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强制撤筒破袋,其他垃圾“容错性”高
北京垃圾分类5月1日实施 “柔性”政策循序推进
“现阶段应统筹做好防疫工作和垃圾分类工作,在不影响防疫大局的情况下,有序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把防疫工作形成的社区精细化管理和居民的规则意识、卫生习惯等转化为推进垃圾分类的优势。”
继上海等城市强制生活垃圾分类之后,北京市也将重拳出击了。
5月1日起,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正式实施。为配合《条例》的实施,北京市还印发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行动方案》以及四个实施办法。
北京生活垃圾分类新规有哪些特色?各辖区公布的实施细则有哪些亮点?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式下,新规将如何平稳落地?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明确责任主体,刚柔并济是特色
近年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去年,上海、无锡等城市纷纷试水。
相比其它城市“北京市十分强调机关单位的带头作用,尤其是在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和收集方面。”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分布着大量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军队等,新规极力促使这些机关单位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社会上带起一股垃圾分类新风。
再者,“新《条例》强化了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约束,明确规定单位和个人是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对于不按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行为,城管执法部门可处以罚款。”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杨宏山表示。
新《条例》指出,对未按规定分类的单位进行1000—10万元金额不等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予违规且不听劝阻的个人书面警告,再次违规处50—200元罚款。
“刚柔并济是北京市垃圾分类新规的一个重要特色。”刘建国说,从处罚力度上可以看出北京市在推行新规的强硬态度和坚定决心,这是“刚”的一面。然而处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北京市新规在分类标准和方法上仍留有一定余地,并未绝对化,而是以相对人性化的“柔”政策促使垃圾分类循序渐进。
“比如,北京市新规充分考虑了前端投放、运输与后端处理能力的匹配度,分类方法也相对务实。”刘建国举例,北京市四分法(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中充分发挥了其他垃圾的“容错性”。也就是说,如果民众无法特别精准地判别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可以将之置于其他垃圾中。这种做法可操作性高,也能减轻民众对垃圾分类的抵触心理。
很多人注意到,新《条例》没有采取强制撤筒和厨余垃圾破袋投放的规定。“这也体现了北京市管理与服务并重的总体基调。”刘建国表示,不可否认破袋、撤桶确有一定优势,可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垃圾收集量、分类品质,便于管理。但北京市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方式,采用固定式、流动式并存等柔性的投放模式,积极探索如何降低垃圾分类的整体社会成本。
在分类标准上,北京的四分法与上海等城市(上海四分法: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也有所不同。刘建国解释说,北京垃圾分类桶的标识、颜色和分类名称都与国家规范一致,垃圾运输车的颜色也与垃圾桶的类别相对应,以便于社会监督,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先分后混”的现象。
值得强调的是,北京市还要求各级各部门把这项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用好联席会议平台,成立工作专班,形成工作合力,为生活垃圾分类新规实施保驾护航。
各辖区提前部署,因地制宜制定行动方案
为了更好地迎接“五一大考”,北京市已有多辖区制定了生活垃圾分类细则,力争提前部署、稳步推进。
在刘建国看来,各区在新《条例》的大框架下,根据人口分布、基础设施等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行动方案。例如,海淀区、朝阳区面积大、人口多,产生的生活垃圾总量也多,现阶段辖区内的后端处理设施相对全面和系统化,因此在制定行动方案时会兼顾垃圾分类全流程的监督管理。
朝阳区要求区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4月15日前率先实现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为保障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环节顺利衔接,实现垃圾分类全流程闭环管理,朝阳区正在加快推进各类环卫设施建设、计量称重改造和精细化管理系统搭建等工作。
海淀区则充分发挥教育资源优势,在培养市民垃圾分类意识方面下足了功夫。日前,垃圾分类网课已陆续登录海淀区中小学资源平台,中小学生可在家学习垃圾分类课程。
“再如,东城区和西城区在本区内没有垃圾焚烧厂、填埋场等末端处置设施,因此会在源头减量、分类投放、收运过程进一步减量等前端多下功夫。”刘建国说。
东城区垃圾分类坚持“干湿分开”,重视“资源回收”。建议民众在厨余垃圾产生时就把它与其他品类垃圾分开,投放前沥干水分。切实提高厨余垃圾分出质量,做到“无玻璃陶瓷、无金属杂物、无塑料橡胶”的“三无”高水准分类。针对可回收物,可预约上门回收。
有相关报道指出,西城区将建立“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即在开展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过程中建立试点,对未实行垃圾分类或垃圾分类不符合要求的小区,管理部门要提出整改意见,对多次违规拒不整改的、拒绝收运的,移交执法部门处罚。
大兴区、延庆区等也纷纷出台相关工作方案,各有亮色。如重视原生垃圾实现资源化处理、施行“5+1”模式分类等。
重点服务防疫大局,新规推行任重道远
北京市各辖区都在积极“备考”,但现阶段也是抗击新冠疫情的重要时期,病毒防护问题如何解决?
“要将新规落到实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杨宏山坦言,防疫特殊时期,民众对垃圾分类的关注不如去年上海推行新规时火热,因此应加强相关宣传,提高民众垃圾分类能力,激发分类热情。投放、中转、处理环节的基础设施是否到位也是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在垃圾运输、处理过程中,应尽量做到及时消毒和封闭处理,避免细菌、病毒感染。
“现阶段应统筹做好防疫工作和垃圾分类工作,在不影响防疫大局的情况下,有序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把防疫工作形成的社区精细化管理和居民的规则意识、卫生习惯等转化为推进垃圾分类的优势。”刘建国道。
杨宏山强调,垃圾分类工作并非单体作战,而是涉及到市容环境、发展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生态环境、城管执法、财政等多个行政部门,总体来讲需要属地、部门、单位、社区四方合力为之。
“垃圾分类工作面临着两方面挑战,一是可回收物再利用,二是厨余垃圾精准分离。”在杨宏山看来,前者北京市总体相对不错,这归功于较大规模的拾荒群体,包括拾荒者,废品收购、经营者等。至于后者,厨余垃圾含有极高的水分与有机物,易腐坏,易滋生细菌,还容易污染可回收物,故厨余垃圾的精准分类不论在哪个城市都是个挑战。
“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市政府需找准抓手,促使各区和街道落实属地责任。对生活垃圾减量化进行考评,是一个重要指标。生活垃圾减量化的前提是做好分类管理,实现可回收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杨宏山提出,“将生活垃圾减量化作为考评指标,有利于更精准地调动各区积极性,促使各街区、社区推进治理创新,形成各具特色的监督管理模式。”
“未来还可借鉴发达国家对生活垃圾收集实行收费的政策,推进我国垃圾分类企业化运作,提升可持续性。”杨宏山表示,考察国外城市垃圾分类管理,一条通行做法是对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实行收费政策,对不可回收的生活垃圾按容量收费,可供我国借鉴,未来城市生活垃圾收集有必要引入经济手段。(于紫月 本报记者李禾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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