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分钟问了53个问题 下午两点半才吃上午饭 在只言片语中摸排线索 北青报记者带您揭秘——
疾控人的流行病学调查“十二时辰”
在传染病防控中,流行病学调查(以下简称“流调”)至关重要,通过调查弄清感染来源,再将相关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方可阻断病毒传播、控制疫情。眼下,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北京疾控系统的流行病学调查员们几乎是在“连轴转”,对每个病例抽丝剥茧地进行调查。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跟随北京市丰台区疾控中心的医学侦探们,体验了流行病学调查的“十二时辰”。
3月4日8时30分,北京市丰台区疾控中心信息组收到一条消息:辖区内某医院上报一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这名疑似患者姓张,是一家餐馆的厨师。接到任务后,流行病学调查员武晶和李若曦立即展开了调查工作:这个疑似病例具体症状如何?他是通过什么途径被感染的?他先后接触了哪些人……这个“相对简单”的病例,调查员们也用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去调查,最终找出了16名密切接触者。
9:00 前期准备
提前打电话沟通
为调查做好充分准备
有着10年疾控工作经验的武晶一袭黑衣、留着短发,显得十分干练。4日上午9时许,武晶收到了医院转来的患者临床诊断信息和专家会诊意见。随后,与患者电话沟通发病情况、打印患者的基本信息、准备纸笔和文件夹……这一连串的工作武晶几乎是一气呵成。没有人知道,此前她已经连续奋战了两天,前一晚更是只抽空睡了两个小时。
此时,疑似患者张先生正在医院的隔离病房观察,医院已采样,即将把样本送至丰台区疾控中心进行检测。但考虑到这个疑似病例从事餐饮行业,存在一定的风险,武晶和李若曦决定先去一趟医院,与张先生当面沟通。在病房里待的时间越长,被感染的风险就越大,对患者造成的心理压力也越大。于是,武晶提前拨通了张先生的电话,与他进行沟通。
电话那头,张先生的语气显得有些焦虑:“我应该不是这个病吧?”“核酸检测结果什么时候能出?”“会不会影响到餐馆生意?”面对对方接连不断的发问,武晶轻柔地安抚着他的情绪:“结果出来我们第一时间通知,您先踏踏实实休息,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先别想这么多。”
“麻烦您准备一下您店内员工的个人信息,我们下午会去现场看看。”在武晶旁边,搭档李若曦正跟餐馆老板通电话,请对方准备好相关材料。许多人乍听到李若曦的名字时都以为这是个女生,其实他是个干净利索的帅哥,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丰台区疾控中心,如今也是有着7年工作经验的“老将”了。
上午11点,去医院现场调查时要用的物资已经放在桌上:三个鼓鼓的双肩包里装满了防护服、护目镜、口罩、手套、鞋套……当天负责消毒接应的疾控工作人员是袁梦和郝文斐,清点好物资,一行人出发了。
12:06 进入病房
询问病人配合默契
一个眼神就能够意会
与医生沟通、穿好防护服……抵达医院后,经过一系列准备,“流调小分队”在12时06分进入张先生所在的隔离病房。
“您好,我们是丰台区疾控中心的流调人员。现在感觉怎么样?有什么症状吗?”李若曦和武晶走上前去,像拉家常一样,口气柔和地问起张先生的病情。
“我就是个炒菜的,胸前的疙瘩有点疼。”张先生撩起衣服,将胸前的疙瘩展示给李若曦和武晶看,并表示自己是“疙瘩疼了”才来医院看病。
“有发烧吗?”李若曦追问。“没有。”张先生摇摇头。“有干咳、乏力吗?”“也没有。”
“但大夫说您有干咳的情况。”武晶根据临床诊断信息及时提醒。“我就是上班炒菜的时候会呛到。”张先生说。
听到这个回答,李若曦稍稍加重了语气:“一定要如实说哦。”“就是炒菜被呛到了,像这样,咳、咳、咳。”说着,张先生特意咳嗽了几声。
李若曦和武晶交换了一下眼神,对张先生说:“您还是有点紧张,咱慢慢说,不着急。”
“对,咱不紧张,接下来还会问您很多问题,细节比较多,您慢慢回忆。”武晶立刻接过话茬儿安抚张先生,并开始询问他家里人的情况,让他放松下来。
等张先生情绪稳定了些,武晶通过聊天式的询问,继续试探验证他的症状,确定发病时间。最后张先生坦承,他从过年前就开始有轻咳。
12:55 走出病房
在49分钟时间里
站着问了50多个问题
根据张先生所述的发病日期往前追溯14天,李若曦和武晶你一句我一句,又仔细询问其每天的行踪。
在隔离病房待了一会儿,流调员的护目镜就起了雾气。记者 付丁 摄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不一会儿,李若曦和武晶的护目镜内侧已经布满了细小的水珠。中午的太阳透过窗户照进来,穿着防护服更加闷热。二人却还在不停询问、记录。发病前14天活动史、乘坐过的交通工具、医院的就诊经历、与同事的接触情况……他们手中的记录单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标注。
“您快吃饭吧,饭菜都凉了,也麻烦您这么长时间,您踏实地好好休息,有结果我们第一时间告诉你。”问完了最后一个问题,李若曦和武晶还不忘安慰张先生。
二人从病房出来时,走廊上的时钟指针已经指向12点55分。粗略算下来,在这49分钟时间里,他们至少询问了53个问题,平均不到1分钟问1个问题,而且全程都是站着询问。
脱下防护服,他们的脸上、手上被勒出了一道道勒痕,贴身的衣服也早已被汗水打湿。对此,武晶满不在乎地笑了笑:“嗨,都习惯了。”
13:40 回程路上
没有排除疑似之前
都要按确诊病例来对待
结束了在医院的调查,13时40分,武晶一行人踏上回程。路上,李若曦表示,从胸片、症状、血象检查以及流行病学史等情况来看,张先生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性不高,“但非常时期,在没有排除疑似之前,就要按照确诊病例来管理。”
“万一最后的检测结果是阳性,而我们没能提前把患者和他的密切接触者都控制住,这些人再到处活动,影响范围就更大了。”武晶补充道。
此时,张先生的核酸检测结果还没出来。如果结果是阴性,是否意味着调查工作就白费了呢?对此,李若曦并不认可,“如果是阴性,我们会很高兴,说明病例越来越少了,疫情防控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这是个好消息。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松懈,这是一个新病毒,我们对它的了解是通过不断地做流行病学调查来增进的,每个调查都很有必要,都要认真对待。”
“就算没有症状,仍有可能是无症状的感染者。在没有确诊之前,宁可认为他就是患者,也不能漏掉任何一步,不能掉以轻心。”武晶说。
14:30 吃上午饭
去餐馆和宿舍摸排
发现另一条关键线索
待回到疾控中心吃上午饭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半了。扒拉了几口盒饭,放下筷子,武晶和李若曦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张先生工作的餐馆进行调查。为了不引起餐馆员工及周边居民恐慌,一行人在离餐馆100米左右的路口停了车,这个直角转弯的路口刚好挡住了车子。
“怎么角落里还有烟头?垃圾得及时清理,还得加强通风。几位员工的口罩佩戴方式都不规范,得再往上拉……”面对餐馆里存在的问题,二人直接现场“挑刺”,表示安全卫生马虎不得。
在调查现场,武晶(右二)和李若曦(左二)向餐馆员工示范正确的口罩佩戴方式。记者 付丁 摄
在当天上午的调查中,张先生自述其为厨师,在店里一般在厨房活动,不与大堂客人接触。为了掌握并印证其在店内的行动轨迹,武晶和李若曦又来到了二楼监控室,花了半个多小时查看监控。
“现在我们要先大致确认他在店内的行动轨迹。如果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被确诊了,我们就要把他发病前14天到就诊日期间,店内的所有监控记录全部进行仔细查看,寻找密切接触者。至少目前,由于吃饭和休息时是不戴口罩的,店内的16名同事已经全部算作密切接触者了。”武晶说。
张先生住在距离餐馆约100米处的一个半地下宿舍,与他住在一起的还有其他8名同事。在调查中,一名同事向武晶和李若曦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其曾经在上个月底与张先生一起去过超市。这与张先生上午在医院自述“3月1日去过超市”不符。
这一关键内容引起了武晶和李若曦的警觉,在后续的补充调查中,他们将顺着这条线索进行摸排,甚至得去超市调监控。
18:00 赶回单位
来不及吃饭先整理报告
中间只吃了一个橘子
走访完张先生工作的餐馆和宿舍,武晶和李若曦回到丰台区疾控中心,此时已经是18时,天都黑了。“得赶紧修改报告,郝文斐和袁梦已经整理了初步报告,现在我要把下午调查的内容补进去。”顾不上吃饭,李若曦开始在电脑前埋头打字。直到20时左右补充完报告,李若曦只吃了一个橘子,而这中间他一直没从座位上起来过。
“您先吃口饭吧。”“不行,同事还等着我另一个报告呢,拿不到这个报告他没法下班。”说着,李若曦已经点开了另一个文件夹,继续埋头完善报告。而在他对面的工位前,武晶正忙着处理前一天的一个病例进展报告,和组员讨论病例情况,核实最新的进展与相关细节。
23:41 上交名单
一天工作了超15个小时
他干脆在值班室过夜
凌晨,流调员们仍然在工作。记者 付丁 摄
当日23时41分,李若曦把密切接触者的名单上交,当天的工作算是告一段落。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进行补充调查等工作,李若曦干脆睡在了值班室,“不回家也有好处,第二天不用着急往单位赶。”
武晶则表示,这个案子算比较顺利,“张先生很配合,目前来看他的活动轨迹相对单一,接触的人也不多,调查起来没那么费劲。”这个“相对简单”的案子,他们从当天8点半到23点57分,忙活了超过15个小时。
幸运的是,张先生两次核酸检测结果、新冠病毒特异性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李若曦说,如果胸片结果好转,且经过临床专家组诊断符合出院标准的话,张先生就能正式出院了。到那时,相关的调查工作才算正式告一段落,此案中所有的密接者也都将解除观察。
对话
“流调不仅是问问题写报告 还有人文关怀在里头”
对话人:北京市丰台区传染病与地方病防制科科长 杨霄星
北青报:调查一个病例通常需要多久?
杨霄星:得看病例的复杂程度。一般来说,12个小时内就要上交初步的流调报告,再不断跟进完善。比如之前有个案例,因为患者有所隐瞒,光流行病学调查就做了三天,反复找不同的人核实情况。每个案子我们都要随时跟进展、补充报告。一个案子从接到报告那一刻开始到患者解除隔离,要全程盯着,这个过程会很漫长,有个别案子可能跟一个月都没结束。
北青报:疫情发生后处于怎样的工作状态?
杨霄星:我们多个科室组成了一支48人的流调队,分了12个组,4个人一组,轮流“接单”。案子多的时候一天要同时接两单,没日没夜地连轴转。案子随时来随时接,经常调查完回来就已经是半夜了,再加上写报告、审报告,一般都得到凌晨三四点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工位下面都有一张折叠床,拉开了铺上就能睡。自从1月20号以来,大家都很少回家,困了就在值班室或者工位上睡觉,但也睡不了几个安稳觉,因为随时会有电话进来,随时有可能被召唤。
北青报:除了做流调,还需要承担其他的任务吗?
杨霄星:有的患者被确诊了,但是家里的老人、孩子没有人照顾,他们遇到了难处,就会向我们求助。我们也会把情况及时上报,由卫健委通过民政部门和属地街道去帮助解决。之前有一对夫妻被确诊,但他们还有个一岁的孩子无人照顾,妈妈给我们打电话哭诉,我们也感到很难过,帮她各方协调。后来孩子的检测结果也是阳性,可以跟妈妈一起去定点医院治疗。心情挺复杂的,这是个不好的消息,但也是个好消息,至少孩子不用跟妈妈分开了。流调,不仅仅是简单地问问题、写报告,还有人文关怀在里头。
北青报:北京疫情逐步稳定,工作压力轻了吗?
杨霄星:并没有。一开始是以疫源地输入性病例为主,后来出现了家庭聚集性病例,现在随着复产复工可能会有单位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再加上疫情在海外扩散,国外输入性病例也在出现,所以疫情风险在不停地转移、转化,我们的压力一点也没有减少,丝毫不敢松懈。。(记者 蒋若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