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是考古队员绘制的“南海Ⅰ号”沉船全景素描图。观测角度是从沉船右后侧俯视船头方向。围绕沉船四周的是沉箱壁。林唐欧绘

　　“南海Ⅰ号”露出全貌的时刻

　　早期的考古现场都会采用带有透视方法的素描速写方法进行现场记录。半坡遗址、广州南越王墓考古现场都曾专门请画家到现场绘制素描图。此图绘制于2015年12月。作为现场发掘的参与者，作者负责现场测绘和画图的工作，每天都留意着沉船随着发掘进度而产生的变化。

　　2013年2月开始发掘时，沉船表面覆盖着厚厚的海泥和凝结物，经过近两年的时间才把沉船上表面、四周清理干净。2015年年末时才露出图中状态。

　　这张图记录了发掘工作已经暴露出整船的隔舱板、船壳板，但还没有进入船舱内发掘。整条船除艏尖舱已不存外，可以辨识出14个舱，残长21.91米，宽9.87米。可以看出船头和个别船舱、船艉右后侧有少量凝结物，其它舱都已暴露出船舱里面的陶瓷器。

　　沉船上层驾驶室、楼垛、生活室等已经不复存在。在海洋生物的吞噬、海水腐蚀和现代渔业的干扰下，沉船表面遗存很难保留下来。从国内外情况来看，在同期木质沉船中，“南海Ⅰ号”已是保存最好的了。 （林唐欧）

　　遥远的起点

　　●1987年 中英合作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莱茵堡号，意外发现了“南海Ⅰ号”。同年，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成立。

　　●1989年冬季 中日合作进行第一次水下考古调查。

　　●1990年春季 中澳合作在定海村进行水下考古培训。

　　●随后的11年间，“南海Ⅰ号”一直处于静静的“搁置”状态。

　　1990年定海水下考古培训时，记者（照片左二）也曾下水，设法近距离观察遗址状况和队员们的工作。崔勇（照片右一）是记者在水下的守护人之一。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是最早详细报道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发展的新闻媒体。 （本报资料照片）

　　1990年春，我在阴雨中登上长途大巴，从广东向北慢慢进入福建，从一个采访换到另一个采访。这次的目标是福州北部的连江县定海渔村。定海湾沉船很多。中国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以这里为培训基地，汇集来自各地的一批年轻人，天天潜水，充满激情地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连江刚刚散去前线的紧张气氛。与我在2019年重返这里相比，那时生活平静而单调。我结识的这批学员，大多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的骨干。

　　那段经历——被称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一个节点，至今还在各种场合被反复提起。

　　我和崔勇也在定海相识。这家伙遇到熟人就变成半个话唠，在水下的体态远比在陆上优雅、耐看。那时好年轻！憧憬总能抹去各种忧伤，浪漫常与激情共存。后来我们甚至结伴启程想去西沙，我去采访海军战士，他要去找沉船……即使这样，当年聆听中国水下考古奠基人俞伟超先生描述未来时，我们依然难以意识到，中国人会在“南海Ⅰ号”上投入了超越30年时间。

　　崔勇：

　　我现在的职务是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负责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水下考古发掘。具体承担项目就是“南海Ⅰ号”。

　　参加定海培训时，我已在与“南海Ⅰ号”打交道，参与接收打捞局移交的247件文物。从1987年一直到现在总共经历了33年吧。“南海Ⅰ号”的各个勘探阶段和整体打捞，我都要下水，没有断过。下潜都会被记录，论次数我肯定是最多的。

　　于是，“南海Ⅰ号”在水下的位置我就非常清楚。虽然船捞走了，但我们还多次回访，使用磁力仪对遗址下层进行物探。以后这里仍有很重要的研究工作。

　　其实刚开始发掘时，并没想着要把这个船的考古工作持续那么久。“南海Ⅰ号”发现于我们国力尚不强大的时候，再加上海况也不理想，所以搁置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从定海做准备算起，这一离开，就是11年。

　　这期间，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在技术和经验上都在快速积累。考古人已能独立完成项目全部流程作业，尝试境外合作和远海勘探。所以那“离开的11年”其实可以理解为是有意识地将“南海Ⅰ号”藏了起来——自己能找到，但外人找不到也不想让人碰。队员们知道重归是早晚要做的事。终究，这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个“大家伙”。

　　时间胶囊

　　●2001年4月 重启调查。

　　●2002年3月至5月 打捞出4000余件文物。

　　●2001年至2004年 共进行8次物探调查和试掘。

　　第二个节点在跨入21世纪之际出现。

　　2001年，在香港商人陈来发先生捐助下，人们再次找到了这条船。新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南海Ⅰ号”保存的状况非常完整，大大超出了人们以往的想象。

　　在“离开的11年”间，考古队员已在中国沿海发掘了多艘沉船，没有哪条的完整程度可与“南海Ⅰ号”相比。还没有回到岸上，人们的想法已经超越了对载货庞大“数量”的关注，更关注起这艘船意味着多么庞大的“信息量”。

　　崔勇：

　　此时我们就很清楚：要做一个非常精细、非常完善的规划，才对得起这个古人用这么悲壮的方式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

　　通过这些年的发掘，我们对船体已经了解得非常深刻了。这是一条比较明显的“福船”，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在中国制造的。船料比如马尾松等都可采于东南沿海，又和泉州后渚港沉船非常接近。远洋贸易船是高度集中地体现当时科技水平的载体，因为要掌握很多知识：建造、航行、航线和贸易。人们在船上要生活数月，就要保障提有所有的生存元素。所以，一条远航大船就是一个最基础的生存单位和等级社会。我们认为“南海Ⅰ号”比单一的墓葬或者单一的遗址有更多的观察空间，可以被当作一个“时间胶囊”：它就是当时历史的横切面。反应了某一个时间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于是“南海Ⅰ号”在相关的文物、船体、社会关系、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古代信息，对于开展我国古代造船技术、海外航运、对外贸易中的物质文化交流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碰撞研究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时间胶囊”里能详细到什么样？现在，借助整体打捞带来的便捷优势，考古队员可以耐心进行精细发掘。测绘精度已能达到毫米级别。一些细小的信息都能放到“胶囊”中。比如有很多动植物遗存、古人的头发，船上生活的痕迹等等——他们甚至还能找到咸鸭蛋。这可比水下提取厉害多了。在浑浊的水下，细节都伴随着抽水过程被一清而光了。

　　但在当时，这一切还尚未出现。人们在想着创造某种方法，把“时间胶囊”变为现实。资金已不算难事，各种社会资源也开始对“南海Ⅰ号”充满青睐与好奇。只是好不容易等来的发掘机会又被自设的难题打断。既然11年光阴都能挨过，那再额外加上点动脑筋的工夫，大家都认为这点耐心当然值得。

　　两次浪漫到狂

　　●2003年11月 整体打捞概念性方案通过专家论证。

　　●2004年12月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奠基。

　　●2004年9月 广州打捞局进行整体打捞勘探。

　　●2007年4月至12月 “南海Ⅰ号”整体打捞。

　　●2007年12月28日 “南海Ⅰ号”进入博物馆。

　　1936年6月，安阳小屯殷墟发掘迎来过一次重要时刻。H127坑内密集甲骨堆积层被整体切割，运输到工作室内进行研究。现在来到殷墟，还能醒目地见到这个圆圆的、深深的窖穴，它已成为殷墟世界遗产著名的价值阐释地。考古学家李季先生曾称之：“明显居于整个发掘过程的最高点之一，它好像给我们一种远远超过其他的精神满足。”到了2003年，整天冥思苦想“南海Ⅰ号”的崔勇，突然被电视机中播放的这段画面吸引住了。第一个浪漫到狂的想法，一下子蹦了出来：“连船带泥带文物一起捞上来，怎样？”

　　这样的方式及规模，在世界水下考古史上找不到先例。浪漫的狂念有时也意味着异想天开。从2003年到2007年，为实现这个想法经历了从概念方案到细化方案再到施工方案，也开了多次专家论证会。最后在2005年，整体打捞方案才确定下来。

　　但在那时候，最终将“南海Ⅰ号”沉箱吊出水面、装载到“重任1601”驳船上的4000吨浮吊“华天龙”号，还没有造好。

　　邀请广州打捞局加入到计划中，也始自崔勇的主意。1989年他曾随打捞局最后一次去寻找莱茵堡号，出海26天，结下许多友谊。“南海Ⅰ号”此时的运气真是“顺风顺水”，当崔勇前去游说当年船上的打捞局代表时，对方已是广州打捞局的总工程师和副局长。

　　工程师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要做现场调查。崔勇保证还会全程陪同。2004年9月，广州打捞局调查船在沉船海床上钻探，开始确定“风玫瑰”“水玫瑰”（将风向、风速和流向、流速按大小方向标成数据图，直观就像一朵玫瑰花），测量回淤速率以计算抽泥量。

　　“华天龙”号将沉船整体打捞出水时的壮观场面。这也是“南海Ⅰ号”科考发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图片来源：广州打捞局网站）

　　2006年11月21日，“华天龙”号在上海振华港机公司正式移交给广州打捞局。这座当时亚洲最大的海上浮吊，“上岗”后首个任务就是去整体打捞“南海Ⅰ号”。

　　但这故事还没结束，浪漫的狂念一个接着一个……

　　崔勇：

　　整体打捞方案推进的同时，阳江要为沉船专门建一个博物馆。我们就同时做两件事情：一边是打捞方案的制定和打捞准备，一个是为这个船的安置准备。两件事要同步进行，而且不能相隔太久：打捞上来没有博物馆的话，沉船没地放；建好博物馆沉船打捞不上来，那责任也就更大，因为这个投入非常大。所以先建博物馆，然后再打捞，也是一个很冒险、很疯狂的行动啊。

　　但是从今天来看，这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值。

　　不靠打捞量博得眼球

　　●2007年至2013年 打捞后封存6年。

　　●2009、2011年 试掘。

　　●2009年12月24日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开馆。

　　●2013年11月 考古阶段开始。

　　菲律宾洋流来自东北方，将珠江口的泥沙冲得一律“右转”堆向西南，恰好盖住了沉没在那里的“南海Ⅰ号”。

　　淤积的泥沙厚达30米。这让考古队员心存暗喜：水越脏、泥越厚的地方，沉船被人为干扰的可能就越小，保存的文物信息就会越多。

　　2013年11月，真正意义上的发掘正式开始，人们终于能在博物馆的水晶宫内，静心实现“时间胶囊”的愿望。

　　本次采访是在2020年4月的最后一周完成的。崔勇还在阳江“南海Ⅰ号”现场忙来忙去，每天断断续续和我通话讨论。30年过去了，他依然健谈，但用词准确，少有废话。隔着电脑和电话，就能感觉到那种烂熟于胸的沉稳。

　　网上关于“南海Ⅰ号”的信息也是层层叠叠，但几乎都在不由自主地计算投入和产出能换算为多少金钱。整个发掘进程中，崔勇只是一批批、一代代人中的普通一员。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南海Ⅰ号”早已不用靠惊人的打捞量和比对那些小钱去博得世人的眼球了。

　　崔勇：

　　“南海Ⅰ号”在学术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很多瓷器、陶器底部都写有墨书，有文字标注。于是我可以精确到船是哪一年沉的。这一船18万件器物，都是包含同一个时代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在考古学上它具有标型器的作用。以后在别的地方发现其他瓷器不好断代的时候，就可以和“南海Ⅰ号”进行比对，那样可以把年代卡得很准。

　　同时，我们的发掘方法、保护方法，后期田野考古的精细发掘，都对整个水下考古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2007年至2013年，为了等待最佳发掘方案，“南海Ⅰ号”在模拟的海况中又封存了6年。2009年首次试掘，目的是评判打捞水平。结果发现船正正地放在了沉箱的中间，沉箱甚至都没有挨到船边。随后在2011年进行的第二次试掘却发现了难题：水晶宫的体量非常大，带水发掘时，水的过滤量将非常大，这就造成难以确保提供所需的能见度。于是人们又放缓了步伐，开始比对更多的方法。除了传统的水下发掘，人们还试验了“滩涂”方案和把水放到发掘需要的深度、露出空气的部分喷淋保水的“保水”方案。

　　考古队员在“南海Ⅰ号”上表现出的严谨，真的值得在考古发现成果之外，再获得一次“耐心奖”。

　　耐心的回报

　　这张照片拍摄于2020年4月26日。考古队员拍到了他们领队崔勇做现场评估的场景。在沉船的外围，已经进展到发掘外侧反斜面位置，此时支护要预防船向下和向外的移位。支架太疏带来风险，太密则会影响发掘。 邓嘉韶摄

　　●2019年 国家文物局宣布，“南海Ⅰ号”发掘文物已经达到了18万件。

　　2019年6月，考古队员清完船货，见到了“南海Ⅰ号”的船底。

　　崔勇：

　　把船货清理完了，意味着“南海Ⅰ号”又到了一个节点。2011年试掘，我们从平面上证明了打捞成功；到了2019年，我们看到船底也没有在施工中受到破坏，这从立体立面上也证实了成功。

　　这个时候的心情，真是欣慰呀。

　　此间的清理，用田野考古的发掘方式见证了沉船沉没下压到海水激荡冲击扰乱、海生物侵蚀、淤泥掩埋，再到意外发现、水下调查、发掘到最后打捞的整个过程，同时也为水下沉船考古甚至陆地田野考古发掘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对比借鉴和经验。

　　那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呢？

　　崔勇：

　　按照水下考古通常的方式，“南海Ⅰ号”进入考古后期的保护阶段。这个周期会很长，整个保护过程和对观众的展示可以同时进行。在成熟的方案下，我不担心以后的保护会出大问题，也不担心展示会出大问题。

　　“南海Ⅰ号”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水下考古项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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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Ⅰ号”的发现、调查、搁置、制订方案、打捞和科考发掘过程，发生在一个向上、进取、百舸争流的社会发展时期；同时，那又是一个信息进入碎片化流行的时代。人们谋求快速进步时，觊觎捷径，更容易抛弃坚守和坚持。“南海Ⅰ号”一代代人的共识、接棒，社会各种资源的合力，这时就凸显出可贵。积累和创造的过程非常漫长，创造者和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时常被世人忽略。但后人甚至今后的世界却不会忘却，或者绕不过去。

　　耐心成就了这一切。

　　延伸阅读 ———

　　为啥叫“南海Ⅰ号”

　　根据考古原则，一个遗址在发现后命名时，要包含地域和地名。“南海Ⅰ号”位于南海，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发现的第一条沉船。当时俞伟超先生特意将其命名为“南海Ⅰ号”。

　　其实也曾有个“南海Ⅱ号”

　　2007年，在“南海Ⅰ号”进行整体打捞同时，在广东汕头的南澳岛也发现了一条新沉船。受到“南海Ⅰ号”名气的带动，当时就开始叫出了“南海Ⅱ号”。后来经过讨论，觉得“南海Ⅰ号”这种命名方法，也就适合具体使用在这条南宋沉船上。新命名时应更加细化，标示出具体地名。所以“南海Ⅱ号”更改为“南澳Ⅰ号”。（记者 齐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