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佳丽｜26岁｜护士｜贵州贵阳
整理：向定杰｜记者 编辑：刘梦妮
２月７日，作为一名护士，我第一次进入武汉江汉方舱医院。
这里和传统医院差别太大了，满眼都是密密麻麻的患者。印象最深的是听到一个孕妇过度紧张地说，感觉自己到了病毒堆，连呼吸都怕有错。
我接管的二三十个病人，年龄最小的是个男孩，只有１５岁；年纪最大的是他爷爷，已经７３岁了。
男孩是单亲，他们一家共4口人。疫情暴发后，奶奶感染重症去世，妈妈在方舱里的另一个区。
前段时间，孩子快要出院了。妈妈和爷爷还不能出院。大家都在担心，孩子出去了没人照顾。
这时，旁边有一位小伙子，说他也快出院了。到时候，可以帮忙照顾这个小朋友。
原来，这位热心肠的小伙子，就是前不久走红网络的方舱“读书哥”——这位留美的博士后戴着口罩，在方舱病床上安静阅读的照片，在网上刷屏了。连他读的那本书，听说都成了畅销书。
后来，这位“读书哥”真带着这个15岁孩子一起出院了。
听说，方舱内图书驿站的建立，就跟“读书哥”有关。现在，病人随时都能去那里拿书看，可以打发不少时间。
在方舱，我第一次穿戴上防护用品。一开始很不习惯，遇上天气好、温度高的时候，真的特别难受。
记得第二次进舱，护目镜的带子太紧，压得我太阳穴胀痛，头昏脑涨想吐。那天，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我护理的大多数病人，都是中年人。开始的时候，工作起来很吃力。病人和我们都是刚刚到这里，环境很艰苦，病人情绪也不大好。
最初，他们都不愿意下床活动。每次上班，我都会去喊他们适量运动下。与他们交谈时，会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医生安排的检查做了没有，掌握自己的近况没有。
我想自己多一些问候，或许能在这个密闭的空间，给予他们更多安慰。慢慢地，大家熟悉起来，病人们也开始改变沮丧的心情，主动要求下床活动、锻炼身体。
方舱的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后，各方面服务也越来越好。以至于有快出院的患者，跟我们说想多住几天。
之前有人在方舱里跳广场舞，网上炒得特别火。后来已经不鼓励跳了，改为打太极拳之类舒缓的活动了——据说，跳广场舞容易引起灰尘和飞沫。
在我负责的病人中，有一位患有糖尿病。每一餐，我都会提醒他吃什么、不吃什么，多吃什么、少吃什么。
没想到，我的用心被他记在心上。２月１９日，我除了收到所护理病人的联名感谢信外，还有一封是他单独写的。这些都让我觉得，出征武汉并没有那么苦，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这段时间，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关爱也很多。武汉这边发了很多生活用品，家乡贵州又寄了几批过来。爱心礼包里面，除了羽绒服、鞋子，连辣子鸡都有。
吃着家乡的辣子鸡，我也有些想家了。我至今仍清楚记得，离家之前的那几个小时。
２月４日半夜，我正在息烽县中医医院值夜班，护士长打来一个电话。她说，医院有个援助武汉的名额，问我是否愿意去。
“愿意！”我立马回答。但也许我决定得太快，反而引起了护士长的担忧。她又追问：“你确定要去吗？会很辛苦的，你能不能坚持？”
想到自己没结婚、没孩子，况且国难当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为了表达内心的坚决，我对护士长讲：“不要再说了，我去。”
在做决定的过程中，我心跳有些加速。放下电话，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有些害怕告诉家人这个决定，怕他们担心。
1个小时后，我回家收拾行李。尽管很小心，但还是惊动了父母和爷爷。
他们知道我要去武汉增援的事，可能是怕我乱了阵脚，都表现得很淡定。８３岁的爷爷还说，去吧，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我的心一下子安定下来。
我们一家人在火炉面前，坐到了天微亮。大家聊了什么时候走、要带哪些东西、医院去几个人等等。之后，便不敢延伸这个话题了。
我一边逗我的小侄儿，一边和家人谈着以前家里的事儿，就这样度过了在家的最后两三个小时。
清晨六点，带着匆忙收拾的行李，我返回医院。下午2点，我在贵阳机场，与贵州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１０１名成员汇合，一起飞往武汉。
到了武汉，大巴车开进市区，偌大的城市竟然空荡荡的，几十层的高楼就那么几处灯光，大家都有些紧张。
第二天开会时，同行的一位小哥哥，用胶带把窗户透风的地方都封了起来。经过两天的培训，我们渐渐消除了一些恐惧，也学习了怎么和病人沟通，以及防护用品的选择及穿脱。
进入方舱后，我的任务主要是为病人测体温、脉搏、血压、血氧饱和度，并做好记录。此外，病人生活也是我们负责，比如发盒饭、牛奶、水果。
转眼到了２月下旬，贵州医疗队管理的患者开始陆续出院。其中，也有我护理的患者，包括跟着“读书哥”一起离开的小男生。
看着病人们纷纷康复出舱，我觉得我也快回家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