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张抒扬（右）为该院支援武汉医疗队员戴好口罩。本报武汉一线报道组记者 季春红摄/光明图片
从1月23日武汉封城那天起，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就开通心理热线，协会常务秘书长杜洛君和咨询师们每天接听100多个求助电话。3月初以来，杜洛君又带领咨询师们从线上走到线下，穿上防护服，走进康复驿站，对治愈出院正在隔离的康复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她向记者讲述了深入隔离点进行心理疏导的故事——
3月12日以来，受武汉有关区防疫指挥部邀请，我们分别去武汉三个新冠肺炎康复人员隔离点，进行面对面的心理疏导。3月12日，去江夏区一个198人的隔离点；3月19日，去青山区最大的隔离点，有300多人；3月21日，去江岸区最大的隔离点，有700多人。在这3个隔离点，我们共进行团体辅导200人，个案辅导52人。
每个隔离点的环境不一样。江岸区隔离点和江夏区隔离点像方舱，屋外有空地，人们可以交流、散步，还组织跳广场舞、打八段锦等。青山区的隔离点是公寓式的，每个人在自己的房间，很少有相互之间的交流。我们进去需要严格的三级防护，但我们并不担心，因为风险是可控的。
这些康复的朋友有一个名称叫康友。他们都经历过从方舱医院、定点医院再到隔离点的经历，再经过14天的隔离后，就可以回家了。康友们都有共同的担心：一是自己的身体情况怎样，会不会复阳？二是回到社区后，会不会受到居民的排斥和歧视？
有一位50多岁的康复人员，他在疫情暴发早期就主动做志愿者，运送物资、运送患者、运送医护人员上下班，可自己却不幸感染。我问他：“你后悔做志愿者工作吗？”他说：“不后悔。”我又问：“康复之后回家，你打算做什么？”他说：“我还会继续做志愿服务，我有一个500人的团队，他们都等着我呢。”
还有一位康友跟我说，他在辗转过程中遇到不同的人，有让他感动的医护人员，也有让他感到很难受的一些人。他说：“我一直在跟我的女儿和女婿说，你们要好好工作，遇到这场灾难，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是国家给了我们这条命。”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这就是他们的宽厚和善良！
一次，我们遇到一位30岁左右的男性康友，他在住进隔离点时被其他康友冲撞，就穿着单衣在楼下待了一个小时，导致发烧，身体和心理都有不适。我给他做心理评估，隔离点的医护人员每次查房时，都会和他谈话交流15分钟左右。第6天我去见他时，他的恐惧感已从最初的10分降到了5分。当我和他结束交流时，已经下降到3分。
在交谈中，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疫情中的行动冷静、恰当，这让他对自己有了新的认知，获取了很大的心理动力。他说，我们让他看到自己的未来，他会用自己的力量，带着当下的自己穿越困境，不断往前走。
通过对三个隔离点康友们的心理疏导，我感觉到，他们的心理是稳定和坚强的，我对他们非常敬佩。他们不只是患者，也不仅仅是康友，他们其实更是战士，是用肉身去跟病毒打仗的人。
我对康友们说了这个感觉，这让他们很感动。他们说：“如果其他人像你这样看待我们就好了。”我说：“一定会的！勋章还没有发给你们，没关系，咱们自己先画一个。”他们很开心。
对于社会来讲，经历了这场疫情的康复人员，是付出了代价的人，是亲身经历了这场战火的人。希望这些受伤归来的战士们，能够有更强大的内心，尽量保持自己内在的平衡。我对他们说：“你们都经历了枪林弹雨，还怕什么呢？”
歧视和排斥，不应该是这场疫情中健康的人们所具有的姿态。康友们熬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经历了多么漫长且艰难的考验，他们终于回来了！这个时候迎接他们的应该是笑脸，而不该是漠然甚至排斥。
人们憎恶的是病毒，而不是我们的父老乡亲。
（报道组成员：本报记者蔡闯、张勇、王斯敏、张锐、章正、晋浩天、李盛明、安胜蓝、刘坤、卢璐、姜奕名 本报见习记者陈怡 光明网记者季春红、李政葳、蔡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