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项目签3遍，复工复产像表演？

警惕形式主义劳“企”伤财、误导决策

　　半月谈记者 王圣志 姜刚 董雪

　　为了显得热闹好看，一个项目签约仪式搞3遍；为了上级满意，复工复产率不顾实际，越高越好；为了表示重视，高调到企业搞现场办公，事后却啥都没办成……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为了给疫情影响下的经济纾困，有的地方实招不多，虚活不少，做一些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企业失望的蠢事，不仅浪费财政资金，耗费基层干部正常工作精力，更让企业疲于应付，甚至诱导攀比心理，滋生不实之风，误导各级政府决策。

　　表演式签约：企业不去怕被“穿小鞋”

　　“半年前就完成签约了，之后又参加的两次集中签约没有实际价值，只是走个形式。”高某（化名）所在的大型公司在中部省份的一个开发区设立了子公司。据他介绍，在开发区的组织下，这个项目先是在大数据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签了第二遍，一个星期后又在半导体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签了第三遍。

　　集中签约里的形式主义套路，让接受采访的不少企业负责人颇感无奈：不去签约，等于不给政府面子，怕被干部“穿小鞋”；若去签约，实在是费时费力。

　　“各地情况都差不多，企业上台去签个字，就可以闪人了，签的协议简单宽泛，没有能落实的内容。我实在搞不懂这有什么意义。”一个科技企业负责人说。

　　“一些项目名称包装上全球总部、全国基地等标签，显得高大上。但投资额是意向投资，虽然动辄几十亿元、上百亿元，但水分不小，跟落地的实际投资有差距。”一位多次举办集中签约仪式的开发区工作人员说。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此类签约现象愈演愈烈，不少地方争相表现“发展成果”，集中签约活动一波接着一波。有的城市上演了“签约秀”，几乎下辖每个区县都要办，短短半个月集中签约近10场。有的项目明明已经签约、开工了，却又要再“演”一次。

　　“疫后有个怪现象，原来签约过的项目又重新组织方案再签一次，各个地方你追我赶，显得一派欣欣向荣，但这是鼓舞士气还是蛊惑人心？”西南某省一位内部人士表示，有的项目去年已经开工了，此次疫情复工复产后又签约开工一次。不仅如此，有的项目省里集中签约后，县市区还得签约一次。

　　另一位基层工作人员所在的园区组织了13个招商小队，园区领导为了宣传造势，要求每个小队每年必须签一次。“每次都要硬着头皮麻烦企业，我也不好意思。有的企业不想参加，会委婉地说我们签过一次了，还要再签吗？”她说，“但只要我们坚持，企业也不敢拒绝，毕竟还要继续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

　　如此签约给企业造成困扰，还耗费了基层干部的精力，浪费了财政资金。工作人员提前半个月进入密集准备状态，联系各部门征集项目，做签约仪式方案，邀请领导和企业，光是讨论会就要开几场。一位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有一次，区政府为了让企业参加上级政府组织的签约仪式，代价是负责企业代表吃住行等“一条龙”的花销。

　　据一位经常为政府部门举办类似活动的人士介绍，一场活动需要花费十几万元至上百万元不等，其中包括高档酒店场地费、设备费、布置费等等，“一场二十万元的只是普通水平”。

　　表态说得好，就是没行动

　　除了反复签约、虚假繁荣外，劳“企”伤财的形式主义现象还有不少。复工复产率“注水”，也是经济发展中的形式主义。

　　东部某市一名市领导私下反映，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复产率一开始报80%多，看到别的地方报90%多，自己排名靠后了，不得不多报，后来报了99%。“正常时期的复工复产率也达不到这么多，为了不受批评，只能如此了。”

　　数据注水之下，有的企业从数据上看复工了，但是订单量不足，只得假复工，因为没有订单，越生产越亏损。这些虚假的繁荣，也可能对上级政府决策产生误导。

　　走访中，半月谈记者看到一些地方在落实上级政策时，“严格”履行了各项程序，做足了表面文章，看似完成了任务，但由于不接地气，与基层实际需求脱节，往往沦为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

　　“干部来了，但来了就了了。”这是一些企业反映的干部调研套路：对企业反映的问题，表面上积极响应，实际上没人解决。

　　大别山区一家科技企业是当地的明星企业。“省市县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来调研，我们的接待任务很重。”企业负责人说，每次领导都会倾听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但大都是空泛表态。“有一次，我向市领导反映30万元补贴未到位情况，他给科技局局长说一定要把补贴给到位，但后来由于几个部门协调不畅，补贴还是没拿到。”

　　融资难也是企业遇到的闹心事。有的地方举行各类银企对接会、座谈会，但往往是口号喊得响，表态说得好，就是没行动。“各级政府出台了鼓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一位企业董事长说，他和政府部门、银行反复沟通融资的事情，跑了不知多少趟，见了不知多少干部，但好政策仍是看得见、摸不着。

　　考核应调整，问责须跟进

　　走访中，业内专家和企业负责人表示，反复签约、复工注水背后是形式主义在作祟，一些领导干部为的不是企业，而是个人的面子和短期政绩，最终导致涉及的企业“劳心费神”，难题越积越多，涉及的政府部门在攀比心理之下，吹大经济泡沫，误导上级政府决策。

　　基层一些干部还反映，部分地方制造假签约、假复工，也是被上级部门不切实际的指标考核和乱问责逼出来的。有的地方不顾实际情况，给下级部门下达招商引资指标，完不成就问责；有的在疫情期间片面追求复工率，进行排名，而没有考虑不同类型企业的实际供需情况；有的上级部门下达的项目资金与基层需求脱节，只注重考察是否专款专用和是否符合程序，而不注重实际投入效果……

　　一位农业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政府部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应少些以我为主，多些换位思考，充分征求涉及行业企业意见，将实际效果作为政策执行好坏的衡量标准。

　　同时，要发挥多渠道监督作用，对明显存在政绩作假的党政机关加大依规依纪问责力度，起到震慑作用。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副研究员易鑫说，上级政府部门应以反复签约为例，对各地公布的签约项目，督促在规定时间规定流程内保质保量落地，对不能落地、延迟落地的要说明情况，对反复签约、弄虚作假的要严肃查处。（刊于《半月谈》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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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周楚卿