一层手套、N95口罩、一次性医用防护服、第二层手套、一次性医用靴套、第二层鞋套、防喷溅隔离衣、护目镜……进入实验室，就意味着有暴露在病毒中的风险，余红和王兆娥随时互相检查对方防护服穿戴是否到位。

　　余红说，“我们手中的检测结果不仅关系到样本的主人，还有他身边人的生命安全，还有整个疫情防控大局。在疫情早期，对这个病的认知还没有那么明确，我们的心理负担会特别重，尤其是做出阳性的时候。”这时，王兆娥打趣道：“刚开始那会儿，做出阴性的时候怀疑实验没做好，做出阳性来就怕自己暴露。”疫情之初，她俩总处于这种纠结和矛盾的状态之中，所以，她们总会反复回忆自己做过的每一个步骤，是否做对了、有没有疏漏。

　　取出采样管同时消毒就耗时近20分钟

　　经过十多分钟的准备，17点整，余红和王兆娥穿戴完毕，北青报记者也穿好了防护服，跟着二人穿过两道防护门进入实验室。紧挨着外层防护门，有一层透明的玻璃，坐在外面接应的工作人员尉秀霞可以通过这层玻璃观察实验室内部状态，如果有意外可随时接应。玻璃一侧，有一个小小的传递窗，样本已经通过传递窗依次送入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大约20平方米，里头最重要的设备就是角落里的那台高约两米的生物安全柜，这也是余红将要提取核酸的地方。这台生物安全柜只允许实验人员将双手伸入其中操作，柜内装有特殊的内循环系统，以及特殊的过滤膜，可以保证柜内空气和柜外空气的隔绝，防止病毒跑到柜外。

　　准备就绪，王兆娥拿着刚配制好的含氯消毒剂，将七个装有样本的箱子依次喷洒消毒。打开箱子，取出黄色的95千帕密封罐，消毒一遍后她才递给余红。余红已经在生物安全柜前坐定。她接过罐子，缓缓打开盖子，取出其中的密封袋，再用消毒剂仔细喷洒袋子的正反两面，透过密封袋，可以看到里头的咽拭子和痰液样本。北青报记者发现，因为要彻底灭活每层样本包装表面可能的新冠病毒，光是从转运箱里取出这19份样本，就花了将近20分钟。

　　25℃室温外加防护服 汗水往下淌

　　为了防止病毒感染对实验人员造成危害，每次打开采样管之前，都要对样本进行灭活处理。王兆娥将码放好的样本放入水浴锅中，时间设定为30分钟，温度为56℃。随后，她又在实验台的小卡片的空白处，写下了“17：22-17：52”，为自己提醒时间。来来回回地起身、消毒、递样品，王兆娥的护目镜上已经起了一层雾。25℃的室温，再加上密闭的防护服，王兆娥说，贴身的上衣湿透了，能感觉到身上的汗在往下淌。

　　利用这半个小时的间隙，两人又开始了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一侧的实验台上，七个白色带格位的样本盒已经摆好，每个盒子里按顺序放着20个白色的EP管和收集柱，19个用来处理样本，1个用来做阴性对照，保证实验的准确性。

　　七张送样单上一共19个样本，上面已经标明了每个样本的送检单位、样本人姓名、样本种类是咽拭子还是痰，以及其所对应的样本编号等信息。二人用笔在每一个EP管和收集柱的盖子上写下样本编号，并严格遵照相同的位置在样本格位中码放。比如，王某某的咽拭子样本编号固定为1011，所在的样本盒位置也就固定了下来，就固定在第一排第一号。

　　此时，距离灭活完毕还有十余分钟，二人各自坐在角落里休息。“这里是密闭的实验室，而且戴着N95口罩阻力会很大，所以我俩大多靠眼神交流。”王兆娥让自己安静下来，期待护目镜上的雾气赶紧散去。

　　外包装一层层去除 风险一点点增加

　　半小时后，王兆娥将样本从水浴锅中取出，余红接过来将其放入生物安全柜，密封袋上还冒着热气。静置10分钟后，再依次消毒、打开密封袋、取出采样管、消毒、标上编号、放到样本架，又花了将近20分钟，这些咽拭子和痰液样本才全部被取出并码放整齐。

　　外包装一层层被去除，风险一点点在增加。如果样本中有新冠病毒，且前期未彻底灭活，那么接下来这个步骤就是最危险的。其中有六个样本是痰液，由于痰液黏稠，必须稀释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处理，余红首先要给这六个样本加入痰消化液。她左手捏着采样管的下方，右手捏住盖子，一圈、一圈、一圈，小心缓慢地旋动管体，大约转了三四圈，将盖子打开，按比例加入痰消化液，再盖上盖子，让痰液静置并充分稀释。

　　余红说，尽管已经过灭活处理，但谁也不能保证是否还有未灭活的病毒附着在盖子上，为了避免产生气溶胶，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动作一定要小。

　　随后，要把样本从采样管移到实验专用的白色EP管中，方能进行下一步的细胞裂解。轻轻打开采样管的盖子，用移液器吸取140微升的样本，加入EP管中，盖上盖子。每一个步骤，余红的动作都非常缓慢、小心，用她自己的话说：“在做实验的时候几乎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感觉不到自己在喘气，是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

　　一个样本关系到一个生命，每一步都必须仔细核对，王兆娥站在余红右侧，拿着手里的单子，每吸取一个样本，王兆娥就念一遍样本应该码放的位置：“咽拭子，1015-1，四排一；咽拭子，1016-1，四排二；1017-2，四排三……”

　　平移液体要绕开其他样本表面防止污染

　　要提取核酸，必须加入裂解液将可能存在的病毒进行裂解。余红解释说，这个过程，就是将样本病毒衣壳打开的过程，样本中的核酸，也就是DNA、RNA等物质就全部释放了出来。余红拿起移液器，接上吸头，在盛有样本的EP管中吸起部分液体又放回、吸起又放回，混凝五六次后，使液体更加均匀。10分钟后，样本中加入的裂解液已经将细胞裂解完毕。下一步，就是要将病毒RNA收集起来。

　　此时，就需要将EP管中的液体全部平移到收集柱中。北青报记者注意到，余红在平移液体的过程中，动作十分缓慢，用移液器吸住液体的时候，她特意绕开其他样本的表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其他样本被污染。样本平移完毕，王兆娥将这些收集柱依次放入离心机，离心一分钟，样本中的RNA就全部吸附在了白色的膜中。这样的过程要操作两遍才能将裂解液全部去掉，并把RNA吸附在收集膜上。王兆娥将提取出来的RNA液体交给了早就等候在传递窗外的尉秀霞，送至另一个实验室进行RNA扩增、检测是否含有新冠病毒，还要再等三个小时，也就是一共需要七个小时才能得知结果。

　　卡片上的“三山镇妖”

　　在实验室的工作台上，北青报记者还发现了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火神山、雷神山、钟南山三山镇妖，哈哈哈”，旁边画着一个妖怪的脑袋，“哈哈哈”后面还有三张笑脸。看到北青报记者发现了这张卡片，王兆娥赶紧过来把卡片“抢”了过去，反扣在桌上，羞涩地说：“哎呀别看了，这是上次等实验的时候瞎画的。”余红说，等样本的时候，她们偶尔会在纸上涂涂画画打发时间，写这些话，内心也是希望疫情能早点结束。

　　核酸提取完毕，还要“清理战场”：清洁消毒生物安全柜、清理实验物品和防护用品、装入垃圾袋、高压灭菌处理、消毒桌面和地面，打开紫外线消毒灯……两人完成所有的工作走出实验室，正好是晚上9点。脱下防护服，她们的脸上、手上全是勒痕。余红两侧颧骨的皮肤已经被N95口罩磨红了一大片。当被问到感受时，她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轻描淡写地说：“没啥，早就习惯了。”

　　余红是当天中午11点半吃的午饭，到晚上9点实验结束，其间没吃任何东西。“进去之前也没敢多喝水，怕想上厕所，也感觉不到饿，精神都集中在实验上。”为了安心应对，余红在春节前就把7岁的儿子送回了河北老家。“很想他，希望疫情结束可以早点见到他。”

　　这个检测团队每一位成员都是平凡的英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作“丰台区新型冠状肺炎防控检验技术组”，成员包括：董晓根、秦萌、张玲、封会茹、邢洪光、余红、王兆娥、尉秀霞、张志敏、颜涛、孟志明、李立军、曹佳琪、池秀平、刘晓玲。

　　据北青报记者了解，全北京市的样本检测分为市区两级。目前，北京市疾控中心负责部分重点样本的检测工作，各区的疾控中心负责检测本辖区内报送的样本。此外，全市还有16家具备检测能力的医院实验室，负责本医院样本的检测。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对话

　　担心自己影响到家人

　　40多天没敢进家门

　　对话：丰台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科科长董晓根

　　北青报：就刚才进行的检测而言，您全程盯着这个检测，看到最终检测结果，您是不是心里也舒了一口气？

　　董晓根：是啊，说明形势在好转。

　　北青报：现在机器检测也比较成熟了，也能节省时间，为什么还要采用人工检测？

　　董晓根：人工检测是相对原始的方式，机器检测确实比较成熟，能比人工检测快一个小时，但是这次疫情来得急、来得猛，每一个样本都事关重大，稳妥起见，我们能用人工检测就尽量用人工检测，去把控住每一个环节。

　　北青报：除了本次新冠疫情，平时检测其他病毒的时候，也是用人工检测吗？防护级别也会这么高吗？

　　董晓根：平时像检测诺如病毒、流感病毒、肠道病毒这些普通常见疾病的时候，检测手段也比较成熟，一般会用机器检测，实验室采用二级防护。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特殊，属于新发疾病，我们必须对每一个样本负责，也要对我们的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采用三级防护，就要佩戴N95口罩、穿猴服。

　　北青报：当检测出阳性的时候，您是怎样的心情？

　　董晓根：找不到确切的词来形容。从防控的角度来说，可以防止扩散，与平时的检测工作相比会更有成就感。但也担心这个病人，不仅是担心病人的身体，也担心病人会不会遭到周围人的歧视。作为团队负责人，还会担心我的团队成员，特别是疫情刚发生的时候，怕他们被感染。

　　北青报：那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保证他们的安全？

　　董晓根：平时我也会时刻提醒他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在20日上岗之前，我专门给他们做了防护服的穿脱培训，还派了一名同事每天检查他们的防护服是否穿戴标准，如果不符合标准就不让上岗。现在要求在实验室内工作的时间要严格控制在4个小时。

　　北青报：听说您刚刚结束援疆，假还没休完就来上班了，您在岗位上工作多长时间了？

　　董晓根：对，援疆一年，1月3日回来的。本来可以休一个月长假，但疫情突然，1月20日就回来上岗了。包括我们整个团队，也是从1月20日丰台区发现第一个病例的时候就开始连轴转了，到现在，每周7×24小时，没停过，大家基本上吃住都在单位。我们检测团队15个人，样本随时来随时检测，实验室里25℃的室温，穿着密闭的防护服，刚开始的时候最长待过五六个小时。

　　北青报：这段时间您回过家吗？

　　董晓根：因为担心自己影响到家人，40多天没敢进家门，就回去小区门口取过两次衣服，每次呆不到两分钟，都是爱人给我送出来的。最近一次回去取衣服，我爱人在小区门口看见我就哭了。周围邻居都知道我做的疾控，天天跟病毒打交道，怕回去家里住让他们有顾虑，干脆就不回去了，每天睡在办公室。

　　现在每天手机不敢关机，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不管白天黑夜，随时要处理信息，特别希望能踏踏实实关机睡上几天。（文/记者 蒋若静 摄影/记者 付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