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朱慧瑶上班的第4个年头。2016年，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专业毕业后，她便选择在长宁区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工作。大年初一晚，全副武装的她作为应急流调小分队的一员，前往区内定点发热门诊进行采样和对疑似患者的流调问询。

　　“这是我第一次直面大型公共卫生事件。”朱慧瑶的日常工作是在慢性病防治科进行生命统计，和年龄、人口、慢病发病率等数据打交道。“其实，公共卫生不只是疫情，往大了说，这是一件为人群谋福利的大好事。”

　　“公共卫生20条”指出，将鼓励医学院校设置并加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相关专业学科建设，建设公共卫生医师队伍，分类建设各类专业应急处置“战斗队”。正如这位90后疾控人所说，医学院校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作为公卫人才的摇篮，将在这场大疫后发挥更为深远、重要的作用。

　　公卫从业人数呈下降趋势

　　在讨论公卫人才建设升级之前，全社会不得不直面一个尴尬的现状：多年来，公共卫生人才队伍流失严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郝模教授带来一组数据：目前全国公共卫生人才队伍人员数量不足、且呈现下降趋势，从人员配置来看，尚未达到1.75人/万人口的规定，规模适宜程度仅为适宜标准的45.9%；近年来，从业人数更是呈下降趋势，2009年至2017年间，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人员和卫生技术人员分别减少了3.0%和4.1%。

　　朱慧瑶和同学们的经历也或多或少反映着一些问题。“我们班毕业时有28名同学，最终进入疾控中心工作的仅有5人。”其他毕业生的去向是哪里？“医药公司、出国、考研、考公务员……”她想了想，“其实毕业生们有时候不得不考虑现实的生活问题，疾控部门在这一点上的优势可能并不明显。”目前，公共卫生人才整体收入水平不高，工资分配仍旧存在“平均主义”现象，以某东部省份为例，传染病防控人员的年平均收入仅为医院职工平均收入的61.4%，激励有效程度仅为适宜标准的37.5%。

　　除了从业人数少，专业人员素质不高是公共卫生人才的另一大瓶颈。郝模分析表示，《2018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技术人员中中专及以下的比例仍高达23.4%；技术型、管理型专业人才严重欠缺，“例如，有经验的传染病一线现场流调人员所占比例偏低，能力胜任程度仅为适宜标准的44.9%。”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蔡泳介绍，他们2007年首次招收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2010年首次招收博士生，每年毕业生总人数不超过百名。“人才是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的根本，此次疫情向我们、也向全社会发出呼唤：医学教育领域，普遍存在的重治轻防现象到了亟待改变的时刻。”

　　提升收入之外还要有科学评价

　　“我们必须承认，公卫服务的社会效益较临床医学相对不明显，回报周期也相对较长。”蔡泳坦言，要“抓”住优秀人才，必须针对这一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他提出：“是否可以从学制方面进行创新？如临床医学目前有5+3模式，公共卫生领域是否可以打造5+2模式培养高端人才？如复旦、交大等院校理应更多承担起责任，是否可以在保证考核质量的前提下，适当提高直升比例，让更多人才进入研究生阶段？此外，是否也可以借鉴师范生招录模式，打造一支长期从事、终身从事公共卫生事业的青年储备队。”

　　郝模建议，公卫人才培养“升级”除了做好院校“招得来”的工作，更应想办法“留得住”，“首先应提升专业人员收入水平，如至少提高到和所在地区同级综合医院卫生技术人员的薪酬水平相当，并能有薪酬增长机制；其次，科学评价个人工作绩效，充分调动专业人员的积极性；最后，在营造吸引和稳定人才的环境氛围下，建立严格人才准入制度，明确准入标准，严格控制非专业人员进入专业机构，方可解决当前激励不足、专业人才缺乏、队伍不稳的短板。”

　　本市拟招收公卫应急管理人才

　　所幸，医学教育创新探索及人才培养已开始启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汪玲透露，自2020年至2024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每年拟招收卫生事业管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方向）5至10人；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也透露，今年或将有扩招计划。

　　这一次疫情中，“把科学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成为不少疾控人的座右铭。“公共卫生涉及的面太广了，除了医学背景，所有与健康相关的因素，如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公共行政学等相关知识都需知晓一二。”汪玲介绍，为此，复旦大学也已建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心，以上海医学院为主体，包括公共卫生学院、管理学院、社会学院、法学院、新闻学院、哲学学院、大数据研究院等的多学科领域将交叉融合开展理论研究。

　　“不难发现，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发和输入传染病不断出现，疾病谱和群众主要健康问题也发生了转变。”专家表示，医学模式正转变为“环境—社会—心理—工程—生物”模式，“我们在欧美、日韩、新加坡等地考察中也发现，许多预防医学专业的高端人才来自临床医学毕业生深造攻读公共管理或公共卫生硕士。在努力建成全球公卫体系最健全城市之一的上海，或许未来也会涌现更多能解决健康领域重大科学问题、应对重大疾病防控挑战的医学拔尖创新人才。”

　　朱慧瑶还记得，在校期间和悉尼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交流中曾让她感触良多，“公共卫生从业人员的职业荣誉感和成就感，其实与社会大众的大健康观念息息相关。当越来越多人不再抱着‘生病才看病’的想法时，从事公卫疾控工作的我们，或许会更坚定地爱着这份幕后英雄的事业。”（记者 黄杨子 顾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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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